賈樟柯說：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讓我遭遇了年輕的「愛國者」。（圖片來源：自由亞洲電臺）
【看中國2020年1月12日訊】中國大陸著名導演、編劇賈樟柯自述，他在新片《海上傳奇》的加拿大多倫多放映會上，遇見了「年輕愛國賊」，其「愛國」言行讓賈樟柯驚得目瞪口呆。事後，他在網路發表了一篇文章，詳述了事情的經過：
《海上傳奇》放映之前，我早早出發去電影院。
一到電影院門口，就遇到幾位扛著攝影器材的同胞，他們是新華社的記者。一聊才知道，新華社在世界很多城市新建了記者站，現在增加了視頻報導想要打造成中國的CNN。軟實力需要洋僱員，新華社的報導組裡常常可以看到「老外」。
原來祖國經濟發展也讓老外競折腰，什麼能問什麼不能問這些洋僱員一清二楚，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每週也會參加新聞通氣會。他們的問題總在中國的影響力上打轉：你怎麼看待中國電影在世界的影響力？你認為西方觀眾為什麼熱愛中國文化？
說實話這樣的問題我每次都答不出來。
自己的工作被用來證明大國崛起，這實在是讓人難為情的事情。因為我知道，文化影響力不是拿錢到好萊塢辦個電影節，或者去各大影展辦辦××之夜、放放煙火就能解決的。
終於輪到我上臺，向觀眾介紹我的新片《海上傳奇》。
台下滿場，讓我心生得意，一半亞洲面孔，一半西方長相也呈現了多倫多的移民特點。
我講到，這是一個由私人講述構筑成的城市記憶，片中有很多採訪，我必須找到那些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聆聽他們生命經驗中的細節，才能理解歷史。因為對我來說，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抽象的。
這次大會安排給我的翻譯是一個原籍天津的女孩。她八歲出國，在加拿大長大。翻譯的中文口語非常熟練，只是我從小被學校訓練，習慣用書面語演講，這給她添了些麻煩。當我談到「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抽象的」時，她一時找不到恰當的措辭就翻譯成了「歷史是模糊的」。
這時候，戲劇性的一刻發生了——台下一位年齡不超過二十五歲的中國女生，突然站起來打斷我的發言，高聲說道：「翻譯在篡改導演的講話！」
劇場瞬間安靜下來，人們被這一幕搞懵了，都愣在那裡。那位中國女生突然用英文講起來，然後又把自己的話翻譯成中文，她說：導演說歷史是抽象的，而翻譯卻故意翻譯成歷史是模糊的。讓西方觀眾以為中國不重視歷史，什麼都是模糊的，這是別有用心地抹黑中國！
我愣在那裡，一下子沒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區別，因為同時我在想另一個問題，一個翻譯上的錯誤，是不是有必要上綱上線說成故意抹黑中國。
我一時想不明白，好在主持人換了話題問我，我開始繼續介紹電影。過了一會，當我從舞台上走下來的時候，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動地說：你的翻譯是不是臺灣人，看樣子應該是臺灣人，她在故意歪曲你的講話，她在抹黑中國，她應該是「台獨分子」。
我說：不，她是天津人。
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邊的新華社記者那裡，面對攝影機說：剛才那個翻譯歪曲導演的講話，她在西方人面前講中國人不尊敬歷史，中國的歷史是模糊的，你們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揭露出來。
我像局外人一樣，站在一邊看著這位女生。
她將個人、政府、國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為了虛無的面子，可以無視一切，這就是她的「愛國主義」嗎？
她的低齡也讓我吃驚，是什麼造就了一個生活在北美的中國女孩如此激烈的國家主義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國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讓我遭遇了年輕的「愛國者」。
晚上電影節放映《海上傳奇》，開演前進來一位九十多歲的上海老奶奶。
聽說她1949年離開上海後，再沒回去過。放映結束的時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輪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談。對電影，對上海她怎樣反應，我都無法承受。離開家六十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會跟我說些什麼呢？長久的分別，再次相遇的時候都會是一種尷尬。
意外的是有一位女生，二十歲左右怯生生的樣子，放映後她問：
導演，我想問你一個會讓你不愉快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拍這樣髒兮兮的上海，拍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給西方人看嗎？
我說：我在拍上海的某個側面，上海除了浦東、淮海路之外，還有蘇州河兩岸密集的工業區，還有南市那些狹小的弄堂，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上海就是這個樣子。
女生突然憤怒起來：那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我也憤怒起來：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短暫的沉默後，女生對我輕蔑地一笑，說道：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
我被她的話驚成了傻子，我突然發現了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邏輯。他們所謂的「愛國主義」就是基於那些虛幻的國家意識，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運，這其實是畸形的愛國主義。
脫離人本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怕的。
如果集體迴避我們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的文化沒有能力反映我們生存中的真實困境，未來會怎麼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