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風雨 這個黨把我從支持者整成反對者(上)(組圖)

共產黨把我從「左派」改造成「右派」(上)

2020-01-16 16:07 作者: 葉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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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鎮壓處決所謂「反革命」。(網絡圖片)

那時我幼稚無知,成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擁護者。可是六四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我對共產黨最後的迷夢……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說,對書中受壓迫、受欺凌的弱小者總是滿懷著同情;對貪官暴吏和仗勢欺人的惡霸土豪,總是充滿憎恨。到了讀高中時,我碰到了一位我極其尊敬的老師——著名生物學家朱冼先生。當時他因上海淪陷,回到老家臨海店前村;我就讀的回浦中學,也正好因避日機轟炸搬到店前村,於是他就成了我們的生物學教師。

朱先生留法時同李石曾、吳稚暉、巴金等,都接受了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一些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於是也成了安那其主義的信仰者了。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思考現實社會不公的原因,覺得社會制度必須改造。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宣傳「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那時我幼稚無知,認為共產主義似乎與我原先信仰的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頗為符合,因而受它的吸引,成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擁護者了。

於是我把共產黨和毛澤東看成中國的光明未來和希望。

我出身於三代書香門第,曾祖父在前清做過官,早死,到祖父時家道敗落了。父親小時在臺州六中讀了幾年書,因家貧,中途輟學了,就開小店從商。積累了點資金以後,他又開辦酒坊,兼營山區土特產,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來。他犯了一個當時無法預知的錯誤——買了些田地,於是在共產黨的土改運動中,就被劃為地主,並因此而喪了命。

當時我只是一個思想單純的書生,對共產黨其實一無所知。我既把共產黨看作中國的希望,當然把它想像成一個仁義的政黨,相信它所實行的政策,一定也是仁政。我在報上的宣傳中,在一些公開的土改政策文件中看到,土改的目的是解放農村生產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對地主本人,則是改造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只有極少數惡霸地主,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才予以處死。

因此我對土改抱著十分樂觀的幻想,怎麼也想不到父親會慘遭屠戮的下場。我以為,父親雖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還是經商的,按政策,是個工商業者兼地主。這比起單純進行封建剝削的地主來,罪行要小一些,懲罰也應輕一些,也許還可以保有經商的那份財產吧——真是幼稚無知得可笑!再說,他一生與人為善,沒有欺壓過任何人。因此我壓根兒也沒想到,一個推行社會正義的政黨,會把「惡霸」的罪名橫加到無辜者的身上。至於分田分地,或者強迫勞動改造,那也沒有什麼,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不能避免的陣痛,我應該支持。

可是我錯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來一次血腥的大屠殺。那時我家鄰近各村,幾乎「村村見紅」,不少地主之家,還是父子雙雙罹難的。我們鄰村的嶺下和葉嶴二村,就各有兩戶人家父子同時被殺;我們村有個地主與我父親同時被處死,還好他的兒子及早出逃,才倖免於難,但以後還是被抓,送新疆勞改了十幾年。回憶起這場大屠殺,我真不寒而慄。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結核,曾在家養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癒,當了中學教師,不然我一定也成為槍下之鬼了。

雖然我家慘遭此禍,我對共產黨的信仰仍沒有動搖。我相信報上公布的才是共產黨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層幹部文化、政治水平都太低,執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殺了無辜的好人。以後每看到運動中這些殘酷的現象,我也常常這樣解釋;我太相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了,總無法把這些暴行同它口頭宣傳的仁義的革命目標聯繫起來。再加上每次運動來時群眾表示的熱烈擁護,使我誤認為這是共產黨得民心之故。這種幼稚無知,使我長期迷誤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師範學院(大躍進時改名杭州大學,後又並入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書,那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接著又號召人們助黨整風,鼓勵群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中共反右運動,批鬥講真話提意見者。(網絡圖片)

各級領導大力發動鳴放,人們的顧慮逐漸打消了,座談會上有人開始發言了。領導對大家的批評,總是大加表揚,於是發言愈來愈熱烈,學生的大字報對黨員幹部提的意見更尖銳。

當鳴放正熱火朝天的時候,忽然《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令人驚得目瞪口呆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於是風向頃刻發生逆轉——助黨整風變成了反右派運動。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是各系的教授。我們中文系教授任銘善也在其列。

那時我對政治太無知了,根本想都沒想到這個運動會搞到我。我個性沉默寡言,座談會上極少發言,也沒有寫過大字報,所以心中坦然。可是一天,黨委副書記朱子英忽然走進了我的寢室。坐定之後,他開門見山,切入正題,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攤在我面前,指著說:

「這是你的朋友陳松泠轉來的信,你在信中的一些言論,是極端錯誤的。」

我一看,果然是不久前我寫給陳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劃了些紅槓子。原來我和他談起我校的鳴放情形,以及我對有些問題的看法。我談到肅反時學校黨委發動教師鬥「反革命分子」,可是最後卻查明不過是些早已交代過的歷史問題,並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但這場運動卻導致中文系一位張姓教師自殺,並嚴重地傷害了同事之間的感情。我還連帶談到蘇聯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認為在肅反問題上,我們也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

信中劃了紅槓的地方,就是這些句子。

但我寫這封信的本意,其實主要並非批評共產黨的錯誤,而是稱頌共產黨的偉大,稱頌這次整風運動。共產黨雖然過去犯過這些錯誤,但認識了錯誤後,就決心改正,這正是共產黨、毛主席偉大的地方。我還表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會走向幸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途是光明的。

一個思維正常、不帶偏見的人,誰都看得出這是信中的主題思想,十分明確。我指著信末這些熱情洋溢,真誠讚揚共產黨、毛主席的話,進行剖白和自辯。

朱子英對我的辯解不置可否,談了幾句就走了。

第二天就召開了一場對我的批判會,除了中文系全體教師外,別的系也派來了代表。會上的積極份子眾口一詞,都咬定我的言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雖然在信中極口讚揚共產黨和毛主席,但是對這些一心要置我於死地的打手們,無論怎樣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腳下;他們可以完全不顧邏輯,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在後臺的支持下,狂吠怒號,撲在獵物的身上亂撕亂咬。

對這場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的急劇轉變,我的思想怎麼也轉不過來。偉大領袖不是保證「言者無罪」,保證「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嗎?一國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言而無信?提意見的人是否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我不知道,至於我本人,自問確實是一片真心,沒有一絲一毫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

比起北京這個「首善之區」和四川、陝西等地來,浙江對右派的處理甚至可說是極其仁慈,極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為一般幹部,下放到蕭山一個生產隊裡勞動,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農民是淳樸善良的,雖然也知道他們的底細,但都把他們看作同志,態度親切,而不是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

可是,對我的處分卻不同:我是遣送回鄉監督勞動。我獲得這樣的處分,也是由於我的幼稚無知和輕信。

一位監管我的黨員「啟發」我:在系裡處理我的會上,我應該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思想向黨匯報,以表明自己的真誠悔過。我真是個傻瓜,果然老老實實地認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從不通到想通的過程一鍋子端出來。結果領導並沒有如這位黨員所說,把這看作是我真誠悔過的表現(也許這裡又埋藏著一個「陽謀」),反而把我的發言看成「猖狂反撲」,因而給了我從重的處分。

系領導在會上宣布對我的處分時說,本來他們並不打算這樣處分我的,但鑒於我的惡劣態度,他們要另作考慮了。推想起來,這些審判官們一定懷著險惡的心理:一個惡霸的兒子必定會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鄉,群眾會把對「惡霸」父親的仇恨發泄在兒子身上,夠我消受的。可是共產黨的悖逆的邏輯常常與現實相左:他們以為被處以極刑的人,一定是遭群眾痛恨的惡人,卻不會反省他們自己在濫殺無辜,殺的卻正是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親不但與人無怨無仇,而且做了許多好事,比如為人排難解紛,給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時他自學中醫,雖不以行醫為業,但常為村人義診,把不少人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農民是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親要被處死,企圖營救他,發動貧下中農在申請書上按指印,呼籲土改隊赦免他。當然,共產黨決不會傾聽這樣的呼聲的,它的政策就是要大殺地主。

這些情況,當然是我的審判官們始料不及的。他們沒有想到,對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勞改生活過得更輕鬆愉快。

我在家鄉監督勞動七年,除了三年飢荒時得了浮腫病,幾乎餓死外,我從沒有像在杭州學校裡那樣,受人歧視,受人欺凌和鬥爭。生活在淳樸的村人之間,我反而感到溫暖。特別是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顧我,覺得我不應受此不公正的處分。但當然也有個別共產黨的流氓幹部給我穿小鞋——不過同別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來,這些根本算不了什麼。

我於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時代開始了。校園裡到處是大字報,對老師們的某一句話無限上綱,亂扣帽子,有些觀點簡直荒唐透頂,十分可笑。運動迅速發展,許多人被批鬥,另一些人被戴高帽,掛牌遊行。我本人也掛過寫著「牛鬼蛇神」的大牌,關過牛棚。

我對這些現象感到迷惘,但此時我還沈迷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美夢裡,沒有覺醒過來。我還相信毛澤東是真正為了反修防修才發動這個運動的,至於「革命群眾」,我以為他們幼稚無知,做事走極端,其實是違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這場運動愈來愈失控了,特別是武鬥,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殺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時,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個幾十年來一直併肩戰鬥過來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內奸、工賊,真太難想像了。

直至林彪事件發生後,我才由懷疑到豁然大悟: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黨內的一場權力之爭。毛澤東的真實面目終於徹底暴露了。官方拿出來為毛澤東文過飾非的所有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自圓其說。偉大、英明、一貫正確、從無失誤的聖主明君,怎麼會這樣失察?怎麼會把林彪這樣陰險的奸臣,視為親密戰友、並在黨章上定為接班人?這位一生最忠於毛主席,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第二把手,又怎麼竟會變成要暗殺他如此崇拜的偉大領袖的敵人?過去在宣傳裡把他抬得這麼高,幾乎是完美無缺的人物,怎麼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一無是處的壞蛋?林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寫入歷史的戰功,也都一筆勾消了!——這是實事求是嗎?

無論毛手下的文痞們怎麼善於玩弄生花妙筆,鐵定的事實終究是抹煞不了的。謊言就是謊言,是騙不了人的。

於是我心中這座偉大的神像,從高處摔了下來,砸成一堆碎片了。

2009年4月27日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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