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毛澤東與「副統帥」林彪接見共軍官兵。（網絡圖片）
毛生前有天文數字的存款
2004年12月12日，在廣東省樂昌市我叔叔家翻閱舊報紙，我意外看見了一篇文章：《關於毛澤東稿酬的爭議》（廣州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老人報》2004年11月18日第6版），得知毛主席生前有天文數字的存款，2003年7月才解密的。我非常驚訝，難以置信。通過查閱大量資料，比如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黨史博採》雜誌（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河北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2004年第9期《毛澤東億萬稿酬處置內幕》、《黨史文苑》雜誌（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2004年第5期《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我終於確信：
毛主席在1976年的時候有大量私人存款，並且存款量超過了足以令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窮困的十億以上中國人目瞪口呆的7600萬元，其中7582萬餘元，是毛主席假公濟私、瞞天過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黨小組」名義開戶存放的，以「毛澤東」之名開戶存放的八九十萬元，不足毛主席全部私人存款的百分之一點二。
1976年九億中國人貧窮 毛私人存款驚人
毛主席在1976年就有超過7600多萬元私人存款，是非常驚人的，比之2006年、2007年的7600多億元私人財富，還要驚人得多，因為2006年、2007年有十億元以上財富的人家多了去了（2006年10月發布的胡潤百富榜顯示，原毛澤東統治區範圍出生成長的中國人，第一富人張茵有財富270億元；有財富10億元的陳忠孝、朱永興等44人，僅得並列第325位。2007年10月發布的胡潤百富榜顯示，有10億元財富的陳零越、朱永興等68人，只能並列排在第654位），而1976年的時候，毛主席統治下的九億多中國人中，有十萬元以上存款的人家恐怕只有毛主席一家。在非常貧窮而又仇視私人財富的毛澤東統治區，毛主席居然擁有那麼多私人存款，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也實在太驚人。
民國「小南京」 人均存款不到毛的一千萬分之一
鄙人家鄉廣東興寧，歷史上並不是閉塞窮困之地，而是富有經商傳統的文化之鄉。清朝末年，現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時，參加該會的興寧籍留學日本學生多達14人。中華民國政府時期，興寧被譽為「小南京」，外地則有「無興不成市」之說。1976年終，興寧縣有838322人，個人儲蓄存款餘額622.4萬元，全縣個人存款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百分之九，人均7.42元，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一千萬分之一。1976年興寧全縣農村信用社社員儲蓄154.9萬元，農村人口778114人，人均1.99元，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三千八百萬分之一（<1/38000000）。
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故鄉、毛主席死後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發源地安徽省鳳陽縣，1976年人口492764，個人儲蓄存款餘額124.9萬元，全縣個人存款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百分之一點七，人均2.53元，約等於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三千萬分之一。1976年鳳陽全縣農村儲蓄存款餘額22.9萬元，農村人口448515人，每人平均存款0.51元，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一億四千八百八十萬分之一（<1/148800000）。
元帥大將家鄉 人均存款不到毛的一千四百萬分之一
為了避免以偏概全，更公正地說明毛主席存款量的驚人，擴大範圍比一比。
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十大將（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粟裕、徐海東、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張雲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以及不在將帥之列的中共最高級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25人出生成長的家鄉，分屬現在的7個省2個直轄市22個縣（四川儀隴、樂至、南充、廣安，湖南湘潭、桑植、衡東、會同、永興、湘鄉、長沙、寧鄉，湖北黃岡、黃陂、麻城，山西五臺，廣東梅縣，海南文昌，江蘇淮安，重慶開縣、江津，上海青浦）。
我又到國家圖書館調閱了上述22個縣的縣志，發現其中9部縣志既有1976年的個人儲蓄數又有人口數，9縣合計7224608人，個人儲蓄存款餘額3751.1萬元。9個縣個人存款總量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一半，人均5.19元，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一千四百萬分之一。下面是這9個縣1976年的人口、個人儲蓄餘額數據：彭德懷、毛澤東家鄉湖南湘潭，人口937600，儲蓄餘額624萬元；劉伯承家鄉重慶開縣，人口1252080，儲蓄餘額239.3萬元；陳毅家鄉四川樂至，人口795401，儲蓄餘額382.3萬元；徐向前家鄉山西五臺，人口287256，儲蓄餘額499萬元；粟裕家鄉湖南會同，人口277162，儲蓄餘額100萬元；徐海東家鄉湖北黃陂，人口885686，儲蓄餘額610.5萬元；羅瑞卿家鄉四川南充，人口1268101，儲蓄餘額234萬元；劉少奇家鄉湖南寧鄉，人口1113555，儲蓄餘額538萬元；陳雲家鄉上海青浦，人口407767，儲蓄餘額524萬元。
朱德、周恩來、鄧小平家鄉的史誌，沒有1976年的儲蓄餘額數據，3縣人不能參加上述與毛主席比金錢的集體。三縣相近年份的數據為：朱德家鄉四川儀隴，1975年人口740171，儲蓄餘額161萬元；周恩來家鄉江蘇淮安，1978年人口1093589，儲蓄餘額453.8萬元；鄧小平家鄉四川廣安，1977年人口1215781，1975年儲蓄餘額421.63萬元。從上述數據，可以估算出三縣1976年人均儲蓄存款不足3.5元，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二千一百萬分之一。（人口按每年增加1%估算，1976年人口3023358；四川儀隴、廣安1976年儲蓄量，按1975年上升10%估算；江蘇淮安1976年儲蓄量，當作1976-1978兩年時間才上升10%進行估算。這樣估算的儲蓄量1053.44萬，只多不少。）
在1927年湖南秋收暴動之後，1949年進駐北京之前，毛澤東曾經長期住宿過的地方有三個：江西瑞金、陝西延安、河北平山。
由於在延安、平山史誌上找不到1976年的儲蓄餘額數據，我想讓三塊中共革命聖地人民聯合起來與毛主席直接比金錢，就比不成了。不過我可以告訴讀者：1976年，江西瑞金有408619人，個人儲蓄餘額292萬元，全縣個人存款不到毛主席個人存款的百分之四，人均7.15元，只有上升百分之六點三以後才能與毛主席個人存款的一千萬分之一打個平手。延安農民人均年度純收入，公社化至文革前45元，「文化大革命」時期52元；平山農民集體化以後1956年至1976年人均年度收入，最高68元，最低29元。延安農民的純收入，其實未必都是錢，也許是難以兌現的賬。參見本書1.3.2《延安農民的窮困令周總理震驚和愧疚》。
現在中國大陸各地都已經編纂、出版了現代版縣志，有心瞭解1976年前後當地人口數及個人儲蓄餘額的人，到當地圖書館去查閱本地史志即可。
毛鼓吹越窮越光榮 自己卻是超級特大富翁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就是當時最精闢、最形象的政治語言，高度概括地說明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如果想逃出奴在身的集體經濟制度和奴在心的社會思想環境，那是不允許的，也是不可能的。農民逃出毛主席創造的人民公社體制管束下的奴隸地位，可以種植、養殖致富自己，那是毛主席死了若干年後的事情。
在毛澤東時代這種越窮越光榮、越窮越革命、窮困至極的畸形社會主義社會，以大公無私著稱的無產領袖毛主席，實際上卻是絕密地擁有高出一千多萬人的私人存款聯合起來的超級特大富翁，實在太驚人。形象一點來比喻，毛主席就是毛澤東統治區裡如同大型食蟻獸站在億萬小小螞蟻中的驚人超級特大富翁，體型差別實在太大。
窮別人是好事 可不能窮毛主席及其身邊的人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公開發表演講反對改善人民生活：「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熱卡太多了，人就要長兩個腦袋四條腿了。」說窮是好事，是政治表演，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所在——越窮越要革命。
但是，讀者必須記住，窮別人是好事，可不能窮毛主席及其身邊的人、家裡的人，參見本書1.4《毛主席的富豪行為》、2.10《毛主席後輩的天堂生活》、2.11.1《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天堂生活》。如果從「越窮越要革命」反推回來，富翁毛主席早就不要革命了，他只是盡力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而已。舉例而言，1959年毛澤東人禍大飢荒已經顯現，但是毛主席不但打到了憂慮民間疾苦、反映民間疾苦的彭德懷等人，還開展了無中生有、禍國殃民的反右傾運動，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結果使毛澤東人禍進一步惡化，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飢荒。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