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軍政幹部死於「自己人」之手的，遠遠多於國民黨正面戰場死難人數。（網絡圖片）
2015年央視一套播出了馬列革命連續劇《鐵血紅安》，家鄉人（湖北省紅安縣）像過節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鄉親友打來的電話，囑我千萬莫要錯過收看《鐵血紅安》。
我實在理解不了家鄉人何以對這部連續劇那麼興奮？撇開有幾成真實性不說，單就「正能量定位」通過嚴格篩選宣傳出來的「革命事跡」，也找不出多少值得興奮自豪之處。
一個人口才48萬的山區小縣，為那場馬列革命就付出了14萬人的生命代價！這還只是我方的光榮烈士，國民政府那邊的死難人數還沒計算在內。那可是絕大多數青壯年啊！
悲劇的是：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戰場，也不是死於衛國戰爭，而是死於「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鬥。更為悲劇的是：那些革命幹部多數不是死在國民政府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手裡。
沒有解密的史料不說，只說紅安烈士陵園「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公開展示的資料。紀念館裡犧牲的紅軍軍政高幹，紅四軍軍長曾中生、鄺繼勛、鄂東北道委書記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肅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倖免於難。紅軍營以上的政工幹部，絕大多數也是死於自己的肅反。
1931年冬，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掀起整肅「改組派」、「AB團」、「第三黨」運動。團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被屠殺一空，6000多名紅軍官兵和紅色幹部身首異處。1931年冬鄂豫皖蘇區的紅四軍不到2萬人，這一下就殺掉了三分之一。
紅軍軍政幹部死於「自己人」之手的，遠遠多於國民黨正面戰場死難人數。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雖然倖免於難，但他的妻子程訓宣也被打為反革命，受盡酷刑之後，在肅反主刑場之一的紅安縣七里坪鎮王錫九村的黑窪被石頭砸死。被石頭砸死的紅軍幹部遠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難的六千名冤魂都沒有享受「子彈痛快」的好運，絕大多數都是用石頭砸死，鋤頭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種極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於國民政府刑場的公開槍決倒是一種高級享受。
我的大伯爺，老家第一支紅色武裝「戰鬥團」第一任團長，被國民政府押往當時的區政府所在地呂王鎮（劉華清故鄉）河灘槍決時，還能像「英雄」一樣慷慨激昂高呼口號：「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而被肅反的6000多名紅軍官兵是絕對沒條件高呼口號表演英雄氣概的，上刑場前嘴巴都經過特殊處理發不出聲。
紅軍在八字還沒一撇，隨時都可能全軍覆沒的逆境下，為何還要為敵復仇大規模屠殺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為了製造一種高度恐怖氣氛，讓活下來的人恐怖到喪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見，只能麻木被動地跟隨領頭人走。
極端恐怖才是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為紅四方面軍總司令，保衛局抓他的美麗妻子時正在前線和國民政府軍交戰。當保衛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須鎮壓時，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為妻子說一句公道話，居然贊成組織鎮壓他的妻子？
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怖！
接下來從道義方面分析那場革命：
紅安革命烈士紀念館裡陳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跡居然是親手殺害了自己的父親！他父親並非殺人放火坑矇拐騙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為害鄉鄰的西門慶、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產比鄉親略為多一點。
殺父歷來都是滔天大罪，連禽獸都不如！可禽獸不如的人居被譽為革命英雄？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我們今天還在革命紀念館裡慷慨激昂宣傳王秀松殺父的光榮事跡。
在馬列革命史中，殺父之罪遠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學教科書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殺害了自己的親叔叔。李立三身為黨的一把手，他老家的黨居然把他父親鎮壓了，他這個總書記居然連抗議也沒一個，默認了這種「英雄行為」。
一個六親不認殘殺至親的革命是什麼革命？這樣的革命能把中國推向何方？只要脖子上頂著個腦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頂的是尿壺。
可馬列中國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頂著個尿壺的人。
紅安在新世紀被列為紅色革命旅遊景點，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前來接受革命傳統教育。進入烈士紀念館的參觀者，看到王秀松殺父和張國燾血腥肅反的「光榮傳統」後，出來時本應心情沈重，然後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從此推動中國告別暴力革命的惡性循環。
令人痛心的是：絕大多數參觀者興高采烈的進去，紅光滿面地出來，很難看到一張表情凝重的臉。
有一個週末我有意識在烈士紀念館門口的石階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幾千名參觀者進進出出。幾乎都是唧唧喳喳進去，眉飛色舞出來，沒一個例外。
我們的民族已經喪失了反思的能力！喪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復始重複同樣的災難。
我們一邊在花費超軍費巨資「維穩」，一邊在大規模從事暴力革命傳統教育？一邊嚴防群體性事件，一邊鼓動人民聚眾鬧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靈依舊在中國上空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