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武漢市的一家醫院。（圖片來源：ALBERTO PIZZOLI/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3月31日訊】70歲的李爹爹在新冠重症隔離病房經歷過生死關，他沒想到，治癒回家後，還要忍受的被周圍人冷落和躲避的「自我隔離」生活。
1月26日，李爹爹住進湖北醫院隔離病房，一週之內和他同病房的兩個病友去世。前期醫療設備缺乏、醫生也不足，那兩位病人甚至都沒有怎麼搶救就去世了。一位病人在凌晨去世，遺體第二天早上才被殯儀館收斂。李爹爹和屍體在同一個病房住了一晚，熬到清晨，看到天亮，他感慨：只有活著的人才能感受到天亮的幸福。在他住院的二十天期間，所在的病區35張床位，他所知道的就死了7個人。
2月14日李爹爹治癒出院時，還沒有出院病人集中隔離政策，他先是自己在家隔離12天，然後又被叫到酒店集中隔離14天，核酸檢測陰性後才再次回到家的。但李爹爹依舊感受到周圍人對他的恐懼。他總共出過四次家門，第一次邁出家門，鄰居驚恐地扔下手中的塑料袋跑遠了；第二次出門問社區下沉幹部關於健康碼的問題，下沉幹部朝他擺手要他站遠點；第三次去小區門口領愛心菜，社區工作人員叫他不要出門，讓他老伴來取。第四次去醫院取藥，醫院保安讓他隔遠一點。即使在自家露天陽台上晒太陽，也被鄰居舉報，不要在公共空間出現。
「哪怕是已經治好的新冠病人，別人還是覺得我們身上帶著某種病毒，是不潔淨的。」對於一個新發傳染病，在對它的特性沒有充分瞭解，視為洪水猛獸，不要在言語行動上對他們毫不掩飾的歧視，「畢竟我們也是病毒的受害者」。李爹爹說，整個疫情期間他最感受到溫暖的是在醫院的隔離病房裡，外地援助醫療隊對他們這些病人的耐心照顧。
看到哈佛大學校長在通知學生撤離學校的郵件中寫到，「我們每個人都要懂得新冠病毒將考驗我們在危機時刻所顯示的超脫於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們的任務是在這個非我所願的複雜混沌的時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為，願我們與智慧和風度同行」，他說，如何對待新冠治癒者，考驗我們社會的文明程度。
重症監護室：我和屍體同病房睡了一晚
我是攝影愛好者，1月18日我和朋友到漢口一家書店看「永遠的非洲」主題攝影展，攝影展很受歡迎，看展的人擠人。當天晚上我開始發病，低燒37.3度，四肢乏力，肌肉酸疼，和我一起去的朋友當晚也出現發燒症狀。1月19日，我到醫院看病，做了血常規，白細胞異常，有病毒感染跡象。醫生告訴我，最近有很多這類發燒的病人，我的症狀不是很重，醫生給我開了一些藥，讓我在家休息。
在家呆了幾天，持續發燒，拉肚子，喘氣很嚴重。看到新冠肺炎的新聞，我覺得不對勁，想去醫院檢測下到底是什麼病。1月22日下午五點多，我到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發熱門診排隊掛號。那是紅會醫院成為新冠肺炎定點醫院的首診日，發熱病人像潮水一樣擠進本就不寬敞的門診大廳，像沙丁魚一樣密密麻麻，走道上也塞滿了打吊針的人。我做過質量安全監督員，我對醫療系統比較熟悉，我立即感覺到不對勁，在密閉的環境裡，各類病人擠在一起，很容易交叉感染。
病人明顯超出醫院承受的極限，醫生和病人都很疲憊，不耐煩的病人屢次和醫生發聲口角，抱怨等太長時間了，有的病人罵的話很難聽，有情緒激動的病人用手捶打分診臺和玻璃門。醫生也很絕望，醫院缺人手，醫生護士們大多連軸轉了十幾個小時沒有休息。3號診室有個男醫生熬不下去哭了，他跑到分診臺，我聽到他哭著說，「上級把任務扔給我們，其他什麼都不管，吃飯的問題、穿著防護服解手的問題都不好解決。」他說實在撐不住了，要求輪換班。但分診臺的人說，再撐一撐，還有這麼多病人，實在調不出人手來。
排了七個小時隊，晚上12點多，終於輪到我了。給我看病的醫生很疲憊，也許是盯著電腦屏幕太久了，他眼神很迷離，眼睛裡充滿血絲。我等了七個多小時，他只和我說了五分鐘。醫生告訴我，醫院沒有病房，給我開了點藥，要我回家休息。
看完病已經接近凌晨1點，路上車很少，我只得走回家。我平時跑步和游泳，走路大步流星，醫院到家裡大概五里路，平時走路半個小時，那天邊走邊喘，走走歇歇，走了一個小時多才到家。剛到家，武漢就發布了封城的消息。
在紅會醫院看病的經歷太糟心了，我在家躺了兩天，吃了退燒藥，發燒並沒有降下來，喘氣更加嚴重了。大年初一我躺在床上，發燒38.6，我感覺快不行了。1月26日，我老伴跟社區反映，社區幫我聯繫了醫院，但是社區沒有車，我自己慢慢走路挪到醫院的。在醫院拍了CT，CT顯示雙肺感染，有玻璃紋陰影。看到「磨玻璃」的字樣，我就知道我「中招」了。我懇請醫生收我住院，醫生說醫院床位已經住滿了，比我嚴重的病人都住不進去，給我做了登記，讓我回家等消息。
我知道如果我不立即住院，很可能過不了這個坎。我像瘋了一樣打電話，到處找關係求床位，反饋的結果都說醫院滿了，一床難求。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當天晚上我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說醫院要新開一層病區，要我趕緊去搶床位。我很幸運地在1月26日晚上住進了醫院的隔離病房。
隔離病房是臨時緊急改造的，改得很粗糙，走廊用鐵皮擋板隔開。我住的是重症監護病房，一個房間三張病床，用布帘子簡單隔開，病房裡搶救設備很少，不能做插管。
和我同病房的兩個病人，一個爹爹年紀比我大一點，73歲，住進來病情就很重，呼吸困難。1月29日凌晨一點多，我突然聞到一股惡臭味，我拉開帘子一看，那位72歲的爹爹面部僵硬，氧氣面罩已經被他拉下來，他眼睛很驚恐地看著我，手顫顫巍巍，使勁想握成拳頭，已經說不出話來，大小便失禁了。我再看他床頭的心電監護儀，線條快拉平了。
我趕緊按鈴叫護士，當時醫院很缺人手，隔離病房沒有護士值班，等了好一會兒，沒有人應答。我又跑出去用手錘隔離病房外的鐵門，依然沒有人應答。老爹爹在死亡邊緣掙扎，看得出來他很痛苦，戴著假牙，面部顯得有點猙獰。我就安慰他，不怕，不怕，醫生就要來了。老爹爹的兒子在澳大利亞，臨終時沒有一個親人陪在身邊，肯定很孤獨，很恐懼。我就不停陪著他說話，給他做臨終關懷，他握得很緊的拳頭慢慢鬆開了，人漸漸鬆弛下來。
大約過了三四十分鐘，護士才進來，心電監護儀顯示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護士跟醫生通了電話，報告了病人已經無生命體征，沒有任何搶救，撤下了心電監護儀。當時是凌晨二點多，叫不來殯儀館的車，護士用白布簡單的把病人遺體包好，擺在病床上。
同房另一個病床的人嚇壞了，他堅決要求換床。那天晚上就我和屍體呆在一個病房。我做工程安全監督員，屍體見得多了，但是和屍體呆在一個屋過夜，還是第一次。我倒不害怕，就是感覺有點不舒服。我把帘子拉上，用酒精消毒，把頭蒙上，就迷迷糊糊睡著了。第二天早上六點多醒來，看到窗外微光，終於天亮了。我當時給朋友發了一條信息，死去的人熬不到天亮，只有活著的人才能感受到天亮的幸福。
早上九點多，殯儀館的人來收斂屍體了。要消殺屍體，我就跟護士申請暫時迴避。我住的是重症監護室，沒有陽臺，護士讓我到隔壁有陽臺的病房去待一會兒。那個房間住的是輕症，他們很害怕我，不許我進去，「你太危險了，不能進來，不能進來。」在這個情況下，輕症的人還歧視重症的病人。護士幫我說話，我得以在那個病房的陽台上呆了一陣子。我記得那個病房當時反對我進去叫得最凶的人，過了幾天也病重了，死了。
我住的病房消殺完後，等我返回房間，就立即住進來兩個新病人。有一個病人是我的熟人，一米八幾的大個子，喘氣很厲害。他住進來兩三天後，有一天我從廁所回來，看到他趴在床上不動了，一隻腳搭在床架子上，沒穿襪子，像白紙一樣的顏色。我感覺不對勁，按鈴叫醫生。這一次護士來得很快，給他供氧。幾天後他還是走了。
一週之內，我親眼看到同病房的兩位病人去世。給我們治療的是廣州來援助的中醫院醫生，用中西醫結合治療。他們很敬業，對我們這些病人很耐心，但前期醫療物資缺乏，病房缺少搶救儀器，沒有插管，沒有ECMO，有時候都沒有什麼搶救的過程就死了。而且這個病發展得很快，就那麼兩三天，人就不行了。
我在重症監護室住了八天，這個病區是35張床位，我所知道的有7個人死亡。第一天住進來的時候，隔壁房間的一個老太婆死了，走得悄無聲息，親人不在旁邊。沒有人哭，沒有喊，周圍的人也很平靜，沒有人驚恐，沒有人說話，口罩下看不出表情。在這裡死亡是悄無聲息的。見太多了，當死亡是個大概率事情時，大家都麻木了。
生死關頭自救
我的病其實也進展很快，住進去第二天就很嚴重，持續高燒38度多，拉肚子，拉出來的東西像雞蛋清一樣。最難受的是憋氣，第三天，我去廁所，蹲下去突然感覺到胸部憋悶，像嗆水一樣窒息，腦子裡一片空白。我努力撐了幾分鐘，踉踉蹌蹌挪回病房，立即把我的情況告訴醫生。醫生給我調整了中藥，對我的呼吸調整很有好處。有些人反感中醫，但廣州來的中醫根據病人的情況個性化施治，對我比較有效，兩天後我的呼吸問題就得到改善。
我跟醫生護士的關係相處很好，有些病人不願意和醫生說話，有的病人甚至對醫生護士發脾氣。有一次，一位護士給隔壁床的病人打針，護士穿著防護服，打針不是很方便，第一次沒打准部位，那個病人就發脾氣罵護士，我就去勸說，護士很辛苦很不容易的。我喜歡和醫生護士交流我的病情，他們也很耐心。我總是感謝他們，「你們做得很好，我的身體有很大進步了，一定要鞏固成果。」這樣一個新的疾病應該怎麼治，大家都沒底，醫生護士也需要表揚，給他們信心。
最初幾天我胃口不是很好，但我知道，要想活命一定要吃，營養要跟上去。我就逼著自己吃，吃完了發給自己的那份，有時候旁邊病床的人不吃，我就把他的盒飯拿過來吃。但吃得太多，又缺少運動，也造成了一些問題。在疫情之前，我有糖耐量異常的基礎病，這是糖尿病的前奏。有一天半夜，我突然覺得渾身奇痒，我用手指去抓皮膚，使勁摳皮膚，皮膚都摳出很多血來，粘在被子上。摳了一個多小時，還是止不住痒，然後我就沒勁了，全身冰冷，尤其是胸口，像結冰一樣。我放棄了摳皮膚，放棄的那一剎那，人就鬆下來，大腦空了，身體空了，我有種幻覺，感覺自己要飄走了，是一種臨死前要解脫的感覺。
有一陣子我迷迷糊糊，突然想起來是不是某種酸中毒。因為我自己有糖耐量的基礎病，我也有意聽這方面的講座，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糖耐量異常引起的酸中毒。我立即掙紮著坐起來，從床頭櫃拿杯子，喝了一大杯水，身體就緩和一些了。我平時看醫生給病人做檢測，知道病房有一臺測血糖的儀器，我就自己去測了血糖，血糖指標28.9，正常人是6，這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我的血糖超出正常人很多倍，必須降血糖。我注意到平時醫生給病人降血糖，病房裡有降血糖的胰島素，我給自己打了十個單位的胰島素，然後又喝了一杯水，回到病床上躺著，身體漸漸舒緩。早上醫生來查房，我跟他講了我自救的經過，醫生給我測了血糖，降到了8.9，醫生誇獎我，自己把自己救過來了。
在重症監護室住了八天，我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症狀也緩解了，我換到了普通隔離病房。
我的一些朋友就沒有我這麼幸運，我所知道的和我同在攝影愛好群的就走了五個。1月19日他們一行八個人到江灘戶外拍照寫生，拍完後一起吃了飯，然後陸續發病了。和我關係比較好的一個攝影愛好者，今年才58歲，身體很好，他比我晚五天住進醫院，拖到重症了才住進漢口醫院。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息，他微信語音跟我說：「哥，我感覺快不行了。」第二天，有人告訴我，他死了。他身體比我還壯實，如果早幾天住進醫院，可能能挽救回來。去年我和他一起去南疆旅遊攝影寫生，歡樂的場景還歷歷在目，今年我們約了一起去海南攝影，但他不在了。
治癒只是煎熬的開始
住院期間，我做的後四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肺部吸收了，經過醫院專家組綜合審核，2月14日，我治癒出院了。我原來以為治好了病，生活可以回歸正常了，沒有想到後面還有漫長的被「隔離」的生活。
這個新發傳染病，人們還沒有完全認識清楚，醫生對很多問題還未有科學定論，大家對這個病還是恐慌，我自己也恐慌。首先不知道是否會有終生後遺症。我1.72高的個子，生病前體重將近160斤，現在130斤，體重降下來30斤，吃東西補，體重也上不去，腿瘦得兩根細棍子。呼吸不順暢，胸口總是隱隱作疼，動作幅度大一點，氣就會有點提不上來，氣管和喉嚨這個地方感覺被東西堵住了。晚上睡覺不踏實，容易被憋氣憋醒，很難深度睡眠。我和其他病友交流，不少人反映有這個問題，一個治癒的患者說，走路走快了就喘氣，要站住休息下才能繼續走路。我準備吃中藥調理順氣。
身體上的後遺症還不是最恐怖的，最大的是心理問題和社會問題。近來媒體陸續報導有治癒者復陽的問題，儘管復陽患者的比例很低，但我還是很害怕，擔心自己的病情是不是會反覆，會不會傳染給家人。還有人說，這個病可能會像乙肝一樣，終身攜帶，儘管科學家否定了這個消息，但大眾還是很恐懼。
我回到家後很小心，我老伴有呼吸道的老毛病，身體底子弱，千萬不能傳染她。出院已經一個多月了，中間又去隔離酒店集中隔離了14天，其他在家時間，我每天除了吃飯就一個人呆在自己的臥室裡，在家也是戴著口罩和手套，吃飯的時候我一個人獨自吃，上完洗手間，我會用84消毒，還有我摸過的門把手等地方我都會自己消毒。從生病開始，我就不讓女兒回家。
這個病很考驗人性，它把人們分開，即使是我的親兄弟姐妹對我也是有戒備的。我的親兄弟叮囑我，「你不要出去走動了，你的病還可能復發的。」他們本意是關心我，但我聽了還是有想法。最讓我難過的是我的親妹妹，妹妹比我小很多，往常我最疼愛她，兩家走動得很多，有好吃的我總惦記著她。但是自從我生病，她沒有問候過我一次，沒有給我打過一個電話，只跟我老伴通過一兩個電話。在我病重的時候，我老伴給她電話，哭著告訴她哥哥快不行了。我小妹妹立即說：「不要跟我說這個，不要說這個。」把電話挂了。她可能覺得這是一個很晦氣的事，這個傷了我的心。
親兄弟姐妹尚且如此，外人對我們這類病人更是有偏見。儘管我們已經治癒了，但別人依然看我像看到病毒一樣避而遠之。我原來是一個愛熱鬧的人，退休十年，生活安排得滿滿的，我參加了武漢最大的一個戶外群體，裡面有攝影群、游泳群、騎行群、戶外登山群。我生性樂觀開朗，什麼都玩，有很多朋友。那些微信群現在都冷清了，我曾經給朋友們發過微信，轉一些預防新冠病毒的科普帖子，沒有人回覆。但武漢有個治癒的人復陽後死亡的消息報導出來，不少人都把這個帖子轉給我，我自己已經看到這個帖子了，本來就害怕，還不斷被周圍人提醒，心裏更難過。我已經被我喜歡的社會隔離了，沒有人跟我交往，人們在語言上和行動上表達拒絕。在這個傳染病沒有百分百被人類攻克前，在疫苗沒有出來前，人們認為我們這類病人是危險的，治癒只是暫時的。
出院這一個多月，我總共出了四次家門。第一次是我的電動摩托放在家門外充電，我想出門拔充電托，我才剛打開家門，腿邁出家門一步，有個原來關係很好的住同一棟樓的鄰居，看到我扭頭就走，她好像看到不潔淨的東西，受了很大驚嚇，手中的塑料手提袋掉到地上也顧不上，一下子跑得遠遠的，像躲瘟疫一樣。那是我回家後第一次出家門，我是戴著口罩和手套的，看到她驚恐的眼神和躲得遠遠的背影，我覺得很受傷，關了門沒出去。
第二次是弄健康碼的問題。我出院大半個月了，手機上的健康碼還是紅色的，我問了病友有的人健康碼已經是綠色的，我就走到小區門口的工作人員那裡，想問問健康碼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從機關來的下沉幹部是個年輕的小夥子，見到我立即擺手說：「你別過來，站遠點，站遠點。」他覺得我像瘟神一樣，我自尊心受到很大打擊。
第三次是回家一個多月了，有人給小區捐愛心菜，在小區門口分發。那天我老伴沒在家，我想去領愛心菜，社區幹部看了我，立即說，「你不要來領，叫你家老伴來領。」大家對我的態度都是如洪水猛獸般唯恐避之不及。
即使是在自家的陽台上也不行。我家自帶了一個70多平米的涼臺，那是我往常休閑娛樂的地方，出太陽的時候，我跑到涼台上去晒太陽，想補補鈣。然後社區幹部就來跟我反映：有居民反映你到涼台上了，那是戶外空間，有人比較害怕，希望你以後不要上涼臺了。從此我再也不去那個涼臺，想晒太陽，我只能呆在自己的臥室裡，把雙腿放在窗台上。陽光透過窗戶照進屋子的一丁點可憐的陽光，對我已經是恩賜了，我把這叫「鐵窗」生活。
第四次是我回醫院去取藥，在收費的地方，那個工作人員對我態度很差，我稍微把脖子往前伸一點點，她就喊：「退回去，退回去。」給我找錢，她把錢丟得遠遠的，我要自己費勁才隔著擋板撈出來。在等藥期間，我想在靠近保安的一個座位上休息一下，保安立即讓我到離他更遠的座位上坐。
我覺得我們這類病人比愛滋病還讓人害怕，人們對愛滋病已經有所瞭解，要通過接觸傳播，而對於新冠病毒的飛沫傳播，還有傳說中的氣溶膠傳播，人們很恐慌，覺得我們走過的地方都帶著病毒，一路要消毒。
這個未知的傳染病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弄得很緊張。大家認識有差異，親兄弟、左鄰右舍、共同興趣愛好的朋友都疏遠了。大家害怕這個病，對我們有顧慮，我是理解的。我在公共場合也會盡量做好防護，不給別人帶來麻煩，但是我受不了別人毫不掩飾的偏見和嫌棄。現在存在一種隱性的鄙視鏈，全國人歧視湖北人，湖北人歧視武漢人，武漢人歧視生病的人，得非新冠的病人歧視新冠病人，新冠病人在鄙視鏈的最低端，哪怕是已經治好的新冠病人，別人還是嫌棄，覺得我們身上帶著某種病毒，是不潔淨的。
新冠病人真的很可憐，我們也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上這個病毒，在醫院經歷了生死掙扎，身體上、心理上都有創傷，治癒後還要面對社會的偏見。很多新冠病人出院後都很壓抑，我的一個病友跟我說，活著沒意思，還不如當初死在醫院好了，省了日後被人歧視。我原來是個很樂觀開朗的人，也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意出門，我現在變成了一顆「玻璃心」，我害怕別人的白眼。
這還是武漢封城期間我有限的接觸到的很少人，我已經感覺到了冷落，大家不接納我們這類治癒的新冠患者。我更害怕武漢解封，社會活動恢復，未知的冷漠讓我害怕。大家不希望看到我們，我就自己藏在家裡，自覺地遠離人群。這個病傳染性很高，我們坐過的地方別人不敢坐，我們走過的地方別人要消毒，我們給大家帶來麻煩和恐懼了。
有一天，我在微信公號文章中讀到哈佛大學校長在通知學生撤離學校的郵件，最後的一段話是這樣的：「我們每個人都要懂得新冠病毒將考驗我們在危機時刻所顯示的超脫於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們的任務是在這個非我所願的複雜混沌的時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為，願我們與智慧和風度同行。」我看到這段話眼眶就濕了，也希望社會能向新冠患者展示善意，人們加強自我防護、保持安全距離是應該的，但不要在行為上視我們為洪水猛獸，刻意迴避我們。我們身心已經受到傷害，希望我們的社會能走到一個成熟的文明的狀態，能坦然接納新冠治癒患者，能給我們寬容的環境，不要歧視我們，我們是同胞，不是敵人。
我今年70歲了，回顧我的一生，年輕的時候當過五年兵，在珍寶島一線做過戰地通訊員，退伍回來在農村做過大隊黨委委員，在縣裡做過團委書記，在市直機關做過宣傳幹事，在國企做過安全生產監督員，忙碌了一輩子。退休了，爬山、游水、攝影，日子過得很充實，本來以為會這樣安穩地走向人生末端，突然遇到新冠病毒，一片開朗的天地突然被攪亂了，很多美好的習以為常的事情再也回不去了。我也不會刻意去惋惜，人生的美好我已經品嚐過了，在2020年遭遇這麼一場災難，我在災難的風暴中心，與死神擦肩而過，這是命運的安排，我坦然接受，也使得我去思考一些更為深刻的東西。
我以前喜歡參加團體活動，今年我暫時不會參加團體活動。以前參加團體活動，我能給別人帶來知識，帶來快樂。在社會還沒有對我們這類人有正確認識和接納前，我不想給別人帶來不安。不能跟團體在一起，我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現在封城期間，我關在家裡看書，有時候興致來了，我會一個人唱歌。
等到武漢解封了，我想背上相機，獨自去採風。我喜歡自然環境，武漢有大江大湖，景色很壯美，我想拍東湖，遠山、櫻花、牡丹花、小鴨子、小鵝、早間的太陽、晨練的人們、嬉戲的兒童，我想暢快地呼吸，拍一切簡單美好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