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日，前排徐永昌（左一）和楊宣誠（第二排左二）代表中國政府參加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1945年9月2日，日本東京灣，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美國海軍「密蘇里」號戰列艦上舉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楊宣誠海軍中將等人，代表中國出席這一儀式。
出席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出席這一儀式的中國代表團，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楊宣誠海軍中將、朱世明中將、王之少將、李樹正上校、王丕承上校等六人。除了代表中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的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其他五人，現在很多人恐怕連名字都沒聽過。本文要介紹的就是代表團的二號人物楊宣誠，他雖然是海軍中將，但卻沒有在海軍中任職，由於他曾經留學日本，又擔任過駐日海軍武官，很熟悉日本情況，所以在抗戰期間擔任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情報廳）廳長，主要負責領導對日情報工作，是戰時中國軍事情報的掌門人。
在參加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中國代表團中，楊宣誠身穿海軍軍服，戴著大蓋帽，和穿著陸軍軍服，頭戴圓筒軍帽的其他代表區別很明顯，再加上他身高1米9，更是非常顯眼，在很多投降簽字儀式的歷史上照片上都能很容易地辨認出來。
中國政府代表團，身穿海軍軍服的楊宣誠（右二）和首席代表徐永昌（右一）上將。
在中國代表團中，楊宣誠身穿海軍軍服，頭戴大蓋帽，身高1米9，非常顯眼。
楊宣誠之所以能參加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一方面是他曾留學日本，又擔任過駐日大使館的武館，熟悉日本情況，而且精通英文、日文，深諳外交禮儀，更重要的是他從1939年1月到1943年3月擔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在國內軍令部二廳是各情報系統的最高領導單位，就連戴笠軍統在名義上也是二廳的下屬部門，有關對日情報都要向二廳匯報，而且楊宣誠的銓敘軍銜是海軍中將，也比戴笠的陸軍少將要高；在國際上楊宣誠在同盟國中享有盛名，被公認為對日情報第一人。
1943年3月，調任軍委會外事局局長。同年11月，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在開羅會議上表現出色。所以就是光憑藉這份在對日情報作戰上的赫赫功績，他也是完全有資格參加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中國軍事情報的掌門人
中國抗日軍事情報的掌門人楊宣誠。
楊宣誠，189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字樸園，原名楊宣德。1906年留學日本，1908年考入著名的江田島日本海軍兵學校，完成基礎學業後轉入日本海軍水雷學校。在日本期間和湖南同鄉黃一歐交情甚篤，並因此結識了黃一歐的父親黃興，受其影響加入興中會，後來又加入同盟會。
1911年，楊宣誠學成回國，在長江艦隊服役，恰逢武昌起義，就和艦上的革命黨人組織起義，溯江而上支援武漢。辛亥革命後擔任「楚泰」號槍炮官兼教練官，同時擔任援鄂艦隊參謀官。1912年被公派留學美國，進入南加州大學商學院深造。由於「二次革命」失敗，革命黨人公費留學生都被取消，楊宣誠被迫離開美國，但又不能回國，只好流亡日本。恰逢黃興在東京創辦政法學校，收容革命黨人，楊宣誠就擔任教授的通譯，得此機會側身名流學者之間，獲益良多。
1916年，楊宣誠回國。「九一八」事變後，經同鄉賀耀祖將軍推薦，楊宣誠出任駐日少將海軍武官。當時中日關係已經很緊張，但中國的對日情報，特別是軍事情報工作非常薄弱。楊宣誠深感任重道遠，他通過流利的日語以及廣泛的人脈資源，廣交日本社會各階層人士，精心策劃，積極活動，及時蒐集大量情報，他再根據不同來源的情報，互相印證，仔細分析，正確判斷，打下了對日情報業務的基礎，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
任滿回國後，蔣介石對楊宣誠的工作成績非常滿意，就讓他在廬山開辦武官訓練班，培養駐外武官人才。這個武官訓練班培養了不少優秀的駐外武官，戰時遍佈世界各國，為國家作出不少貢獻。楊宣誠還一度兼任陸軍大學海軍戰術教官，以其學術精湛，講解清晰，深得學員好評。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以參謀本部為基礎擴編成立大本營，楊宣誠在大本營第一部情報組處長兼任第五部對敵宣傳組組長。
1938年5月，國民政府大本營改組為軍事委員會，下轄軍政部、軍令部、軍訓部、政治部和後勤部。其中軍令部（作戰部，部長徐永昌）下轄三個廳：第一廳負責作戰；第二廳負責情報；第三廳負責總務及人事、會計和陸軍大學等。軍令部是對日作戰的最高指揮機構，負責戰略情報的軍令部第二廳，自然就成了抗戰期間軍事情報的最高領導機構。
第二廳下轄四個處：第一處主管對日情報；第二處主管國際情報；第三處主管國內情報；第四處主管電訊通信。二廳成立時既無人員，又無設備，因此根本無法在短時間裡開展工作，只得藉助外力，主要依靠的就是戴笠的調查統計局（軍統）。戴笠也乘機將大批軍統人員派入二廳，第三處處長鄭介民和第四處處長魏大銘都是來自軍統。
1939年1月，楊宣誠接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主持對日作戰軍事情報工作，成為中國軍事情報名副其實的掌門人。雖然從許可權上說，二廳是調查統計局（軍統）的上級主管單位，楊宣誠的資歷級別也比戴笠高，但楊宣誠深知戴笠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分量之重，從不與之爭鋒。
公認的對日情報第一人
楊宣誠被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公認為對日情報第一人。（以上皆為網絡圖片）
但是楊宣誠在官場上的老練只是一方面，他在和盟國之間對日情報交換中的表現更為搶眼，被同盟國公認為對日情報第一人。
楊宣誠在情報工作中的原則是組織嚴密，要求嚴格，作風嚴肅，分析精闢細緻，用人不分派系。因此，他主持的軍事情報工作，在同盟國之間享有很高的聲譽。例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軍令部二廳每週都要舉行一次盟軍軍事情報交流會議，會議上二廳常有精闢正確的情報分析報告，讓駐重慶的各同盟國武官及軍事代表都趨之如鶩。
1942年夏季，長江三大火爐之一的重慶酷熱難熬，辦公室又無空調，有些外國軍官為著涼爽，就穿便裝參加會議，結果受到楊宣誠的嚴厲批評，他還宣布「此乃盟軍正式的軍事會議，凡軍容不整者不得與會」。從此，各國軍官來二廳接洽公務，無不戎裝整齊。在重慶的同盟國軍官中流傳著這樣的話：「二廳的翹鬍子楊將軍是一位嚴肅認真的軍人，與他交往，一切禮儀千萬不可疏忽。」當然他們如此尊重楊宣誠，最主要還是因為二廳的情報對他們很有價值。
1941年下半年，國內對日軍下一步戰略是南進還是北進，議論紛紜，但大多都是迎合上級願望，認為日軍會北進，只有楊宣誠獨樹一幟，力排眾議，堅定認為日本必將南進。後來戰局發展果然如他所說，因此深得軍界同行欽佩。
領導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
珍珠港事變前，二廳的監測電臺接收到日軍一個新出現的電臺，距離很遠，電波微弱，不久就銷聲匿跡。經過破譯，發現這是日軍在太平洋地區海、空軍的聯繫。楊宣誠命令專門抽調一組監測臺日夜監視這一神秘電臺。珍珠港事件前夕，這個電臺又再次出現，頻繁與太平洋地區日軍聯繫，結合當時世界局勢的變化，楊宣誠判斷日本將在太平洋地區，很可能對美國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戰略據點有所動作。這個情報曾經通報給美國，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直到珍珠港事變件後，美國才意識到這份情報的價值，並很快瞭解到這是在楊宣誠的領導組織下獲得的，便對楊宣誠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羅斯福專門向蔣介石提出，要求中國派一位精通英文、日文的海軍軍事情報專家來美國，協調雙方的情報交流工作。當時中國方面接到這一請求，就知道羅斯福其實就想要是楊宣誠來美國。侍從室的林蔚為此還和楊宣誠開玩笑說：「羅斯福簡直是寄了你的照片來要人，就差沒說要有翹鬍子的了。」蔣介石深知楊宣誠在軍事情報方面的能力，最終沒有答應羅斯福的要求，而是派了以商震將軍為首的軍事代表團赴美。
日本攻下香港後，軍令部開會分析研究新加坡形勢時，有些人認為大英帝國在新加坡苦心經營近二十年，新加坡要塞為英國在東南亞的防禦樞紐，並且有最新型的戰艦「威爾斯親王」號，應該是固若金湯的。但楊宣誠卻認為：「新加坡要塞雖經英國多年建設，然而原設計過於偏重保東西航道暢通，對來自海上的攻擊，和防禦工事可云至善盡美，而忽略了，也沒有考慮會有來自馬來西亞方面的陸上攻擊，因而形成了薄弱地帶，造成有隙可乘。正如此次大戰中歐洲戰場上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前車之鑒，不可不重視。海上雖有『威爾斯親王』號新型巨艦協防，然英國空軍多集中在本土及歐洲，對東南亞形成空軍掩防弱點，故新型戰艦也不一定可恃。」最後他的結論是：「新加坡要塞難長期固守。」軍令部次長劉斐中將不以為然，甚至疾言歷色斥之為悲觀情緒。但不久，新加坡戰役開始，形勢發展完全如楊宣誠所分析的那樣，「威爾斯親王」號被日軍飛機擊沉，而新加坡要塞也被從馬來西亞方向進攻的日軍所攻陷。
此後，軍界對為楊宣誠的情報分析徹底折服。
開羅會議上的出色表現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首腦會議，中方代表團由18人組成，都是陸海空軍高級將領，楊宣誠以蔣介石軍事幕僚的身份擔任盟國軍事會議中國首席軍事代表。
在開羅會議上提出的《開羅宣言》草案中關於戰後日本應歸還中國領土部分：「……臺灣應歸還中國……」楊宣誠發現其中沒有提及澎湖列島，他立即找到外交部長王寵惠，提出應該加上。王寵惠認為「澎湖列島系臺灣的一部分，宣言中既巳說明臺灣歸還中國，澎湖自然已經包括在內。」
但楊宣誠認為：「當年馬關條約寫明割讓臺灣與澎湖，兩者並列，這是日本方面提出，當時我國代表李鴻章正如閣下所言，認為澎湖已包括在臺灣之內，不必再標明。但日方堅持，係恐我國臨時將澎湖劃出臺灣省，或將之並入福建省管轄。日方堅持要寫明澎湖，也因俄國曾出面要求割讓或租借，所以日本特別重視，現在如果在宣言中只寫為臺灣而不明確寫出澎湖，與馬關條約不符合，戰爭結束後，日方也可能以此為藉口不歸返澎湖。」
王寵惠這才恍然大悟，馬上通知美國在草案中加上「澎湖」。蔣介石後來回憶開羅宣言簽字過程也說：「我們對宣言草稿沒有更改一字，意見完全一致，僅加了『澎湖』而已。」王寵惠對楊宣誠的認真仔細，和博聞強記，印象極深，曾稱讚楊宣誠：「翹鬍子將軍多聞博識，並且一個字也不忽略。」
開羅會議中的軍事會議重點是反攻緬甸，這一計畫由東南亞盟軍擬訂，所以主要以英國方面意見為主。英國參謀總長布魯克、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海軍作戰部長金等盟軍高級將領都出席了會議。主持會議的是英國參謀總長布魯克，他把作戰計畫念了一遍，就打算通過。中國方面事先沒有見過這份資料，當然沒法提出意見。楊宣誠提出意見反對馬上通過，他指出這份計畫未曾事先送給中國代表團研究，建議先討論敵情，再作決定。他的意見被會議採納，於是布魯克宣布休會，在第二天再召開情報會議，由三國情報人員先研究敵情。
在次日的會議上，據英方估計，日軍在緬甸戰場，空軍飛機只有兩百架，陸軍五個師團、海軍只有一支小艦隊。英方代表堅持認為他們自己對敵情的判斷是正確的，而實際上他們對日軍兵力的判斷明顯過低。據英方估計為，日軍在緬甸戰場，空軍飛機只有兩百架，陸軍五個師團、海軍只有一支小艦隊。
楊宣誠以中國首席代表身份發言，指出英方過低估計了日軍實力，英軍代表不服。美軍代表曾經擔任過駐日陸軍武官，在日本時就和楊宣誠相識，知道楊宣誠歷來辦事認真，情報準確，就指出：「楊將軍是有名的日本通、軍事情報工作的老前輩，在戰前，軍事情報界都稱之為武官之父，應重視其意見。」英國軍代表則傲慢地說：「在這裡要講事實，不論資格。」
楊宣誠隨即指出：「日本在緬甸、暹羅（今泰國）、安南（今越南）的兵力，陸軍七個師團，反攻時可能增加到十個師團，空軍飛機現有三百架，反攻時可能加到五百架，海軍也可能相應增強。」英國代表認為這是誇大之辭，反問有何根據。楊宣誠指出：「這些判斷的根據是我們打下來的日本飛機中的地圖、資料，俘虜日軍的番號，飛機場數量與跑道的大小長短，被破譯的敵軍電報密件……等而得來的。」說罷就出示了相關證據資料。英軍代表瞠目結舌，啞口無言，轉而要求將這些資料帶走作為參考，楊宣誠不允。會後，英方多次懇求，楊宣誠才同意他們借去拍照複製。
情報會議之後的軍事會議上，楊宣誠提出要英國在反攻計畫中增加兩個師，英國代表一反日前倨傲不恭的態度，馬上應承下來。後來，在反攻緬甸時，日軍的兵力部署，果如楊宣誠所說。英國參謀本部第二廳克羅門少將特地致電楊宣誠致謝：「閣下以海軍將領身份，不謹對海軍情報正確掌握，並對陸軍、空軍方面，全局情況瞭如指掌，使吾人敬佩不已……」
最終楊宣誠在《開羅宣言》的軍事文件上代表中國海軍簽字，同時陸軍商震上將和空軍周至柔中將則分別代表陸軍和空軍簽字。
淡泊的晚年生活
楊宣誠軍事情報工作的成績有目共睹，不但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二號人物出席日本投降簽字儀式，而且獲得了很多勛章，除了國民政府授予他雲麾勛章、寳鼎勛章，美國、英國、法國政府也都授予他勛章。
美國政府在1945年11月8日授予他司令級功勛勛章的授勛文件中稱：「這是為了中國海軍中將楊宣誠在中國以軍事情報首腦身份所做出的優越功勛而授予的司令級功勛勛章，楊將軍在協同盟軍作戰過程中，給予盟軍許多卓越貢獻，並給美國政府與軍隊大力協助，是我們深為感謝和難以忘懷的。」
抗戰勝利後，楊宣誠曾任北平市秘書長。1948年擔任臺灣省政府顧問。1949年元旦，他寫下「長樂永康」以示心意，隨後便退隱回家，不再過問世事，以「在亂世可為伯夷叔齊，在治時不能為王順長息」自勉。
1962年3月23日，楊宣誠病逝於臺北，享年七十三歲。由於他晚年淡泊低調，因此逐漸淡出世人的視線。七十多年後，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在抗戰中的功績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