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智囊高尚全寫給蘇東波的親筆信。（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0年8月31日訊】今年2月24日，中共第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因為中共病毒疫情決定推遲以往在3月初舉行的「兩會」（政協和人大）。
一週後，3月2日，《財經會議諮詢》網發表了中共智囊高尚全的一封親筆信「改革兩會開會方式的四點建議」。信中有句驚人之語。高尚全寫到：「這次人大常委會從去年12月28日開始到2月24日討論如期召開還是延期召開，總共用了55天，經過冗長的法律程序和繁瑣的法律手續。」
原來，早在去年12月28日，當局就在開始討論兩會如期召開還是延期召開了！高尚全這封信沒有明說到底是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以至於當局要討論兩會是否延期召開；但這封信既然是在當局宣布因疫情推遲召開兩會的決定後寫的併發表的，因此，高尚全實際上是暗示就是疫情。這就是說，至遲在去年12月28日，當局就知道疫情了，而且知道疫情有可能非常嚴重，甚至嚴重到今年三月的兩會都有可能無法如期召開。
高尚全何許人也？高尚全是前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多次參加中共黨中央、國務院重要政策和體制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25日日高尚全針對當前全國疫情給其原部下蘇東波寫了四點建議。蘇東波則於次日給高尚全回了信。《財經會議諮詢》全文刊登了高尚全和蘇東波的來往信件，並附有高尚全親筆信的照相版。
高尚全和蘇東波來往信件在《財經會議諮詢》上發表後，旋即被國內和海外很多網站轉載，引起關注。高尚全是體制內高級官員兼知名人士，信的內容又很敏感。如果是假的，早就有人出來闢謠了；這封親筆信也一直沒有被刪除，可見是真的。
兩會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自1985年起，35年來，兩會總是在每年的三月召開。這已經成為慣例。因此，除非發生了特別重大的事件，兩會是不會考慮延期召開的。另外，盡人皆知，中國的兩會只是橡皮圖章，並不像它宣稱的那麼重要；今年的兩會又不是換屆，不涉及權力再分配，因此更不重要。但兩會是門面是臉面，如果不能如期召開，其政治影響非同小可。再說，召開兩會這事很簡單，無非是五千多個代表聚集北京人民大會堂。如此說來，黨內的矛盾、經濟下滑、貿易戰、台海局勢南海局勢，等等，都不會構成兩會延期的原因。在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之後，構成兩會可能延期的原因，也就只有新冠疫情這件事了；因為一旦疫情失控，大面積擴散，就必須限制人員流動，限制人群聚集，尤其是在封閉空間的大規模聚集。這樣，北京的兩會就開不成了。
當局從去年12月28日就開始討論兩會是否延期召開，這說明出現了意外的突發性事件；之所以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延期還是不延期，說明當局對這件事的認知有限，對這件事會如何發展沒有把握：它可能會非常嚴重，以至於不能如期召開兩會，但也可能不那麼嚴重，不妨礙兩會如期召開。這件事不是新冠疫情還會是什麼呢？
由此我們引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當局知道疫情的時間比我們原來以為的還要早。我們原來以為，當局是在去年12月31日知道疫情的，根據是《人民日報》在12月31日發布了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的報導。現在我們發現，當局早在12月28日就因為疫情問題開始討論兩會是否延期召開，可見，當局至遲在12月28日就知道疫情了，比我們原來以為的至少要早3天。
《國際衛生條例》規定，締約國如果發現本國出現了有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在24小時內向世衛組織報告。中國政府至遲在去年12月28日就已經知道了疫情，並且評估有可能大面積擴散，以至於連北京3月的兩會都有可能無法如期召開，可是直到1月3日才向世衛組織報告，這中間相隔遠遠不是24小時，而是6個或7個24小時。
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張繼先醫生，被當局譽為「疫情上報第一人」。按照官媒的報導，張繼先在12月26日、27日查出了4個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12月27日，她把這4個人的情況向分管副院長夏文廣、醫院院感辦和醫務部作了匯報，醫院立即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
然而，既然當局在12月28日就因為疫情一事開始討論兩會是否延期，那麼張繼先這個「疫情上報第一人」就名不副實了。因為按照官媒報導，張繼先是在27日把疫情上報醫院，醫院則立即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很難想像，當局僅僅憑著武漢一家醫院上報的區區四個病例就如臨大敵，就馬上開始討論兩會是否延期。我們有理由推斷，必定還有人，不晚於或早於張繼先，向北京上報了他們瞭解的疫情。當局在後來把張繼先樹為「疫情上報第一人」，不是在向公眾報導事實而是在掩蓋真相，掩蓋疫情早就被發現、早就有人上報中央、當局早就知道疫情等真相。
8月17日《華爾街日報》發表深度調查「為阻止新冠一類大流行而建立的中國疾控中心，在最應該發揮作用的時候卻卡了殼」(China’s CDC,Built to Stop Pandemics Like Covid,Stumbled When It Mattered Mos）。文章寫到：中國疾控中心並沒有在12月初發現疫情。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是在12月30日晚睡覺前才從網上得知武漢出現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立刻打電話給武漢疾病控制辦公室的主任，後者證實了這樣的疫情，並且向高福透露，至少從12月1日開始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了25個疑似病例。
根據這篇報導，武漢疾病控制辦公室主任透露，至少從12月1日開始到目前（12月30日）已經有了25個疑似病例。由此可證，張繼先確實算不上「疫情上報第一人」，有人比她更早就上報了。
正如《華爾街日報》文章所說，中國疾控中心有一個覆蓋全國的網路直報系統，由病毒學家、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領導，任何地方的一線醫生發現了某種疫情，按規定就應該立刻通過網路直報系統上報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高福身為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按說是應該最先獲得疫情的信息的，但高福卻是在12月30日晚瀏覽網路才從網上得知疫情的消息（這事高福講過很多次，應該是確實的）。這就是說，武漢地區的一線醫生並沒有循規定將疫情通過網路直報系統上報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事實上，有關張繼先上報疫情的官方報導也只是說張繼先所在的醫院「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沒說上報給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這不可能是記者的疏漏。這實際上是告訴我們，一線醫生並沒有循規定上報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他們只是上報給武漢市江漢區的疾病控制辦公室，而江漢區的疾病控制辦公室並沒有立即上報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如果他們上報給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了，報導必定會提及，高福就不會不知道了）。然而，從當局在12月28日就開始討論兩會是否延期召開這件事可知，當局至遲早在12月28日就知道疫情了。換句話，高福還不知道呢，中央就知道了。這難道不很奇怪嗎？
這說明，在疫情初期，武漢地區的有關人員，沒有使用網路直報系統上報北京的中國疾控中心。但是，武漢地區的有關人員並不是如《華爾街日報》深度調查所說的那樣向中央封鎖消息隱瞞疫情，他們還是比較及時地向中央上報了，所以才會有當局從12月28日就開始討論兩會是否延期召開。只不過他們沒有使用規定的渠道，而是繞過中國疾控中心，使用了另一條渠道上報中央。
按照《華爾街日報》文章，中國疾控中心為遏制流行病而設，本來是有能力阻止新冠疫情的流行，但是在新冠爆發的關鍵時刻卻卡了殼，其系統未能按照預期運轉，地方官員對中央隱瞞信息，未能將疫情及時上報中央，致使中央未能及時採取措施，到頭來導致了疫情的大流行，造成了大災難。
《華爾街日報》文章說，中國本來是有能力阻止疫情的流行的。這是對的。文章還說，在新冠疫情爆發的關鍵時刻，中國疾控中心系統卻未能按照預期運轉。這也是對的。但是文章認為是地方官員對中央隱瞞信息，未將疫情及時上報，致使當局未能及時採取措施，這就不對了。事實是，一線醫生或地方官員還是比較及時地將疫情上報中央的，只不過他們沒有使用疾控中心的系統，而是使用了另一種渠道。因此，導致疫情大流行並造成巨大災難的原因，不在於當局未能及時地掌握疫情的信息，而是當局及時地掌握了疫情的信息但沒有及時地採取相應的措施。《華爾街日報》把責任歸咎於地方官員，有為中共當局、為習近平開脫罪責之嫌。我們必須指出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