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土改，搶劫地主土地並槍殺地主。（網絡圖片）
以1949年為界，中國大陸習慣了將1949年以前稱之為「解放前」，1949年以後稱之為「解放後」。但我討厭「解放」這個詞，誰解放誰呀？這個詞，即使是針對當時中國廣大的窮苦農民乃至工人也一樣，純屬精神忽悠。我們不是哭著喊著還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麼，但八十年代國門一開，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來全在中國大陸！所以，「解放」什麼呀，我看最要緊的還是「解放」我們自己吧，先從言論自由開始。
1949年～1950年 土改公然搶劫
鄒健東先生攝於1949年南京市民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照片，說實話，我看了很恐怖，領袖崇拜從執政的第一年就大面積開始了。
1950年6月30日，毛澤東頒布命令，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這個土改法規定，土改的根本目的就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其總路線與總政策則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其過程則分為發動群眾、劃分成分、沒收和分配土地、總結複查等幾個階段。
事實上，「剝削」這個詞用在所謂的「地主」身上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主家的土地與財產既不是大風刮來的、也不是「剝削」來的，而是憑藉自己的頭腦智慧和辛勤汗水逐步積累起來的，亦如今日的私營農場主。
以毛澤東的家庭狀況為例，他的家庭成分即使是富農，其土地與財產的發展和積累狀況，也基本與地主是一樣的。1936年他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介紹說「我父親是個貧農，年輕時因負債纍纍，被迫去當兵，一當就是好多年，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這個小村子，靠做小買賣和其他營生，省吃儉用攢了一些錢，贖回了他的地……於是，我家有十五畝地，成了中農，每年可打六十擔稻穀，全家五口人每年糧食共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剩餘二十五擔，我父親用這些節餘又籌集了一些資金，又置買了七畝田，這樣家境就達到了富農的地位」云云，難道地主家的土地和財產不是這樣積累成的麼？怎麼就成了「剝削」呢？
土改運動，將地主幾代人辛苦積累的土地和財產強制性地加以沒收、然後分給原本沒有土地和財產的貧農和雇農，這無異於公然搶劫。另外，貧農與雇農即使分到了土地，實際也只有「耕種權」，並無主宰土地的所有權。換言之，分到土地的貧農和雇農誤以為自己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實際只有下地幹活「勞動」的義務，因那土地只屬於執政的政權，根本不屬於貧雇農。執政者無非是忽悠、唆使、利用貧雇農，借貧雇農之手，把地主私人的土地和財產收歸「國有」。這是卑鄙的陽謀，是用不著加引號的流氓行徑！什麼時候才能對此事進行認真的清算？
1951年「抗美援朝」損人不利己
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死傷慘重。（圖片來源：美國國家檔案館）
1951年，中國出兵朝鮮半島，幫助金日成建立北韓，轟轟烈烈的所謂「抗美援朝」全面開始。但那時，中國內戰剛剛結束，國力異常虛弱，根本沒錢打仗，援朝軍隊飛機大炮緊缺。於是，6月1日，執政黨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的名義發動全國民眾，為援朝戰爭捐獻飛機大炮，口號則是合轍押韻的「捐獻飛機大炮／打敗美國強盜」，且規定不分城鄉、階層和信仰，進行充分的宣傳和細緻的組織工作。
呵呵，其實絕大多數窮百姓是沒錢可捐的，只能象徵性地表表姿態；捐款針對的主要是富人（地主／資本家／演藝界高收入的明星等），輿論宣傳一起來，有錢人不捐恐怕也不行了，否則執政黨一招呼，窮人們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你淹死，這就是輿論宣傳的厲害，有錢人若貓了個咪的，日後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
是年6月7日，「總會」定出了捐獻的具體辦法，所有捐獻，一律按人民幣計算，委託各地人民銀行代收。幷開列出人民幣15億元為戰鬥機1架，50億元為轟炸機1架，25億元為坦克1輛，9億元為大炮1門。捐獻運動至1952年5月31日結束，共收到捐款5565億元，折合戰鬥機為3710架。
令人悲哀的是，中國人民的「抗美援朝」不僅使逾90萬志願軍年輕的生命長眠在異國他鄉（美軍折兵5萬，呵呵，不知誰是真正的勝利方），同時也為朝鮮半島扶植起一個至今獨裁專制、乃至封建皇權世襲制的國家，這種損人不利己的事，幹的還少麼？
1952年 五反運動
1952年五反運動期間，上海資本家向五反委員會遞交坦白書。
「三反」運動是1951年開始的，主要指「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針對的基本也是黨內及各級政府的一些貪污腐化的幹部及相關人員（諸如被拉出去槍斃了的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而「五反」運動就不同了，於1952年開始後，主要針對的是城市「資本家」；內容則包括「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為什麼會包括這些內容呢？經歷過的人恐怕皆明白，那時，執政黨（或曰執政府）曾強制攤派給各行業的資本家私營企業許多「加工訂貨」，且付費很低，無異於「霸王餐」，而資本家們則賠本賺吆喝，有苦不敢言。
許多私營資本家為減少企業的虧損，便想方設法與執政黨的具體督辦人員接觸，抱希望於通融。有些資本家還私下組織了諸如「星四聚餐會」之類的企業家沙龍，常聚在一起聊天，議論一下企業如何減少虧損以及如何對應執政黨「霸王訂貨」的一些合理辦法。這，於是就成了「五反」運動需要打擊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了。執政黨打擊什麼呀？打擊的就是不順從、不聽話的私營企業家，不論人家有無道理，只要乍刺兒，一律拿下。當年重慶市公安局便奉命逮捕了以高功懋、聞人傑、周英伯、劉雨三、李杭等人為主要成員的「星四聚餐會」的企業家，而其他諸如「星五聚餐會／星六聚餐會／十一廠聯絡處」等企業家沙龍性質的聚會也被蠻橫取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