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日，北京火車站前的一處標語牌。（圖片來源：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0年10月6日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75屆聯合國大會再次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口號之後，官方媒體也跟著大量炒作。但是，這並不能避免這個聽起來冠冕堂皇的高大上口號被一些國家所拒絕。
9月28日，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播出了一段微視頻，題為「和合共生、命運同舟」。視頻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回答時代之問」；「照亮未來之路」；並「彰顯中國之智」。
新華社的視頻還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曾四次被納入聯合國的相關決議，甚至這個理念也被2018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採納。視頻想以此證明，「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斷贏得世界的共鳴」。
「人類命運共同體」遭「五眼」聯盟和印度反對
然而，新華社的報導沒有提及的是，在本屆聯大9月21日通過的《紀念聯合國成立75週年宣言》中，由於幾個國家的反對，最初出現在決議草案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字樣在最後的版本中被替換。
6月底，「五眼聯盟」的五個國家--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印度一起反對把「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共語言」。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今世和後代的共同未來」。
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韻對美國之音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次被拒顯示，西方對中國越來越警覺。
她說：「過去幾年中，‘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納入聯合國的決議，有一個成分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在擴大，這引起了西方的猜疑和關注。中國在未來再想把自己的一些理念，把它塑造成一個全球都接受的理念，這個難度會越來越大。」
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遭遇阻力，中國在聯合國的其他行為，例如，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的人權概念，以及爭奪聯合國以及國際機構的領導權的努力，最近遭到越來越多的抵制。
中國學者王義桅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遭遇越來越多的困境是因為中國沒有跟世界解釋清楚，只是「偷偷摸摸塞進去，聯合國通過」。
「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初是習近平2013年提出的。後來，他在眾多中國國內和國際場合一次次提出了這個理念，並將此標榜為中國為世界未來的新秩序提供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中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開放包容、是互惠平等的。習近平後來也頻頻以「天下大同」，「天下一家」來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他還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符合中華民族歷來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國人懷柔遠人、和諧萬邦的天下觀」。
但是，對西方學者來說，中國的「天下觀」，不過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秩序，這也意味著顛覆二戰之後建立的現有的國際秩序。
「人類命運共同體」--朝貢體制和等級秩序
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納德吉．羅蘭（Nadege Rolland）9月23日在國家亞洲局舉辦的關於「中國眼中的世界秩序」的視頻會議上說，中國並不企圖馬上推翻現行世界秩序，或者企圖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中國現在主要尋求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影響力，而「一帶一路」則是實現這種秩序的重要工具。
中國政府對此其實也毫不諱言。他們說：「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
但是，羅蘭說：「中國是最大的、最強、也是最有力量的國家，其他國家則是較小和較弱的國家，它們圍繞著中國運轉。控制不是直接的，不一定是通過征服、軍事佔領、變更領導人或是派代理人去這些國家或是地區來進行的。它是鬆散的，是一種寬鬆的控制，主要是通過這種實力的不對稱，以及中國自身的經濟影響力與小國之間的依存關係來進行的。我認為，這是中華帝國與附庸國之間互動的21世紀的翻版。」
她說，過去，那些附庸國的領導人通過與中國皇帝的關係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合法性，而現在，一些威權國家政府也是通過與中國建立關係來尋求自己的合法性，讓自己不被國際社會孤立。她說，柬埔寨與中國的關係正是這樣的。
不過，羅蘭在報告中寫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華麗言辭的背後，是中國按耐不住的想要行使不受挑戰的權力的渴望。這實質上意味著削弱和取代美國霸權，並最終用中共自己的霸權來取代美國霸權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價值觀」。
「大國擔當」和「大國外交」滲透出的大國沙文主義
史汀生中心的孫韻認為，中國現在外交語匯中的「大國風範、大國引領、大國擔當、大國外交」的說法和心態，其實與中國歷史上最高光的漢唐時期中國人的「天朝上國」的心態並無不同，顯示了自己在文化和文明上的優越感。
她說：「我是一個中央大國，其他都是蠻夷。我要通過我中央大國的風範，通過我的能力，來幫助這些蠻夷的地區實現智化，實現對他們的教化，把他們都教育成像我們一樣的文明人。這在中國幾千年的基因裡是存在的。」
她說，這樣的基因很難不影響到中國現代的外交關係，即中國並不習慣以一種平等和商量的心態來跟周邊國家打交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2010年的一番「大國、小國」的言論就是例證。當年，他在東盟會議上對亞洲其他國家發出警告說：「中國是大國，你們是小國，這是事實。」
有的分析人士說，這種居高臨下、俯視小國的傲慢姿態反映了中國人的大國沙文主義心態，而言必稱「大國」，就像土豪張口不離「我們富人」如何如何一樣，暴露出沒有底蘊的暴發戶的膚淺。人們容易聽到賣豬肉的說「老子有錢」，可是很難聽到英國紳士說「不差錢」。
何天睦（Timothy Heath）是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他說，雖然中國一直強調，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和強弱一律平等，但是中國真正希望建立的是小國對中國強烈的依賴關係，這樣，中國可以對小國予取予求。他覺得，因為現代體系裡不再有附庸國和藩屬國，中國與小國的關係更像「恩人」（patronizer）和客戶(client)。
何天睦說，塔吉克一名官員曾經告訴他自己與中國官員打交道的經歷。那個官員說：「你知道嗎，他們（中國人）走到塔吉克人面前，向他們展示了一張‘一帶一路’的地圖，展示‘一帶一路’在塔吉克所經歷的路線。他們甚至都不問塔吉克人，是否願意加入一帶一路？他們認定，塔吉克人一定會同意的。」
西方為什麼不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
史汀生中心的孫韻還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會被西方接受因為這個理念並沒有解決現行國際關係體系中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不同利益的矛盾。中國提出的「合作共贏」的辦法隱藏或是掩蓋了中方獲益和其他國家獲益不平等的問題。
「一帶一路」引發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越來越多的國家擔心，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他們是否損害了自己的主權完整並將自己國家的金融安全置於風險之中。
孫韻還認為，中國最近對新疆和香港的政策讓西方更無法接受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申。她說，如果中國無法「齊家」，又怎麼可能「平天下」？
一些觀察人士說，中國的野蠻專制同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決定了這兩種國家人民命運的不同，比方說，西方民眾可以抨擊政府和領導人，而中國人這樣做會被「煽顛」；西方媒體不受政府管制，而中國媒體必須「姓黨」；西方民眾可以自由發表言論，而中國民眾這樣做輕則被刪帖，重則被封號；西方民眾可以集會抗議，在中國則會被「尋釁滋事」；西方民眾遇到不公可以告到法院，中國民眾無處申訴去上訪會被投入黑監獄，如此不同的命運，豈有「人類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