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蔣介石考察蘇聯後，便英明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中國。（網絡圖片）
實際上，蔣介石和毛澤東一樣，都曾對蘇俄充滿了幻想，只不過毛澤東在1949年以前都沒有到過蘇聯，所有的幻想都是間接從別人那裡抄來，而蔣介石則不同，1923年就親歷蘇俄，並發表了觀感，斷言蘇俄共產主義絕不適合中國。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3個月，被認為是一次標準意義上的「北天取經」活動。問題是，蔣介石與唐僧不同，他發現「北天」並非極樂世界。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裡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民國以後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共和國時代的歷史更是最好的證據。蘇俄的專制與恐怖與三民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蔣介石踏上蘇聯國土3個月就能看出。
據蔣介石的記載，1923年8月5日他在上海奉國父孫中山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8月25日從滿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啟程回國，次月15日回到上海。在這3個月的期間，他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進行考察。
蔣介石說，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軍事方面，莫斯科紅軍組織嚴密，軍容整齊；政治方面，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他認識到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中國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蔣介石說，俄共的領導者，對於他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病重，陷入沈迷狀態，不能晤面。他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說蘇俄的國家政策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綜括他在俄考察3個月所得的印象，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則其對於我們中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現在，找不到蔣介石的《遊俄報告書》，但是從他的書信集裡，還是能收集到諸多遊俄體會的。蔣介石曾給廖仲凱寫了封長長的信，說：「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看這書信，不由得感嘆，蔣介石既有先見之明，還有難得的一腔忠誠。可以說，蔣介石才是標準的民族主義者。歷史好像特喜歡捉弄人：蔣介石在國共兩黨尚沒有成為仇敵之前，就發現自己未來的對手淪為了俄奴；而他未來的對手則在很久之後才用同樣的手法攻擊他是美奴。
不過相形之下，還是應承認蔣介石的英明的，因為他年紀輕輕就那麼的具有先見之明。隨著歷史的發展，他對蘇俄的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一個馬列的羊頭。現在，蘇俄不掛馬列的羊頭了，我們還掛得很高，高到百姓們連羊頭的影子也看不見。
如今，史籍中還能找到蔣介石於中華民國18年（1929年）4月25日出席長沙市民歡迎大會的演講稿《在國民黨國民革命和俄國共產革命的區別》。文中說，湖南共禍之所以這樣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一般青年，沒有認清共產革命的性質和方法，也沒有認清共產革命，是不是適合於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民族性，他們誤以為適合於俄國的共產革命，也可以適用於中國。他們誤認共產革命，可以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國民族的壓迫，思想上既有這種錯誤，所以行動就不免盲從。為圖謀人民利益計，為促進民族獨立計，對於這種錯誤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糾正。蔣介石說，解決問題，要以事實做基礎，這兩句話雖然簡單，但是乃是根據許多經驗，許多考察，而得的結論。一切行動，都要根據這個原則去決定去推行，然後才不會錯誤，才會成功。
他說，俗語說得好，「對症下藥」，在下藥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沒有看清，就隨便下藥，不僅不能醫好，而且反要弄壞。革命主義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據特殊的環境來決定。一國所採取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完全適用於別國，因為適合甲國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一定適合於乙國。因此，在甲國成功的革命主義和方法，在乙國難免失敗。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在中國行共產革命，不僅是無益而且有害。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的環境，根據中國國際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蔣介石說，俄國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根本不同，俄國共產黨革命的動機起於階級爭鬥，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中國兩百多年來受了滿清的專制，人民痛苦已經是水深火熱，近80多年來又加上一重帝國主義的束縛，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國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體人民，整個民族，這是由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所謂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許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狠的行為，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消滅仇視嫉惡的現象，革命的動機不同，革命的結果也當然兩樣，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一點。
蔣介石說，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以所謂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為本位的，除卻軍閥官僚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級以外，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時實現，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當然毫不忽視。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們認為解救全民族，事實上就是解救無產階級，實現全社會的利益，事實上便是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二點。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為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然就是階級鬥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為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眾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為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眾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眾擁護，非民眾服從共產黨指揮不可，所以他們常奸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然後可用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眾，來做他們的奴隸，民眾而可曰奪取，是其已不當民眾為人類了。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眾，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強迫民眾，聽其指揮。而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為本位，國民革命的方法，當然是聯絡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統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詳細說，不問他是屬於那一階級，都要統一在一個聯合戰線之下。至於國民革命，當然是要民眾參加的，然而我們要民眾參加，不是採奪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訓練的方法。我們既不以各階級的特殊利益為餌，而引誘其為我們的工具，更不以什麼勢力做威脅，強迫民眾服從。我們只在宣傳主義，使民眾瞭解實行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民眾瞭解了三民主義，自然會自動的參加革命，不須去奪取。便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的不同的第三點。
蔣介石說，蘇俄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我們已從動機、性質和方法三方面來比較研究了。俄國共產革命，決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說，他們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決不能適用於中國，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這種殘酷手段，適用於殘酷的民族，都遭失敗，那裡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再從革命的性質說。共產革命，是階級的，前面曾經說過；單一階級的革命，在產業十分發達；階級對立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或者可以實行，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一，中國近代產業，並沒有發達，階級的區別，並不明顯，如果勉強要說中國有階級也不過粗具階級的雛形，階級的對立，既不明顯，階級的利害，自然沒有什麼衝突，階級的利害，既沒有多大的衝突，就沒有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別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沒有為單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許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該以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
第二，在軍閥已經打倒的現在，國內實在沒有某一階級十分壓迫某一階級的現象，只有整個民族，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事實。所以現在應該只有民族的利益，沒有階級的利益。如果以階級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不能實現，階級的利益也不能實現。因為整個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棲息於民族內部的某一階級，那裡能夠得到利益。印度朝鮮的無產階級狀況，就是明證。但是如果以民族為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可以達到，民族中各階級的利益，亦可以實現。因為整個民族，能夠發榮滋長，民族內部的各階級生活，當然可以增進。這是從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
最後，以階級為本位的革命，不能適用於中國，前面也已經說過。中國革命不能以階級鬥爭為方法，乃是當然的結論。中國目前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家具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形成。階級鬥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我們即使把殺人放火的暴動，暫置不論，只就罷工、怠工和抗租等舉動而言，也會使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發生莫大的影響，受莫大的障礙。所以為充實國家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計，不僅武裝暴動的階級鬥爭絕對不能實行，就是罷工、怠工，和抗租等階級鬥爭的行為也不能輕舉妄動。如果我們一方面打倒帝國主義，別方面又用暴動、罷工、抗租等方法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不僅是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國主義者有益加侵略之機會，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動嗎？！罷工是工人謀利益的武器，抗租是農人謀利益的手段。但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產業發達以後，不能實現；如果沒有工廠收容工人，工人的單純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裡能夠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罷工、怠工，致妨礙產業的發展，乃是自殺。農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來減輕，不待農民的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運動。如果因抗租而擾亂社會秩序，致生產事業不能發展，也是自取滅亡。
總而言之，無論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或解放農工說，中國都不能採取階級鬥爭。至於奪取民眾，乃是以民眾做工具，不是以民眾做本位。以民眾為工具，實在是殘酷和卑污的行為不適於寬厚和平的中國民族，前面都曾經說過了。綜上所說，就是階級鬥爭武裝暴動和奪取民眾等方法，在中國都不能實行，這便是蘇俄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的第三點。
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根據上述，大概可以明瞭了，只要知道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情的人，大約不會再被共產黨的欺騙。所以我希望已經加入共產黨的青年，立即皈依三民主義。
蔣介石最後說，我要說的就是現在已開始了訓政時期。訓政時期的工作，就在培養社會的元氣，訓練人民政治的能力。因此我要敬告我們親愛的革命青年，望大家毅然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共同努力，而走向為民族努力，為民權奮鬥，為民生犧牲的光明大道。
此後，蔣介石還在1935年對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求：凡我同志，應知吾黨上對億萬世之祖宗，下對億萬世之後代，中對全國國民與世界人類，所負之責任，更千百倍於往昔。我總理深知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繫於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聖人誠正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與修身為本之唯一至德，為救國救民救濟全世界人類之無上要義，故特製全黨黨員守則十二條，通令全體同志一致遵行。務期父以教子，師以教弟，長官以教屬僚，將帥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親愛精誠，始終無間。人人能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為愛國之本；
二、孝順為齊家之本；
三、仁愛為接物之本；
四、信義為立業之本；
五、和平為處世之本；
六、禮節為治事之本；
七、服從為負責之本；
八、勤儉為服務之本；
九、整潔為強身之本；
十、助人為快樂之本；
十一、學問為濟世之本；
十二、有恆為成功之本。
筆者請中國大陸的人民，現在仔細對照一下中國的國際國內現狀，再認真品味一下蔣介石的將近80前的對人民當時的教誨，甚至還可以將胡錦濤和諧社會理論與之對照，就可以感知蔣介石曾經是多麼的偉大。可惜的是，我們的民族注定了災難，錯過了一個真正崛起的輝煌時期。不過，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