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國共代表在武漢合影。前排左四起：譚延闓、孫科、宋慶齡、宋子文。第二排：毛澤東（右三）（網絡圖片）
1918年，孫中山先生受軍閥掣肘而無法推展護法大業的時候，為爭取國際同情乃致電蘇俄，賀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蘇俄方面當時正受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圍攻，為了尋求國際友誼和發展共產勢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國活動。蘇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多次接觸孫中山或其代表。為了幫助中共找到可資聯合的朋友，蘇俄建議孫中山「聯俄容共」，這就是歷史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
蘇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謀求與國民黨聯合前，即已試探過與吳佩孚、陳炯明等軍閥的合作。在爭取朋友、減少敵人的考慮下，孫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認「聯合」，即允許中共黨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並遵守黨紀，不得公開批許國民黨。以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為烏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為己用。但是，由於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例如給了蘇俄顧問太大的權力、對中共黨人沒有適當的監督和及時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中共怎樣坐大？
湖南省的中共農民協會武裝。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譚平山、李大釗等3人為中共黨員；17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林伯渠、毛澤東等7人為中共黨員。而中執委屬下9部，只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為中共黨員。可是這些中共黨員人數雖少、能量卻大。
譚平山控制的組織部，多派共產黨員往各地發展組織，故廣東省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只成立了5個縣黨部，卻全為共黨所控制。
工人部長廖仲愷雖是國民黨員，然同情共黨，因兼職多而把部務委之中共黨員的秘書馮菊坡，故廣州的工會悉數為共黨所操縱，並可受蘇俄顧問直接指揮。中共策劃主持的「全國勞工大會」，幾年間連續多次在廣州召開，代表勞工50多萬，決定《勞動鬥爭綱領》。
1925年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於當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農民部長林伯渠、秘書彭湃均為中共黨員，故農民講習所、農民協會、農團軍，皆由共黨控制。
有會員20萬的廣東省農協，連續兩年在廣州開代表大會，決定《農民鬥爭綱領》，開始利用農民從事武裝暴動。中共在湖南省發動的農民運動尤為蓬勃，農民協會會員在1926年時就達130多萬。
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等中共黨員在校中充任要職，國民革命軍組建時，有5個軍和海軍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黨員擔任。
地方黨務凡是由中共黨員所負責者，即發展共產黨務。國民黨改組後，中共對各地執行部的權力爭奪，更是不遺餘力。中共黨員人數，1921年「一大」時只有57人，到1925年「四大」時也不過近950人，但1927年「五大」時即猛增至5.79萬人。（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香港）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
國共合作本質上是蘇俄和中共機會主義政策的產物。他們試圖把中國共產黨寄生於中國國民黨，憑藉國民黨的軀殼來發展、壯大自己的組織。
斯大林曾謂中國國民黨只是一只「檸檬」，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乾之後則可信手拋棄（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出版社，2000年，臺北），最後攫取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
北伐開始後，中共一面在工農中大肆運動、發展勢力，一面分化國民革命軍，把可能的勢力拉為己用。為了阻止蔣介石東進上海和江浙財團結合而可能擺脫蘇俄，中共在發動了工人武裝起義，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並計畫以武力對付北伐軍。
在漢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發動的大規模工人運動。特別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聲勢浩大，例如1927年的湖南省，農民協會可以號召的群眾達一千萬之多。
中共依靠痞子、惰農等流氓無產者，在農村搞暴民政治、紅色恐怖，沒收地主土地、掠奪私人財產，隨便打人、抓人、遊鬥人、殺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嚴重侵犯了國民黨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破壞北伐軍的後方安定，動搖了北伐軍心。
從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證明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確實是心懷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職工運動議決案》，就非常詳盡的規定了怎麼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中也盡力活動，「取得指導權，吸收覺悟分子，組織我們黨的支部」，「我們應竭力設法到國民黨的工人部裡去工作，以便藉此改造國民黨之工會為階級鬥爭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共中央關於工人運動文件選編》，p44－54，檔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蘇俄和中共這種不合作和搗亂的做法，理所當然的遭到了國民黨人的抵制和反抗。為了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遺志，保證北伐的順利進行，國民黨在北京等地查獲蘇俄赤化中國的大量檔案證據之後，堅決採取了以上海「4･12事件」為標誌的清共措施。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