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鬥大會。（網絡圖片）
小院，月明星亮，蟋蟀唧唧。
我躺在梧桐樹下的竹椅上，瞇著眼，搖著巴蕉扇。
妻在屋裡哄著錚兒，錄音機裡送來優美的聲音：「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
是呀，再不用擔心那隨時可能降臨的「石頭雨」了。我是很不願回憶往事的。可是，白天一位老同學來訪，「文革」中，我倆是勢不兩立的兩派，他的來訪，觸動了我那根沉睡的神經，蟋蟀更是頑強的叫著我記憶的大門。
十多年前，我雖十三歲，卻是遵義某小學裡的紅衛兵頭頭。鬥爭、鬥爭，緊張充斥著我的生活，可也波及到我的家庭，父母、哥哥、姐姐，全家人都為我擔驚受怕，可又不能說什麼。受社會的影響，我們這些才十來歲的娃兒也分成兩派，另一派的同學常常在深夜把碗大的石頭從牆那邊扔過來，我家與學校只隔一堵土圍牆，一陣「石頭暴雨」刮過來，把本就梁歪柱斜的小青瓦房又開幾個「天窗」。
叫人難忘的是邊比我大兩歲的姐姐也因我而遭殃。那天傍晚，老遠就看見一大群人從胡同口奔我家而來，我忙從後門去搬救兵。見我不在家，他們就把一大瓶墨汁潑在我姐身上。
然而，深深刻在我腦海中的，卻是另一件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清晨。太陽火紅，火紅。我來到學校，那時，我是負責學校治安的保衛排排長。剛到紅衛兵辦公室門口，學校革委會主任XXX叫住我，要我趕快集合保衛排的同學去抓壞人。抓壞人？那不含糊。我一聲令下，十多名扛著紅櫻槍的戰士就和部分老師出發了。去那裡？抓誰？我不知道。
到了當時遵義地區醫院門診部前的空地上，我們等了一會，才幾分鐘功夫，就見幾個老師挾持著一個又矮又瘦的男子從門診部出來，男子手中還拿著病歷本。
是他，他是壞人？我心中大吃一驚。張老師，張朝珍老師！他什麼時候變成了壞人？他不是受同學尊敬、愛戴的好老師嗎？他一直是我們的體育老師，還教過我哥，我姐。文革前，由於我喜歡足球，被選入校隊，多少個清晨，他領著我們迎朝陽；多少次訓練，他領著我們頂烈日，送晚霞，終於奪得了遵義市小學生足球賽的冠軍。如今，他怎麼成了壞人？他為什麼要當壞人？
不知是誰把一塊白底黑字的牌子掛在了張老師脖子上。牌子上寫著「流氓、壞分子張朝珍」，名字上還用紅筆劃了叉。這牌子從那來的，我不知道。
隊伍成雙行往回走了，我和另一名同學押著張老師走在前面。路人盯著我們，也許在讚揚我們的革命行動，也許在對壞人表示憤慨。可我只覺得他們的眼光像一支支飽蘸濃墨的筆，在我臉上畫著一個個問號：「？？？？……」。我小小的心房哪裝得下這許多問號。不由得低下了頭，盯著張老師的腳後跟，機械的跟著走。不知怎麼的，我一下子抬起了頭，望著碧藍的天，望著那幾朵浮動的雲，突然覺得不是我押著張老師，而是張老師拿著足球冠軍的獎牌領著我們接受觀眾的檢閱。
回到學校，立即召開批鬥大會，會場在南樓二樓的一間教室，看來也是早就佈置好了的。張老師站在講臺前面，脖子上掛著的那牌子，垂在胸前。我和一位同學在他身後，用紅纓槍對著他的腰，相繼有幾個人發言，說些什麼，我沒注意，我在想金魚缸。
那是兩個星期前，我到張老師家玩，發現張老師用自製的玻璃缸養了好多金魚，紅的，黑的，金黃色的，鼓眼睛的，大尾巴的，……。漂亮極了。在我的要求下，張老師答應給我做個魚缸，送我幾條魚。這不，前天我才把五塊玻璃送到張老師家。如今，我這個保衛排長，怎麼能再去他家。真遺憾，金魚養不成了，張老師要是遲兩天當壞人，那該多好啊！
忽然，一個尖尖的聲音打斷了我的遐想。原來是我們班的一個女同學衝上講臺，她叫XX。瘦高的她哭泣著說：「張朝珍是壞人，流氓。有一天上體育課，我摔傷了腳，他要背我……」
XX的發言在人群中引起騷動，有人領頭喊起了口號「打倒流氓張朝珍」「打倒壞分子張朝珍」，屋頂似乎要塌下來。我正不知所措，一個男同學站到我身邊，低沉的說「我來，我來押他！」。他叫XXX，像牛犢一樣壯，比我大兩歲，個比我高，比張老師還高出一頭，不管春夏秋冬，他總穿著一雙反毛皮鞋，這個保衛排的排頭兵滿臉怒氣的接過我的紅纓槍。
誰知，我剛轉身，「咣」兩支紅纓槍就交叉架在了張老師的雙肩上。我那兩名戰士使出吃奶的力氣，往下壓著紅纓槍，連腳尖都踮起來了。很快，兩名戰士就汗流滿面了。看著張老師雙手端著白底黑字的牌子，瘦弱的雙肩扛著紅纓槍傳來的兩位學生的體重。我心有不忍，卻無可奈何，出聲不得。突然，我心裡一動，還是我上去把大個XXX換下來。可我還沒動，「撲通」一聲，張老師已經倒在地上了。「裝死，把他拉起來……」有人叫道。
這以後，我就經常看見張老師提著掃帚的身影，遊動在操場上，每逢這時，我就躲得遠遠的，我實在怕見著張老師。
「這麼晚了，還不睡覺。」妻子叫我了。
蟋蟀唧唧。錄音機還唱著：「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可我的心裡，卻有著那麼一絲抹不去的內疚。願過去的永遠過去，不要再來。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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