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中國死於肺結核病的人非常多，母親因為有這個病史，不敢去石棉車間紡石棉，都是把石棉纖維領回家在家裡紡。（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接上文：右派家屬母子的百年血淚（上）
母親一生得過三次肺結核病，第一次是十幾歲的時候，第二次是日本侵華時期。那個年代中國死於肺結核病的人非常多。但是母親都挺過來了。因為有這個病史，她不敢去石棉車間紡石棉，都是把石棉纖維領回家在家裡紡。這樣污染就小多了，但是她還是得了石棉肺，雖然不是很嚴重。這就是第二種生產方式。上世紀60年代末，她第三次得了肺結核病。最終，1990年，三次肺結核和石棉肺要了她的命。這在那個時代已經是十分幸運的了。
雖然在家裡紡石棉，但是幸好我的三個姐姐和我都沒有得石棉肺。其實大姐還去車間裡放過石棉，母親只在家裡紡，但是大姐沒有得石棉肺，母親得了，可能是因為她本身就有肺結核病。多年後大姐這樣分析。
1963年，大姐初中畢業參加了工作，是在潮白河林場當林業工人。
初中畢業學校動員去林場工作，綠化祖國的大好山河，美化北京郊區的環境，多麼美好的說辭，其實大姐到了林場後發現自己的同事幾乎都是成分不好的，成分好的也有幾個，但是也有毛病，比如父母離異，後媽。只有這樣的孩子才會被分配到林場。那時候城鄉是嚴格的二元化管理。農村人是農民戶口，初中畢業就回到村裡當人民公社社員，幹農活。城裡的孩子初中畢業都分配工作，只是根據家裡成分的不同，父母勢力的大小安排好和不好的工作。
1959至1962年中國發生了大飢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工業和城市也萎縮了，因為脆弱的農業無力支撐。1963年工廠不招收工人，大量的中學畢業生就將成為失業人口。北京市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即中央政府所在地，總要比外地好一些，市政府就撥款成立了8大林場，4大苗圃。6個林場在山區，兩個是在平原上，一個是永定河林場，一個是潮白河林場。每個林場下設分場，分場下面是造林點。潮白河林場只是其中的一個。大姐的具體工作地點是潮白河林場王家場分場李遂造林點兒。林場總部設在順義縣城東北1里多地的地方。一般沒機會去場部。
1860年拍攝的通州燃燈塔，被認為是在通州拍攝的第一張照片。（圖片來源：費利斯･比特/公有領域）
1960年代，北京的交通還很不方便。李遂在通縣的東北方向，中間隔著潮白河，沒有橋和公路。大姐每個月休息一次，是把四個星期日攢起來一起休。每次回林場要先坐火車，之後再走18里地到林場。過了幾年才有了公路和長途汽車。每次是花五毛五分錢到西北方向的順義，之後再倒車去李遂。三毛錢。1分錢1里地。1974年我二姐自殺被我救活，之後我找母親報信兒。騎車去李遂，是直接往北走，花一兩毛錢坐擺渡船，過了河再騎20里地，這樣的話路程大概是60里地。
大姐營養不良，身材瘦小，小學畢業時52斤，初中畢業的時候體重只有72斤，也就是36公斤。他們最初的工作是抬土，要把土摻進沙子，再種樹，不然光是沙子涵養水分的能力太差，成活率低。男生是一個人挑土，一根扁擔一邊一個土籃。女生體力小，兩個人用一根扁擔抬一個大土筐。走不行，要跑起來。勞動強度很大。幾天工作下來出的汗和泥土把頭髮都粘在了一起，俗稱擀氈。因為內蒙古這一類的牧區都是把羊毛擀了做氈。她的右肩膀因為天天用力比左肩膀都高，都寬。那年冬天她來通縣分場會戰種樹，駐地離我家只有十幾里地，我母親託鄰居二哥騎車帶著我給大姐送去了包子。用棉被裹著，到了那裡拿出來的時候還冒著熱氣。
作者郭軍和幾位姐姐。（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樣的工作第一年算是學徒工，每月工資是22元。半年後轉成一級工，31元。如果是高中畢業生，是36，48元，二級工。那時一般家庭的孩子都是初中畢業就參加工作，家裡經濟條件好些的，孩子學習好的，會上高中，那時大學也沒有全國統一高考，是自己招生，錄取率較高。但也總有些高中生沒考上大學，這些人趕上工廠不招工的年頭也來到林場種樹。有一個叫周世俊的男生是高中畢業，也來到了潮白河林場，他是二級工。
50年代至80年代，共產黨實行配給制度，因為重要的商品比如糧食、食用油、茶葉、自行車都嚴重短缺。不實行配給制會餓死人，造成社會動盪。所以成立了糧食局，公安局給每個市民上了戶口。一家一個糧本，每人每月按照定量發糧票。企事業單位有集體戶口，也是一樣的定量。林場屬於重體力勞動，平均45斤定量。女生43斤，男生47斤。一般的市民是30斤，可見林場工人的勞動強度還是很大的。
還有一種家庭副業是給北京花絲鑲嵌廠做加工。這個廠子經常生產廉價的首飾和頭飾，特別是為少數民族生產的各種發卡。上面要鑲嵌各種顏色的玻璃珠子。因為產量大，時間緊就經常包給附近的居民幹。這種活計往往要趕時間，比如下午領活，晚上幹，第二天交活。為了掙到錢，母親和幾個姐姐都是幹到夜裡12點甚至更晚。晚飯當然也受影響。功課就更沒有時間做了，所以幾個姐姐的學習成績一般。
那時母親還有一件煩心事就是看護我。我小時候方向感特別好，經常自己跑出門。1歲多的時候送去上幼兒園，自己經常跑回家。阿姨為了防止我們逃跑，午睡的時候讓大家都脫光了衣服，那也難不住我，我還是自己跑回了家。路上摔了跟頭，地上還有水，所以進家門的時候肚臍眼兒上都是泥，我進門就大叫：「哈哈，我回來啦。」
兩歲時，有一次，我又跑掉丟了。大家怎麼都找不到。最後還是在大街上找到的我。我蹲在地上看小販賣杏。家人拉我走，我的眼睛還是釘在杏上面，嘴裡還念叨著：「杏，杏！」
因此母親更不敢去找正式的工作，只能搞家庭副業，順便看住我。
1963年大姐上班了，父親每個月也寄點錢七八塊最多十塊。母親就讓我上了幼兒園。那時候通縣縣城有幾個教育局辦的幼兒園，我是在二分園。幼兒園和我家隔了兩條胡同，第一次去幼兒園是母親帶我去的，以後我就自己上下學了。學費是每月兩元。
幼兒園教一點知識，上課的時候經常講故事，有時候是老師講。有時候是小朋友們自己講。我愛聽小喇叭，就是電臺廣播中的少兒節目，聽的故事很多，就經常舉手上前面講故事。有時候老師都不想讓我上去，因為我老是上去講。但是經常是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讓我講，因為別的孩子都不舉手。這大概是對我爭強好勝性格最初的培養。對我的語感也是一種培養。
有一次老師掛上一張畫，是一隻老虎，讓大家講。好像我講的是老虎的耳朵和嘴鼻子都是通著的。
幼兒園每人發一盒彩色鉛筆，畫畫用。每人的課桌是固定的，我喜歡畫畫，也很節約，我的鉛筆用了很長時間還很長。鄰桌的王偉，鉛筆很短了，經常在課後我不在的時候把我的放進他的抽屜，把他的換給我。我發現了再給換回來。不止一次。他後來上初中的時候去二道閘游泳，從橋上往下跳。水很淺，就摔壞了頸椎，以後就癱瘓了，不能上學了。後來就聽不到他的消息了。
幼兒園的孩子都住在附近，街上胡同裡人少沒有機動車，頂多是輛自行車，犯罪率低，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大的拘留所，人員不能流動，都固定在戶籍所在地，出門要有介紹信，也就沒有拐騙孩子的。不實行計畫生育，每家都是三四個孩子甚至五六個七八個。孩子多了是累贅是負擔，家長們不太把孩子當回事兒，孩子也都能自己照顧自己。我們幼兒園不管午飯，中午休息兩個多小時，都是自己上下學。
我的精神頭很大，中午一點兒睡意也沒有，母親就給我唸書，最經常念的書是【笑話一百種】。有一天念了幾個我還沒睡著，母親自己睡著了。後來我醒來已經兩點半了，遲到了，就大哭。母親好像是給了我一個平時不讓吃的鹹雞蛋，算是對我的賠償，因為沒有按時叫醒我。
1964年4月底，我晚上和同院的小朋友姜新亭玩兒倒拉車，就是兩個人臉對臉手拉手，先往一個人的方向走，再往一個人的方向走。向哪邊走哪邊的孩子就是倒著走。我倒著走的時候兩個人摔倒了，他壓在了我身上。他是家裡的老大，父母都是北京鋁箔廠的工人，經濟條件好，長得胖，就把我的左胳膊壓劈了。我當天晚上疼，哭了一宿。母親覺得不是小事，第二天帶我去了縣醫院。照了X光，發現骨折了，打了石膏固定，休學一個月。不能上幼兒園，這對我是很大的打擊，因為我特別喜歡上學。但是後來好幾次都是想上學上不了，畢生都被邊緣化，都是異類。都受打擊。都是一個人闖天涯。這在幼年時，因為右派父親，因為骨折，可能就注定了。
而且別的同學都是上了兩年幼兒園，我只上了一年，是個插班生，一開始就是一個異類。就缺少狐朋狗友。
再上學，就是六一兒童節了。我們列隊去了幾里地之外的一分園，它在中山街，是在縣城的西南部，我們二分園是在北部，所以那時候的孩子是很堅強有耐力禁折騰的。現在的孩子以及大人就太嬌氣了，所以糖尿病血壓高心臟病肥胖症就很多。
在那裡我們看了各分園表演的文藝節目，還領到了一份食品，具體是什麼好吃的我都忘了。總之那天還是很幸福的，我休學一個月感觸就更深。就更覺得集體生活的美好，但是我一生都很缺少集體生活。往往是自己獨處。
上世紀60年代，中國的城市很小，通縣縣城也不例外，幾里地就出了城。中國古代城牆是按照政府的級別建造的，通縣過去是州政府所在地，所以又叫通州，城市還是比較大的，比如南北東西各1000丈。幼兒園同學王雙起後來說，通縣城是南三里（地），北三里（地）。也就是說南北6里，即3000米長。但是放在現代就很小了。我們幼兒園上勞動課，一人提一個很小的籃子，列隊去了郊外，在永順生產大隊俗稱「魚藕社」（因為這個生產大隊土地少，水塘多，而且挨著縣城，就發展了養魚和種藕）的魚塘邊弄了點塘泥裝在籃子裡提回去，幼兒園院子裡種向日葵就有了肥料。臉上有一個大痦子的任老師說：「等秋天葵花子熟了，大家可以回來品嚐勞動果實。」但是上學後早就把這件事忘了，再也沒有回去過。
我們幼兒園只有兩個班，一班一個年級，只有兩個老師。這兩個女老師後來一直沒有結婚。大概有點同性戀的意思。至少是誰都對對方的男朋友看不上眼，說三道四，一直到說吹了拉倒。互相影響互相限制互相監督，最後誰也結不了婚。
應該說我從那時候起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愛學習愛勞動，不愛淘氣不愛打架鬥毆不愛交接壞人，所以注定一生很孤獨。
我家那時候住在貢院胡同程家大院，11號。門房。有大門道，門道裡面是我家的門房，這是大戶人家的看門人住的地方。這家人過去是大財主，哥倆。弟弟是國民黨特務，解放時沒來得及撤退，就躲在炕洞裡，晚上才出來活動。共產黨的公安局發現後，派重兵包圍了院子，房頂上也上了人，他發現後就自殺了。之後把他的老婆哥哥都抓起來判了十幾年的重罪。他的四個孩子很小，幾個月。1歲多，七八歲不等，沒人照顧只能死。就把他嫂子放了，算是監外執行，照顧這些孩子。他嫂子也有一個不大的孩子，而且有嚴重的癲癇，後來都不難上學。偏癱，走路都困難。孩子們經常取笑他，拿石頭子砍他，他做了一個彈弓，打不著，就追，就會摔跟頭，引得壞孩子的大笑。下次就更願意逗他取樂。
二部制小學
我們胡同東邊，也是路北，和我們院子同側有一個小學，是通縣師範學校第二附屬小學。簡稱二附小。從我們院子的大門出去，往西走，穿過一個大門洞，走100多米，也是路北，是通縣師範學校第一附屬小學，簡稱一附小，那時候就屬於重點小學。我母親也希望我上好點的學校。她和我的姐姐們半夜去輪流排隊給我報名，希望我上一附小。天亮後開了大門，面試。老師讓我唱歌，不會，讓跳個舞，不會。讓我轉身離開，我不知道這就是結束了面試，還傻愣在那裡。這樣我就與重點小學無緣了。
那年頭兒家家孩子都很多，學校的教室都裝不下，所以教育局發明了一種制度，叫「二部制」。就是一個教室可以安排兩個班，上午一個班，下午一個班，所以學生只上半天課。二附小是二部制，一附小不是。母親不想讓我上二部制的學校，就排了半夜的隊。但是我沒有通過面試。填報志願的時候，母親給我填報了靳家胡同小學，和我家隔了四條胡同，不是二部制，就給我報了這個學校。但是等我上了學，因為這屆的孩子特別多，學校現有的教室裝不下，也改為了二部制。
要上學了，需要準備文具書包。母親買不起書包。那時候一個書包要幾塊錢，相當於一般人家孩子半個月的生活費，何況我們這種人家。所以母親大概是花了五毛錢在「舊貨業」買了一塊舊帆布，好像是軍用帳篷的屋頂，是一塊直徑六七十厘米的布。洗得發白的黃色帆布。母親用這塊布給我做了一個書包。圓的邊正好做書包的蓋子，再找了一塊綠色的布縫了一個揹帶，釘在上面。這樣的書包好像是一直背著，當然遇上了文革，上學斷斷續續。後來，上六年級的時候，可能是花幾毛錢還是在舊貨業，買了一個軍用挎包，當書包。
中國大陸，在1980年之前，由於共產黨的統治，民不聊生，什麼東西都非常匱乏，價格昂貴，所以舊貨業就很發達。舊貨的銷售在北京市通縣是有兩個渠道：一個是信託商店，北京城裡也有這種商店。比較好比較值錢的東西，比如手錶自行車縫紉機毛料子衣服傢俱都是在這裡收購銷售。如果好賣，店裡會直接給錢。如果不好賣，店裡就給你代賣，等賣出去了，再給你錢，他們要拿一定比例的手續費。按照商品的不同，提走錢的比例不一樣。三姐上中學的時候，那是1965年夏天，六七月份，下一個學年開學前，母親讓鄰居二哥在信託商店給她買了一輛就自行車，好像是英國出的，55元。大概，也許是50元，記不清了。如果自己缺錢花，也可以把家裡的東西在這裡賣掉。
還有一種就是「舊貨業」，在新華大街東頭，快到東關了，路北。露天的。幾毛錢一件的東西，甚至舊鐵絲、舊書報，破衣服，小到鍋碗瓢盆杓子鏟子都賣，價格都很低，一般也就幾毛錢。我的書包就來自於這裡，母親做書包之前，肯定是把那塊帆布洗了洗。那裡的東西沒有乾淨的，露天地兒，不髒，也會放髒了。現在分析，這樣的商業都是公私合營、集體所有制或者街道組織的。信託商店肯定是更正規。
細想起來，我愛買舊貨的習慣肯定是這時候培養出來的，二部制，有大量的時間需要打發，自已也會逛舊貨業。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口根本不允許自由流動，犯罪率必然很低，所以五六歲的小孩隨意亂逛，丟不了。幾乎沒有機動車，更沒有私人汽車，頂多是自行車，速度很慢，所以小孩也沒有被撞死的。更可以逛大街。家裡孩子多，大人照看不過來，粗放式生養，任孩子們自己到處玩耍。50年之後，我來到美國，有了車之後，行動自由了，也會去逛舊貨商店。寫到這兒的前兩天，我剛在Goodwill買了一塊比較大的案板，六七十厘米長，50厘米寬，6.49美元。在這之前的一星期還花15元買了一個電腦桌，當飯桌用。
上面有三個姐姐，舊鉛筆盒不缺，再找幾根鉛筆，7分錢買一把鉛筆刀，二三分錢買一塊橡皮，文具就算全準備好了。
我們班好像是一四班，一年級四班。中國的學校都是大班制，中小學，甚至包括大學，中小學都是接近50人，48人，正好豎著放課桌，比如6行，六八四十八。大班制既省老師也省教室。但是教育質量會很差，教師的負擔會很重。那個班有一對親哥倆，齊鎖臣齊鎖柱。哥哥肯定是蹲班生。這哥倆非常鬧，弟弟更鬧，老師在前面講課，他就在後面幾個課桌之間來回爬，孩子們肯定是喜歡看他出洋相，而不喜歡聽課。老是哄堂大笑，哪裡還有教學效果。那個崔老師，女的，梳著一個大辮子，剛從師範學校畢業，沒什麼經驗，對付不了這哥倆。所以我們這個班的教育水平就很差。沒過多久，崔老師還離開了，生病了還是支援別的地方去了，還是下鄉鍛練了？年紀太小搞不清楚；也許是年代久遠，忘記了。好像是經常換老師，準確地說是找老師代課，那更沒辦法保證教育質量了。二年級換了一個男老師，叫高勤，個子高，寫字很誇張，不能說是很好，在那個年代來說。現在中國人由於大量使用電腦，都不會寫字甚至不會拿筆了，其實現在許多中國人五六十歲了，筷子都不會拿，更不要說拿筆了。所以高勤那筆字現在甚至可以說是硬筆書法了。他的手指有兩三個像是斷了又接上的，傷疤很明顯。他怕蟲子，要是出外活動，學生會抓一兩個蟲子追得他到處跑。這樣沒尊嚴的老師，雖然是男老師，也鎮不住那個班。
王雙起也是我小學一二年級的同學，後來一直住在通縣，而且在教育系統工作，他對當年的情況就比我清楚多了。他說這個班太亂是因為生源不好，小部分是北大街居住的，家裡大人還是有點修養的，大部分是東關一帶的城市貧民子弟，家裡大人主要是流氓無產者，喜歡孩子溺愛孩子，反對老師的管教，甚至記恨老師，跟老師打架。所以老師就管不了，而且要經常調換，讓東關的家長們找不到能撒火出氣的人。東關挨著北運河，過去是水陸碼頭，商業發達，甚至有妓院。這樣的地方三教九流，下等人也多，現在想來我和這裡的孩子一起上學，確實很不幸。
而且是二部制，老換教室，今天下午在這個教室上課，明天上午不上課，下午又去了另外的教室。這樣的條件，學好習，是很難的。
但是我就是個例外。因為是二部制，半天在家裡，因為教學質量不好，鎮不住學生，老師就會留大量的家庭作業。比如抄課文，從第一課抄到第十課，或者每個生字寫十遍。反正是練習本特別費，六七分錢一個本子，20頁，幾天就使完了。一次不能買一個本子，一次要買好幾個本子。
每天下午放學之前，老師都會留作業，我一般都是晚上寫完，第二天一早就按照老師的要求，把作業本送到學校傳達室，幾乎每次都是第一個交作業。看傳達室的是一個一個女老師，大概姓崔，因為因為失戀，精神受了刺激，後來一直未結婚，身體也不太好，學校照顧她，讓她看傳達室，她經常對別人說，郭軍可是個好學生，永遠是第一個交作業。
40多年後，初中的同學建立了一個微信群，這群裡的20多人，有當年一小的，二附小的，也有靳小的。一小的還保留著優越感，看不起我這個靳小的。其他靳小的，就更看不起了。
看不起的原因主要就是靳小是二部制，非重點。其實除了二部制，我還有別的教育項目，這是今天看來，當年並不覺得。
第一，沒事出去走，滿處走。通縣縣城古代是州府的級別，所以城池也不算小，不到十歲的孩子有時候是自己有時候是和同學主要是王雙起哥倆，幾乎走遍了半個縣城。我家住在北門裡，縣城的中心和北部、西部東部轉遍了，南城去得少，因為那邊是回民區，回民的孩子不好惹，我們好像是不敢去那裡。百練不如一走。走路可以提高體能，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這對我後來的性格體魄心理素質都有巨大的影響。
第二是看小人書。縣城中心有個鼓樓，古時候，縣城州府都有鼓樓，北京也有鼓樓，現在還保留著。鼓樓是擊鼓敲鐘的地方，大概古代處理大事情、通知百姓、迎敵都需要鼓樓。鼓樓是一個巍峨的城樓，很高，有大門，有坡道，上面有房子，那時候通縣的鼓樓是少年之家。主要的活動是圖書館。有很多小人書，正規的名稱是連環畫。五六十年代，中國的連環畫創作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峰。內容有革命故事，也有傳統文學，特別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岳飛傳》《紅樓夢》。畫得好，文字簡單，很適合識字不多的孩子看。其實我一個一年級的孩子，也不認識多少字，主要還是看圖，看看畫面上的對話。但是這些小人書對我非常有吸引力。三姐是少先隊的隊幹部，那裡的服務員主要是高年級的少先隊隊員，我三姐值日的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日子，我可以進到後面，坐在書堆裡看，想看哪本看哪本。但是這樣的日子好像只有幾次。
絕大部分的時間我要排隊等著進去。最要命的是限制低年級的甚至沒上學的孩子進去淘氣的制度，把著門口的大孩子會考試：「你是幾年級的，一年級？語文書前幾課的題目是什麼？」這個難不住我。但是後來門檻提高了，要求說出二年級語文課本前幾課的題目。我就常被拒之門外。等上了二年級，有時候標準是三年級語文課課本的題目。還沒等到上三年級，就文化大革命了，我就被轟回了涿縣老家。小人書就成了封私修大毒草，燒了撕了，送到造紙廠造紙了。中國人就進入了文化沙漠時期。
進不去少年之家圖書室的日子是非常難過難熬的。街上也有小人書攤點，甚至門臉。擺著幾百本小人書，封面都撕下來粘在門口牌子上，作為廣告。小人書再用牛皮紙糊了封面，用毛筆寫了題目，供顧客挑選。看一本一分錢。這對我來說就是巨款。偶爾母親會給我三分錢，或者5分錢。電影院的兒童票是5分錢一張。冰棍是3分錢一根。北京城裡買的牛奶冰棍是5分錢一根。怎麼可能花一分錢的巨款去看一本小人書呢？我都是站在門外看著人家欣賞小人書發呆。那些小人書因為看的人太多，油黑發亮，我卻覺得那是世間最美好的東西。
大概是1962年，母親必須一個人回河北易縣東婁山村老家，是去探親還是做生意？搞不清楚。我才5歲。母親不放心我，我也捨不得她離開。為了哄我，答應給我買一本小人書，我千挑萬選，最後決定買《戚繼光》。好像不到兩毛錢。這本書後來上不了學的時候，在家裡待著沒事幹，抄了很多遍。很多內容至今記得，比如他晚年寫的兩本書的題目，一本是《練兵實紀》，一本是《紀效新書》，比如他搬磚帶領士兵修建八達嶺長城的畫面，他那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刀馬上行」的話。
這個鼓樓是很標準很巍峨雄偉的古代建築。所謂的革命經典故事片《野火春風鬥古城》裡面有一個場面，大概是偽軍團長關敬桃率部隊起義，出城就是在這裡拍攝的。可是，1969年，文革當中，為了落實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的指示，怕蘇聯打過來，怕蘇聯發射原子彈，修防空工事，缺少建築材料，就把它給拆了。現在一點痕跡也沒有了。2018年這裡又成片開發商品房，包括我家住的老房子貢院胡同程家大院、北大街、靳小、二附小、一小全沒了。
還有就是買廣播報，聽收音機。那時候，一般人家都沒有收音機，富裕人家才有。更沒有電視機，都沒聽說過電視機。一般人家是自己整個三極體二極體，裝在一個木盒子裡面，拉根線到附近的樹上電線桿子上，或者房頂上，用它聽廣播。我家大概是鄰居二哥給安的。這種裝置可以收聽幾個廣播電臺，電臺往往有小說連播節目，比如《歐陽海》《紅岩》《野火春風鬥古城》。為了知道準確的時間，每星期要花2分錢去郵局買一張小報，《廣播報》。
但是，廣播電臺的節目也很少，上午經常是記錄新聞。語速很慢，把新聞念得很慢，哪個字怎麼寫都告訴你，聽了讓人昏昏欲睡。
少年之家還有一個活動地點，在城西北方向的城關公社永順生產大隊界內。不遠，出了西海子公園西門就是。離我家不到2000米吧。是天文館，有天文望遠鏡。那個屋子還能放幻燈片，那就是不花錢的小電影，一般都是革命教育，比如雷鋒的故事，說雷鋒幾歲時媽媽就被地主欺負了，暗指被強姦了，媽媽就自殺了，他就成了孤兒。激發孩子們對「剝削階級」的刻骨仇恨。那是一個大院，周圍是魚塘。院子裡還有滑梯，單雙槓等健身器材，挺好玩兒的一個地方。
通縣是一個古城，歷史上很有名氣，所以還是有一些好玩兒的地方。
我家住的程家大院就很不錯，是典型的講究的四合院，而且是前後三進，就是說有從南到北連著的三個院子。牆是磨磚對縫，白灰灌漿，房子雕梁畫棟，瓦房，而且很高，大門口有石獅子、上馬石。大門是高台階，大概八九級，可以做遊戲。這裡拍攝過電影《革命家庭》。
後院的東跨院，東廂房有兩間是同學的家。也是這個院子的主人程家老二的孩子住的地方。他家有四個孩子。老三老四是我同學，老三是姐姐，應該比我們大，也許是兩歲。他們的父親是特務自殺了，媽媽因為窩藏罪，判了十五年還是二十年？反正是在監獄裡。大爺也是窩藏罪判了重刑。大媽沒抓進去，因為兩家好幾個孩子需要照顧。同學的大哥已經當了臨時工，上班的日子一天掙1塊五毛錢。負責給老三老四一天幾毛錢，也許是一人幾個饅頭一塊鹹菜。所以他家是不做飯的，也沒有傢俱，屋子裡沒有燈，磚砌的炕，上面沒有像樣的被子，都是一堆破棉花套子。甚至是一堆爛棉花。
我家住的是貢院胡同，貢院是清朝的官學，官辦的學校，貢生是封建社會文人考試當官的第一個門檻。所以胡同西口就有一處二層樓，而且是幾個樓連在一起，我們胡同往西海子公園去的介面，這座樓「騎著」，有過街的樓洞。它叫「魁星樓」，小時候老叫「坤音樓」，其實是文魁星的「魁星樓」。古時候，文人考試中了狀元，考中了秀才，別人就可能誇他是「文魁星」，比如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樓上過去有一個飯館，據說炒餅是方圓百裡最有名的。還有個飛行員的墳，水泥砌的？要是飛行員，也肯定是國軍的飛行員。王雙起這樣說的，我倒是沒什麼印象了。
西面是西海子公園。中間是兩個湖，中間有一道河堤。不寬，又是土堆的，被水浸泡透了，所以夏天踩上去都能留下濕腳印。這道河堤中間是一個亭子，下面是橋洞，兩邊的船可以來往。遊船是賣票的，一小時也要一兩毛錢。那時的日工資只有一塊多，所以我們家的孩子主要是看人家划船，沒自己坐過船。
南邊的湖，西岸是通州鎮食品廠，生產糕點，廢水直接排進湖裡，所以冬天食品廠一側的湖邊是不凍冰的，水淺時景觀是很差的。但是中間還是凍冰的，還要鑿個幾米見方的洞，因為湖裡養魚，魚冬天需要氧氣，沒有透氣孔，魚就會死掉。每年賣魚，是公園的主要收入之一。
2020年8月3日我與老同學王雙起通話，他一直住在通縣，對這個食品廠瞭解得更深入。他說，這個廠子最早是1960年為了還蘇聯債成立的，叫「打蛋廠」。蘇聯人只要蛋黃不要蛋清，所以中國這個共產黨世界的小兄弟就建立了這個廠子，把雞蛋打開，分出蛋黃和蛋清，把蛋黃給蘇聯老大哥送去。那時候冷凍設備很少，是把蛋黃曬乾了還是凍成冰塊，給萬里之外的蘇聯送去，這個他沒說。後來還完了債，中蘇關係也不好了，這個廠子就改為了蛋糕廠，生產糕點了。
關於這個廠子的職工，當時有個童謠：「打蛋廠，門朝西，不是破鞋就是野雞。」打蛋廠可能真的是門朝著西面，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共產黨的文化裡，西面代表反動、落後，東面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太陽就是毛澤東共產黨，所以東面就代表著進步、革命。最革命最有名最崇拜共產黨毛澤東的歌曲是《東方紅》，第一段的歌詞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嘿，他是人民大救星。」通縣在清朝、民國時期都是發達的商埠，煙花柳巷多，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取消了公開的、民間的妓院、私娼。對性開放的女人也嚴厲打擊，公開稱她們為「破鞋」。二者都要進行思想改造。打蛋廠就是她們改造的地方。
公園西部有個游泳池，新建的，沒有幾年，兒童票是5分錢。我沒錢，也沒有哥哥帶著去。那是標準的游泳池，最深處超過2米，能淹死人。光是游泳褲衩就是一道很高的門檻，針織的要兩塊錢。布制的也只能是賣的，自己家不會做得很嚴實，下了水就會走光，鬧笑話。中午天熱的時候，那裡全是孩子，很擠，特別吵鬧特別熱鬧，我只能隔著竹柵欄往裡看，欣賞。挨著它，修了兒童樂園，滑梯、轉椅、鞦韆，很多好玩兒的東西，進去一次花2分錢。這個我有時消費。公園北面是假山，也許是城牆拆了外圍的城磚留下的黃土堆。兩側都是樹，在上面跑來跑去也挺好玩兒的。下面的大樹下經常有很多個棋攤。大人們自己帶著象棋去，殺上之後，自然有圍觀的。沒有網路的時代，中國人主要娛樂是下棋。我自幼下棋，這對開發智力還是很有好處的。
西海子公園西門之外，夏天的時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因為這裡是永順生產大隊「魚藕社」的地盤，很多個池塘，挨著西海子西門的兩個池塘冬天鑿冰，窖藏起來，夏天出售。孩子們就圍在冰窖口等著。大塊的冰賣給食品廠、副食店、工廠、飯館，小塊的就會扔掉，孩子就等著搶。吃不起冰棍的孩子們包括我就愛吃冰。其實那冰就是池塘的水凍的，化了的話就發現是髒水，下面有泥。但是孩子們愛吃，也有了抵抗力，沒因為這個拉肚子。
有西海子就應該有東海子。但是好像有個東海子胡同，沒有湖。也許是我記事兒之前填掉了？倒是有水，而且是世界聞名的北運河。北運河源頭從西面北京方向過來，經過北關大橋，沿著通縣東面向南流去。污染很重，全是又黑又臭的髒水。不過往北是潮白河，沒有被污染，還有螺螄，我們經常去抓，其實是撿螺螄。煮熟了可以吃。再往北是二道閘，這段河是天然的游泳場。水性好的孩子不花錢就能享受，我也還是看客。這裡，游泳褲衩就不必那麼講究了，甚至可以光屁股游泳，把衣服放在岸上。所以後來大些了，下過水。野泳總是有危險的，後來我幼兒園的同學王偉就是在上中學的時候，在二道閘跳水，摔傷了脖子，終身癱瘓。估計他在40多年後的今天已經不在人世了。
如果不撿螺螄，也能吃到，因為有沿街叫賣的。多是六七十歲的老頭，挑著擔子，2分錢一小碗。碗是粗瓷的很厚的水碗，像茶杯，這螺螄是鹽水煮熟了，裡面可能有花椒，去腥味兒，還給你一個棗刺，紮在螺螄上，一擰，就把肉轉出來了。可以吃前半部分，尾巴是腸子是屎，不能吃。還要螺螄頭部的小片吐掉。五六十年代北京地區這種水產還很普通，但是後來污染嚴重，河流幾乎都是又黑又臭，螺螄就絕跡了。
我的記憶基本上是從1963年開始的，這年過年，我父親回家探親了，雖然是處於警察和街道積極份子的監視之中，但是他還是表現了熱情好客的習性，好像請過很多人來家裡吃飯。他走了幾年，我們一直沒有見面，他對我的感情就很淡了，這個過年，我沒有想起他對我的愛。而且據母親講，他還因為一點小事狠狠地打了我，母親攔著，他就狠狠地說：「慣著，慣著！」好像母親對我很溺愛，這樣會毀了我。
那年，我們家6口人在大門口照了合影，這是唯一的全家福。當時大概不允許他上街，因此全家福也不能去照相館照。那時候是黑白膠卷。是誰的照相機呢？可能是鄰居的。很小，所以拍出來的照片也不大。
家裡本來還有影像資料一些照片特別是一些底片的，畢竟我父母曾經過過豐衣足食的日子。但是1963年前後，孩子們知道了可以買照相紙，把底片壓在上面放在陽光下晒，就能得到照片。其實這種照片質量很差，顏色是紫色的，而且底片從此就廢了。我的姐姐們很熱衷於此，結果毀了很多底片。還有一些很好很有意義的照片，1966年紅衛兵抄家的時候，我三姐膽小，怕紅衛兵發現會怎樣怎樣，就撕光了。母親發現時已經都成了指甲蓋大小的碎片，母親很心疼。
小時候，不知為什麼我夜裡會經常尿炕。往往是前半夜尿濕了自己的被窩，後半夜就去了母親的被窩。大概到了12歲，我才改掉了這個毛病。也有一次，夏天，我半夜起來尿尿，找了半天才找到尿盆，就尿了。但是，第二天早上，大家發現窗台上放的一碗炒茄子裡面全是我的尿。這也說明沒有冰箱的年月，中國人的生活是很苦的，以至於吃剩下的食物無處儲存。
我對1962年發生的事情還有一點殘缺的記憶。那時還是大飢荒時期。我家會把乾的白菜根煮熟了吃，記得味道是甜的。還記得胡同西口小飯館合興居飄出的飯菜香味特別濃，特別饞人。可能是人在極度飢餓的條件下嗅覺特別靈敏。後來我再也沒有聞到過那麼香的飯菜味道。說明我後來再也沒有長時間挨過餓。我還和姐姐們到郊外挖野菜，帶回家充飢。主要是馬齒莧。
1963年，通縣的街道地面還沒有硬化，就是還沒有鋪上柏油。是土路，下雨時雨水會滿街淌。孩子們會在街道上玩兒築水壩的遊戲。還有一種以後再也見不到的活計。兩三個人拉著一輛雙輪車，各胡同串，發現什麼地方的地皮又黑又亮。就停下來用一寸寬的撓子刮地皮，之後裝上車拉走。這種地皮是大家經常倒尿的地方，那時候公共廁所非常不發達，不方便，而且很少，人們夜裡懶得上街上的廁所小便，早晨廁所人又太多，端出來的尿盆就倒在胡同裡了。人的尿裡還有硝、鹼等物質。所以可以把地皮刮了放在大鍋裡煮，這叫熬硝。
那個時代的廁所非常簡陋，沒有房頂，茅坑是磚砌的，很小，下雨天雨水就會灌滿茅坑，糞水就流得到處都是。大約是1969年，才翻新了，修了下面相通的便池，外面有井，不再是人工掏糞，是用卡車抽糞。
縣城的主要街道新華大街，一直往西就能到達天安門，後來黨媒稱這裡為「長安街的東延長線」，很是高大上。那時候，剛鋪上了柏油路面。初期的柏油路質量很差，太軟，那時候農村的馬車很多，縣城很小，農民會直接趕著馬車來城裡送貨，蔬菜水果。農民搞副業，搞運輸也只有馬車。馬蹄子上的釘子會印在路面上，特別是夏天。
1963年，中國的石油非常缺乏，汽油就很珍貴很稀缺。公共汽車都沒有汽油。那時候北京通縣之間往返的汽車都在車頂上放一個一米多高，與車體一樣寬一樣長的橡膠做的大氣包，裡面裝的是煤氣。用它代替汽油。
這時，縣城裡基本上是一條胡同一個水管子。用一個直徑大約30厘米，大約1.5米高的鐵管子套著。這叫「水樓」。每家要預備水桶水缸，男人或者十幾歲的小夥子往家挑水。所以，我父親剛打成右派送走勞動教養的時候，我大姐才10歲，我媽懷裡還有吃奶的孩子，家裡吃水都成問題。但是反右運動不管你這些小事，思想改造最重要，人死了無所謂。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