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有7家中央級黨報，中國青年報是其中之一。該報社的總編輯、社長應該文化很高吧？但是，過去二三十年，該報卻有一批總編輯、社長是文盲！
第一個是陳小川。他大約是2005年至2012年擔任總編輯、黨組書記、社長，這個時期報社模仿黨中央，三個要職一個人兼。此前他當了十多年副總編輯。陳小川是1952年出生，1970年至1975年當兵。那時候當兵是逃脫上山下鄉的最佳渠道，連習近平都因為是黑幫子女，只能去插隊，不能當兵，所以陳小川是有家庭背景的。絕對是「紅五類」。他1975年復員後到醫院人事處當了幹部， 1979年調入報社。他之所以能進報社，主要因為他在部隊是新聞幹事，是批林批孔、寫大字報的好手，有一定的文字表達能力。這個履歷也證明他沒有時間上大學。1980年前後，一直到1990年，北京的青年人考大學，拿大學文憑的熱潮很盛。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工業大學等4所大學辦起了夜大學。還有電視大學和自學高考。 4所夜大發的是本科文憑，電視大學和自學高考發的是大專文憑。但是陳小川什麼也沒弄，沒文憑。他的精力放在了寫雜文上。
不管1949年以後中共對大學破壞得多麼嚴重，大學特別是文科大學，畢竟可以給學生一個比較完整的知識體系，對古漢語、現代漢語、寫作、形式邏輯會進行基本的訓練。缺了這些，即使自己怎麼樣努力學習，知識也是不完整的，能力也是有短板的。直到90年代末期，他才拿了一個大專文憑。
這樣的文化也搞不好報紙，2000年，中青報任命他為報刊發展中心主任，子報《青年時訊》的社長，兼管《青年體育報》，該子報主編是畢熙東。二人合力，讓這張報紙在5年半當中賠了2000多萬元。發行量最多時不超過2萬份。2005年9月，《青年體育報》關張。他自己的《青年時訊》只是因為拉來了贊助，才沒有關張。大概近兩年把它改為了《中國青年作家報》。（陳小川大概在2012年退休）
2007年，因為報社不給我這個體育記者安排工作，過去幾年欠我110萬元工資，我躺在報社門口抗議，討薪。總編輯陳小川嚇得要死，親自到大門口勸我，說：「你是高級知識份子，拿大學文憑比我還早。不要再這樣躺了。」但是後來他們編委會開會仍然決定讓我當工人身份和待遇的校對。
因為管理混亂，打擊人才，中國青年報差錯很多，很可笑，我就寫了近萬字的長文，列印了幾份。一份送給中宣部，一份送給國家新聞出版署報刊處。還有一份送給他。我先去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署上訪，反映中國青年報差錯多，對黨的新聞事業不負責任的情況，他們不願意真管，但是我是打著很革命的大旗，他們也不好反對。我之後又找到陳小川的辦公室，問他：「我的論文你看了嗎？」他知道了我去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寒磣他，氣得要命，屋子裡又沒有別人，就耍流氓：「沒看，我也不想看，你消停消停吧！」他不敢跟我討論我的業務論文，也不願意改進工作，減少差錯，卻用這種流氓態度對待我這個對報紙質量提出意見的人。我採用的是迂迴戰術，承認了我的意見，就是承認了我的水平和價值，所以就要提高我的待遇。他們其實也明白我的戰術，所以即使我提的工作上的意見對，也絕對不接受，寧可報紙老出現笑話。
2000-2005年，大報副總編輯陳小川是子報發展中心的主任，畢熙東是副主任，陳小川帶頭辦《青年時訊》，畢熙東辦《青年體育報》陳小川負責全面。這個時期我以「待崗職工」的身份干編輯記者的工作，而且是五六個人的工作量。但是陳小川絕對不管，畢熙東用情婦當廣告部負責人，親侄子當發行部負責人，他也不管。業務問題管得很少，只有那麼幾回，比如有一次突然跑來告訴我們：「刊登中國地圖，千萬不要把南沙群島丟了。」他剛走，畢熙東就對我們說：「川兒說話，家雀鵮老鷹。」意思是陳小川喜歡虛張聲勢，小題大做，甭理他。還一次，陳小川對畢熙東說，報紙是對開大報，讀者都是買了報紙在地鐵上、公交車上看報，報紙太大，沒法看。建議改為4開的小報。畢熙東採納了。但是畢熙東不花錢僱用記者編輯，只花錢包養情婦，讓情婦羅雪當廣告部負責人，親侄子畢成承當發行部負責人，致使報紙掙不到廣告費，發行量也沒上過2萬份。報紙的內容很空，讀者不買賬。2004年年初，總編輯李學謙找畢熙東談話，追問報紙的發行量為什麼那麼低，要撤他，畢熙東說：「陳小川建議改成小報，結果讀者在報攤上找不到報紙了，所以發行量上不去。」
陳小川還讓自己的子報批評中國作家協會，因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柯雲路寫了歌頌庸醫胡萬林的報告文學，結果受到上邊的批評。中國作家協會是黨中央直接管的部門，不能隨便批評。沒上過大學，邏輯思維確實不行。你批評柯雲路就完了，別牽扯作家協會啊。
90年代初，劉揚和韓磊兩個責任編輯負責報告文學連載，主管領導是陳小川。外地一個作者是貪污犯，為了自己的作品見報，給他們送了高檔相機等禮物，價值不菲。後來外地檢察院來北京起贓物，都把劉揚銬起來，帶走了。但是劉揚沒有供出陳小川。當時的總編輯、黨組書記徐祝慶，為此把陳小川停職了很長時間，後來還是他自己找個理由出來幹活了。
大概是2005年，冰點週刊主編李大同刊登八國聯軍應該殺義和團的文章，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國家教育部抗議，接任李學謙的總編輯李爾亮被調走，陳小川矬子裡拔將軍，當了總編輯。外界還說他在青年報干了30年，早就應該提拔了。這是不瞭解內情。他一個半文盲，劣跡斑斑，最後還以總編輯、全國政協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的身份退休，真是福大命大，官運亨通。
第二個文盲是副總編輯樊永生，他也是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報社1978年復刊來的。1977年恢復高考，考上大學的大學生還沒畢業。文革中，毛澤東打倒了團中央，團中央的機關報也停刊了，所有的人員都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種地。1978年中青報才恢復報紙出版，這叫復刊。樊永生開始是江蘇記者站長。後來提拔為副總編輯。調進北京。一家人全來了，全是北京市戶口。因為我們這樣的中央單位，幹部及其家屬按照級別是可以上北京市城市戶口的。他老婆徐國雲是中學英語老師，安排到我們群工部做編務。上訪信件我們經常收到，如果不能刊登在讀者來信的版面上，編輯覺得有必要交地方政府處理就會給徐國雲。她在信封上寫一個江蘇省委或者山東省委收，就寄出去了。不寫地址，連省會城市南京或者濟南也不寫。郵局總是給退回來。我看見了，加上南京或者濟南再給寄出去。這樣的笨蛋怎麼能教中學英語？估計也是工農兵學員。
1999年10月，團中央空降的總編輯李學謙在樊永生、李大同的協助下推行了慘無人道的「全員解聘，全員競聘」。逼死兩個人。還要求3個月不能上崗的自己找單位調走。不走，停發工資。中國1995年以後才試行勞動合同制。我們這些七八十年代參加工作，80年代進報社的人都是鐵飯碗，不是聘任制。所以他們的「全員解聘全員競聘」改革完全沒有法律依據。但是文盲樊永生不管那一套，玩兒命推行。只是因為夜班編輯王長安自殺了，大夥老去團中央上訪。3個月調不走停發工資這件事，才沒敢再幹。
2003年5月，清華大學畢業的擁有法學碩士學位的記者陳傑人寫了一個稿子批評武漢女大學生賣淫現象嚴重。大報沒敢登，樊永生還分管《青年參考》（子報）就說在他那裡登。但是這個文盲不會看大樣啊。《青年參考》的女主編梁平估計也是工農兵學員，或者根本沒進過大學的門，也不會看大樣。這稿子裡有一句話很要命：「武漢女大學生8-10%賣淫。」這句話要是文化高，模糊處理一下就行了，比如說「武漢一部分女大學生賣淫」，別說百分比。但是這倆文盲沒那水平，就這麼出去了。武漢市教委和國家教育部就不幹了，告到團中央。團中央書記趙實親自跑來查辦。將樊永生調到了一個外系統的小報，行業報，大概是《中國質量監督報》。收入低了，社會地位也低了。加上抽煙喝酒、胸部脂肪堆積，這個老爺們兒竟然得了婦科病——乳腺癌。幸虧是副局級以上幹部，看病實報實銷，自己基本上不花錢。切完一個乳房，又化療了一段時間，這算沒死。他是我鄰居。2008年，我在院子裡說：「你搞的全員解聘，給我造成了很大損失。」誰知他完全不認賬，說和他沒關係。我當時穿著輪滑鞋溜狗呢，也沒打算打他，何況他是乳腺癌患者。聽了他這種無恥的狡辯，很氣憤，就揪住他體恤衫的前胸，大罵了他一頓。他之後找了主管我們檢查組的副總編輯、另一個文盲叫何春龍的，讓何春龍收拾我。
何春龍找我談話，他讓我這個20多年新聞齡的編輯記者當工人待遇的校對，我怎麼會服他？說了我也白說，後來不到一個月 ，我又把過去欺壓我十來年，欠我工資的黨員、正處級幹部畢熙東揍了3次。他老婆報警，警察給我弄到了派出所，但是我沒把畢熙東打傷，比如骨折，所以警察也沒辦法，只好把我放了。
第四個文盲是副總編輯梁長春。大約2010年，何春龍讓我當了「核查」，就是把白天拼好、簽完字的大樣再看一遍，改出來交給夜班值班副總編輯簽字後改正。那天，思想者副刊刊登《現代漢語詞典》2012年第6版編輯組的一個工作人員叫張鐵文的文章，說NBA、ATM機、GDP等是漢語的新發展。這不是胡說八道嗎？電腦必須換成英語的輸入模式才能輸入這些玩意兒。怎麼是漢語呢？副刊的責任編輯是位女士，聶北茵，高級職稱，工資和大學教授一邊多。這篇文章還是上下兩部分，下個星期再登第二部分。我就寫了一段話，大意是：這些不是漢語，所以也不是漢語的新變化。請換稿。
梁長春是文革中的解放軍通信兵，爬電線桿子安裝電話線的那種兵。也是工農兵學員。偏認為這些是漢語，就登。使勁劃我寫的那段話，厚厚的大樣紙都撕了。可見很生氣。因為上半部分放行了，下半部分也登了。所以NBA什麼的，就成了漢語。
副社長寧光強是山東人，也是工農兵學員，1978年復刊就在濟南的山東記者站當記者。1989年六四之後，報社原定的提拔人選因為與六四事件有瓜葛，不能提拔了。寧光強就撿了便宜。進了北京，後來還當了副社長。2005年，《青年體育報》主編畢熙東被撤職，報社讓他去當主編和社長。他去了之後經常和外聘的副主編叫董路的討論足球為什麼進一個球算1分，籃球卻有時候是3分，有時候是2分，罰球算1分這一類小學低年級學生才會提出的問題。他不但文盲，而且對體育一竅不通，所以沒過多久報紙還是關張了。後來印度請中國記者去印度採訪，費用全包。我們報的國際部主任陳為民拍馬屁，叫他去了。他回來寫報導，說「印度人在鬧市裡也搞網球場，高高的鐵網把網球和世俗社會隔開了」。世俗社會是相對於宗教而言。難道網球是一種宗教嗎？這就是報社30年的老記者、副局級幹部的水平。
他也是我在北京朝陽區望京湖光中街2號院1號樓的鄰居。2016年，體育部原主任、《青年體育報》原主編，中國體育記者協會常務理事（畢熙東自己說）、有高級記者職稱的體育記者畢熙東得了半身不遂。之前我看見寧光強，我說：「畢熙東根本不懂體育，除了遛彎兒，什麼也不會。」寧光強懟我：「遛彎兒也是體育。」但是奧運會不比賽遛彎兒。文盲就能用這種話懟我。可惜因為畢熙東不懂體育，後來所以得了半身不遂。事實回擊了文盲寧光強。
也是1號樓的鄰居，副社長謝湘倒是武漢大學畢業，但是水平真不敢恭維。本來按照中國婦聯的建議，一般的單位領導班子成員要有女性。報社就提拔她為副總編輯。但是她沒水平帶隊上夜班。只好讓她當副社長。副社長不是業務幹部，只能管行政。但是她卻分管教育和科技報導。這不是笑話嗎？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6月高考結束，我們報每年這個時候出高考報專業專刊，她配發評論：「中國的科技還比較落後，樓房禁不住8級地震，還沒有研製出能探索太空的衛星，希望同學們好好學習，將來完成這些大業。（大意）」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大地震中倒塌的教學樓是豆腐渣工程，不是因為科技落後；衛星因為速度慢，不能擺脫地球吸引力；探索宇宙的是宇宙飛船。這些科技常識都沒有，她還領導中國青年報的科技和教育報導！
她連成語也不會使。她寫文章回憶80年代初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在參加全國兩會期間，從人民大會堂去西單的教育部會議室會見在京工作的武漢大學畢業生。她說休會時劉道玉「風塵僕僕」趕了過去。我在報社內部的採通網上對此提出了批評。我說風塵僕僕是形容路途遠，路途艱苦的。人民大會堂與西單教育部之間的距離不會超過2000米。天安門被西方媒體稱之為「表演地區」。地面修得極豪華，比老百姓家的炕頭還乾淨，怎麼可能會有黃土？所以這個成語絕對使用不當，甚至對偉大祖國是諷刺。謝湘立刻在網上對我破口大罵，進行人身攻擊，而不提自己的成語是不是用對了。我又進行了反擊，揭露她的這種可笑、低劣的報導。比如她為了多拿紅包，貴為副社長，卻是專門報導教育部的記者。一次歌頌教育部搞得貧困生補助，說「祖國西部，山高林密」。其實她想說雲南。但是新疆、甘肅都是西部，西藏也是西部，沒有森林，大沙漠很多，青藏高原只有草。這麼寫就是錯誤的。她發現說不過我，我的反擊水平太高，就給報社領導施壓。結果是2010年10月，報社主管我的副總編輯唐為忠、保衛處處長莊偉利、主管治安工作的副社長寧光強、人事處處長郭藍燕4個人給我1個人開了一個會，要求我立刻停止在報社內部網上批評謝湘。否則就向公安局內保處報警，讓警察抓我。這種情況下，我就沒再寫帖子批評謝湘了。
我不願意蹲監獄，就是在拘留所裡待幾天也不舒服啊。
報社領導是這種文化水平，能不影響報紙的水平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