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黃永勝、吳法憲、林彪、李作鵬、邱會作合影。（網絡圖片）
一般人的回憶錄敍述的事件自然只能是舊聞，但是《吳法憲回憶錄》卻不同，其中的許多內容，對中國大陸草民百姓來說還是前所未知的黨和國家的重大秘聞。
像所有「污點人物」一樣，《吳法憲回憶錄》免不了有不少掖掖藏藏之處，但畢竟提供了一些親歷、親見、親聞的「三親」第一手材料，也算這位原中共空軍司令對文革研究作出的有益貢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有要犯中，也只有他一人有勇氣寫自傳。
中共幹部七千人大會上擁毛不擁劉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大會報告稿中說：三年困難時期七分人禍三分天災，工作中出現急躁情緒，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澤東閱後召集中委擴大會議，印發劉的報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見很少有人提出異議，毛只能自己出來說：「從1961年11月份以來，我們連續召開了兩個會議，前面開了一個人大，這次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人大的報告中，說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一片光明。這次七千人的大會，卻完全相反，來一個一片黑暗，沒有前途。這樣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呢？這個稿子只看到一點現象，沒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寫一個。」毛的表態震動了高幹，紛紛轉向，「完全同意」毛意見，形勢當然「一片大好」。吳法憲說：「這就當場給劉少奇一個下不了臺，因為原來的稿子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來了一個不吭聲，一句話也沒說。」可見，在毛那裡，形勢判斷並非需要來自客觀事實，僅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觀判斷，故而才會不顧已經餓死四千萬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劉少奇不服，儘管修改稿中刪去「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大會發言中仍引湖南農民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說「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公開頂毛，因此深深得罪於毛，使毛看到劉已不聽話。
吳法憲挖出「七千人大會」之所以擁毛不擁劉的深層根源：「像信陽這樣餓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國應該還有不少。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對此有責任還是沒有責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見。但是，對著誰出氣呢？對縣委書記、省委書記、黨中央、毛澤東？誰敢呀！另外，到會的許多人，他們自己就是當事人、責任者。甚至可以說，參加『七千人大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在響應毛澤東『大躍進』的號召下，不同程度地說過一些錯誤、辦過一些錯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觀實際情況，就會反到自己頭上。真要這樣，烏紗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懷在廬山被撤職被批判，被定為『反黨集團』，這記憶猶新的前車之鑒，使得許多人心裡有疑慮，想講又不敢講。有的剛講了一個開頭，就堅決要求不登簡報。實際上，在這樣的會議上是發揚不了民主革命。」
吳在回憶錄中多處認錯道歉。如武漢「七･二〇」事件後，中央文革開會面對面批判陳再道、鍾漢華，中將吳法憲出於「無產階級革命義憤」打了上將陳再道一記耳光，真正的以下犯上。吳還檢討了自己「錯誤地批判朱德委員長與李先念副總理」。
周恩來動員各大城市蒸饅頭做點心空投井岡山
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捧毛發言，保駕有功，但林彪私下承認說了違心話：「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整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但毛對林彪講話十分感奮，批示說：「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看了會使人大為高興，要發給大家學習。」文革爆發後，儘管林彪地位日隆，但「林彪對於『文革』的態度是越來越消極。」實在令人感嘆其先見之明。
文革初期幾十萬紅衛兵湧上「革命聖地」井岡山，山上很快斷糧，上山學生們竟有餓死。周恩來動員贛鄂閩浙粵等大城市蒸饅頭做點心，再由空軍飛機空投。「我們前後一共向井岡山空投了半個多月的食品，才使大多數的學生們免於餓死。不過，最後還是餓死了極少數的幾個人，還有因為飢餓一下吃多了，撐死的也有。這樣的現象不僅僅侷限於井岡山一地，在韶山等其它的『革命聖地』，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吳法憲認為毛搞紅衛兵大檢閱有心理享受的原因：「像這樣面對面接受紅衛兵的頂禮膜拜，毛澤東自己可能也覺得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然而，數百萬人擁京，交通、住宿、糧食全線告急，周恩來實在沒辦法，只得向毛請求限制進京人數。毛不滿意：「現在才接見了六、七百萬，少了，要再加一倍，還要保吃保住保行。」毛高高在上發指示，只考慮政治不考慮經濟，不管衣食住行這些麻煩事兒，才會有如此「無產階級領袖的大氣魄」。八次大接見後，幸虧73歲的毛自己吃不消，終於說了一句「不能再見了」，下面才敢發通知阻止學生進京。吳感嘆：「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不知道花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不知道給國家、社會和有關地區的政府、人民帶來了多麼大的負擔。幸虧是毛澤東最後自己受不了了，如果當時真的是像他說的那樣，接見人數再增加一倍的話，情況不知會糟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其實，毛搞大接見還有一層未被揭示的政治因素：向劉鄧等黨內反對派顯示政治實力——我在中央高層可能不佔「多數」，但在人民群眾中卻是絕對「多數」。
江青教訓周恩來 林彪教訓江青
江青、葉群兩大夫人參政——出席中常會與中央文革碰頭會，全是毛的安排授意。江青訓周恩來一節，其它資料都是旁聽旁聞，吳可是親歷者，描繪尤為精細，相信會令很多「周迷」大吃一驚。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對周大發雷霆：「你周恩來，不是我們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對你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周恩來比我強的，只是組織才能，這點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則、大政方針是不行的。」周勉強說：「江青同志，你比我強，我得向你學習。」江青則說：「我們兩個配合起來處理問題，就是完人了。」會場一片寂靜，只有康生出來敲邊鼓：「希望周恩來同志多尊重江青同志的意見，你們兩個人密切合作，就成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領導核心，可以為毛主席多出主意，江青同志領會毛主席的意圖是很快的。」周只好點頭稱是。「以後江青越來越囂張，而周恩來對江青，唯唯諾諾不敢犯顏……陳伯達只是中央文革小組一個有名無實的組長，只有江青才說了算。江青上能通天，下能命令周恩來，除了康生以外，其他人都不在她的眼裡。」
還有1967年2月20日，林彪為保護蕭華痛斥江青一節，其它資料說得都很粗略，吳法憲詳敘頭尾，音容宛然，包括嚇壞了的葉群哭抱林彪，強阻他拉江青去見毛。吳的分析也甚到位：「這次林彪與江青大鬧，撕開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說是種下了分裂的種子。林彪對江青是不滿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過分譴責。」林江矛盾由此一直延續到「九･一三」事件。當時中央高層敢於當面斥責江青，除了毛，就只有林了。
王關戚倒臺 專案組陣容龐大
王關戚倒臺一直語焉不詳，吳一一交待原因。本來，毛還想保一下戚，毛十分器重戚本禹，說過「我寫了那本《新民主主義論》，這本《文化大革命論》要由你來寫了。」江青也經常帶著戚進進出出，戚的鋒頭一時超過張春橋、姚文元。戚因此有點飄起來，送了一套《紅樓夢》給李訥，引起江青警覺，便對毛說戚改造不了，要把他拿掉，毛同意了。1967年底，逮捕戚時，戚根本沒想到：「為什麼要銬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什麼都沒有對我宣布就把我銬起來，這是哪一條法律呀？！」他這時才想到求助法律。戚對江青還抱幻想，臨上車前，連叫三聲：「姚文元，請代我問江青同志好！」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個中央專案組，成員多為抽調的軍師級幹部，約500多人。周恩來半個月召開一次專案組全體大會，4、500人全部到會，從晚上八九點開到第二天拂曉，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會。吳法憲認為將彭德懷冤案的責任算到黃永勝頭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懷的問題應該由毛澤東來負全部或主要責任，算到黃永勝的頭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黃永勝對彭德懷的問題是沒有決定權的。……為什麼只算沒有決定權的黃永勝的帳，而不算有決定權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帳呢？」「不能說牽連到我們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牽連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誤』，牽連到周恩來的就都是『違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陶鑄、王任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劉志堅、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尹達、謝鏜忠，「九･一三」後，只剩下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結束後，一個都沒有「挺住」。
吹捧毛的副詞首創者竟然不是林彪而是鄧小平
第一次讀到「二月逆流」譚震林講話的全版本，尤其是最點睛「三不該」——「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了三次。哭都沒地方哭，想來想去，自己不該那麼早參加革命，不該活到65歲，不該跟著毛主席。」不久，毛當面挖苦譚震林：「你說你不該那麼早入黨，不該活到65歲，不該跟著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於你該不該活65歲，那怎麼辦哪，你已經活了嘛。」此後，毛一直忌恨譚，既不讓譚家黨支部停止對譚的「內部批鬥」，其它四帥二副總理都得到「解放」，也不讓譚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
「二月逆流」發生後，毛怕老帥受批判後有異動，派人去西山監視徐、葉、聶三帥，生怕他們搞軍變。幸虧「臥底」空軍副司令王秉璋兩個報告都說老帥受批判後有轉變，一致認為文革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起到很大作用，這才解除毛對三帥的懷疑。而停止老帥家中的黨支部批判，居然是林彪的建議。林向毛建議：「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不過，從1967年2月開始批起，一起批到1969年4月結束，四帥三副總理還是被整整批了兩年多。
九大時鬧得轟轟烈烈捧毛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扞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首創者原來不是林彪而是鄧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