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唐閻立本的《職貢圖》描繪唐太宗時婆利、羅剎與林邑國等前來朝貢的景象。（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經過幾個世界的發展沉澱，不同思想流派、地域和種族的文化在唐代融合，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海陸交通的開闢帶來了大量外國使臣、商人和留學生，其中很多在唐都長安學習、居留。大唐是如何錄取、管理留學生的呢？他們對傳播中國文化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大唐長安世界之都
長安是東西方交通的樞紐。西漢以來，東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經由陸海兩條路。西域諸國從陸路來唐必須經由長安，東亞和南亞諸國經唐朝陸路與西域交通，也必須經由長安，並且往往在長安停留。長安是文化繁榮的都市，也是交通頻繁、賓客輻湊的都市。
長安不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唐太宗在秦王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即位後又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弘文殿聚集群書，多至二十餘萬卷，是全國藏書最富的中心圖書館。由於朝廷的提倡，每逢節日，朝士詞人，游宴吟詠，佳句美篇，不久即傳入宮禁，流布遠近。長安有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任務舞。外域傳來新聲曲，一經教坊摹演，全城藝人，遂相彷效。音樂歌舞在唐代極為發達，而長安又是樂舞的勝地。此外佛教的傳佈，對文化交流影響不小。自玄奘回國，在慈恩寺譯經。長安成為全國佛教的重地。
經唐太宗倡導，國子監添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收中外生員多至八千餘人。外國貴族子弟來中國，多入國學留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外國留學生的「錄取」與「獎學金」
長安國子監裡有許多國家派來深造的留學生，在寺廟裡有眾多來中國求法的學問僧，可謂「萬方輻輳（ㄘㄡˋ，còu），盛況空前」。在這些留學生和學問僧中，以東亞鄰國的新羅人和日本人最多。自公元640年將王族子弟派往長安求學後，新羅學生來唐者日眾，人數竟為外國學生之冠。而據一些中日史學家考證，日本正式派出遣唐使就有19次，其中有大量留學生和學問僧，規模罕見。
新羅於上元二年（675年）統一了朝鮮半島，唐朝的外國留學生，以新羅最多。不少新羅學生還參加唐朝進士科考試，從長慶元年（821年）至唐末，中舉的新羅學生有58人。中舉後，有的留在長安做官。
日本留學生隨遣唐使前往長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驛站，所有費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達長安後，首先住進京郊的長樂驛，然後有政府官員率馬相迎，並以酒脯慰勞；其次在相關官員的引領下，下榻於專門接待外國使節的四方館，由特設的監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後是使節貢獻方物，等候皇帝召見。日本使節在覲見皇帝時，就會趁機提出安排留學等事宜，一般情況下，皇帝都會「所請並允」。
外國學生大都被安排進國子監學習。國子監下分六館，即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館，多數留學生在前三館學習經史，少數人在後三館研習法律、書畫和算術等專門技藝。因這些學館均為官辦，所以學生一經入學，衣食住行等所有費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國學生的費用由國子監直接供給，日本和其它外國學生的費用則由掌管蕃國事務的鴻臚寺供給而已。
唐朝政府對外國留學生雖持積極接受的態度，但由於官學名額有限，個別留學生漢語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現過「拒收」現象。如日本的橘逸勢就因為不精通漢語而無法進入太學，遂在長安歷訪名家求學而成。隨第十八次遣唐使來華的留學生中也只有留學僧園載獲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須賀雄、長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不過日本留學生每次來的人數不多，所以這種情況極少。
留學生的課程與管理
留學生在唐學習期間，必須遵守唐朝的風俗習慣和學業規定等。首先，他們在初次拜會老師時，要象徵性地獻上數量有限的見面禮。其次，日本留學生所用教材和學習時間與中國學生相同，即《孝經》、《論語》共限一年，《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兩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
再次，按照學制規定，留學生必須參加旬試、歲試、業成試三種考試。旬試，即每旬參加一次考試，試畢放假一天；歲試，指每年七月對全年所學課程進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後的九月份分別放假一月；業成試，指對規定所學的全部課程通考一次，成績及格者，即可畢業。但在九年結業之時仍未修完規定課程，或連續三年考核均為下等，或犯有遊蕩、賭博、吵架、凌辱師長等過失的，以及在一年內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就會被勒令退學。此外，還專門為外國學生準備了博取功名的「賓試科」，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曾考中進士。
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護國興教寺，位於西安城南約20公里處。
留學僧侶在唐朝留學超過九年者就被編入中國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於中國僧侶。日本僧侶到唐留學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禮泉寺、慈恩寺、龍興寺及鎮國寺等寺院學習，並給予各種優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對於留學僧侶「每年賜絹25匹，四季給時服」，並不時地給予破例的賞賜。留學僧侶遊歷各地寺院時，官方提前發給身份證明文件，藉此可以到各州縣的寺院請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緣。各地寺院非常熱情地接待這些留學僧侶，解答各種疑難問題，認真傳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繼傳入日本和新羅。
留學生歸國與在華為官
唐朝政府還獎勵和重用學有所成的留學生，給予其很高的榮譽和充分的信任。如日本玄昉入唐後，苦學法相宗，深得其奧妙，被唐玄宗賜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龍寺學習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學業精進，被施以灌頂之禮，賜法號「遍照金剛」，並被指定為密宗的第八代祖師，唐順宗還御賜其菩提念珠一串。
「名成太學」的阿倍仲麻呂得吏部獎掖，授校書郎，深得玄宗、肅宗的信任，多次升遷，官至從三品秘書監，被譽為「中國秘書史上日籍秘書第一人」，770年在長安逝世後，被追贈為從二品潞州大都督。井成真年僅36歲而終，被唐朝追封為從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見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唐朝政府一般都會同意留學生（僧）歸國要求，並提供各種方便。留學生回國時，唐政府有時還贈送大批佛教經典和書籍。按唐律規定：「諸蕃人所取得漢婦女為妻妾，並不得將還蕃内」，但日本留學生大春日淨足留唐期間與唐女子李自然結婚，卻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從五品下的官位，這恐怕是唐朝政府的格外開恩吧。
唐朝政府對隨同遣唐使回國的日本留學生，還照例給用於祈禱的牲畜及歸程路費。對於那些逾期不歸的留學生，或量才錄用，授以官職，給俸祿而為唐臣；或編入中國僧籍，享受中國僧侶待遇；或仍由鴻臚寺和所在寺院繼續供給，直到下次遣唐使前來帶其回國，或者搭乘商船、新羅船回國為止。
留學生幫助本國創立文字
新羅、日本的一部分留學生在長安學習唐文化的同時，也精心研究漢字，他們回國後在漢字的基礎上創製了本國文字，對他們國家的文化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朝鮮原來沒有文字，7世紀中葉，新羅學者薛聰創造「吏讀法」，用漢字做音符來標主儀朝鮮語的助詞，幫助閱讀漢文，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和發展。大和二年（828年）新羅使者帶回茶種，朝鮮開始種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術傳入新羅。唐玄宗認為「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可見，在唐朝影響下，新羅文化相當發達。
日本原來只有口頭語言，而無書面文字，後來的日本文字是借漢字形成的。從5世紀開始，日本逐步運用漢字的音和義來記錄日本的語言。日本奈良時代（710～794年）後期，曾在長安留學、學過書法的吉備真備借漢字楷書的偏旁部首創製了「片假名」，另有一位留學長安、於漢字書法上有一定造詣的學問僧空海，借漢字草書創製了「平假名」，並把它編成七音歌，被廣泛傳頌。空海還編成了《篆隸萬象名義》，為日本古代第一部漢語字典。9世紀後期，天臺宗名僧安然最後排定了五十音圖，即日語字母表。從此，日本語言文字便迅速發展定型。與漢字相聯繫，中國的書法藝術也傳到了日本。直到現在，書法藝術依然風行日本，成為中日友好交往的紐帶之一。
留學生傳播儒家思想和政治制度
新羅貴族子弟大批來到長安，進入國子監學習儒家經典。新羅還專門派遣王族子弟入唐進朝宿衛，這實際上也是進入國子學或太學學習中國儒學思想的最佳機會。這些學有所成的留學生回國後，或在新羅王廷中充任高職，或傳授弟子著書立說，為中國儒學的進一步傳播及新羅文化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在入唐留學的高潮促進下，新羅國學在課程設置、教材選擇、考試等方面也完全取法於唐朝長安的中央官學。公元682年，新羅在禮部下設置國學，專門講授中國儒學。
貞觀十三年（639年）至天寶八載（749年），新羅相繼設立了醫學、天文、漏刻博士，以研究唐朝醫學、天文、曆法。8世紀中葉，新羅仿唐改革了行政組織，中央設執事省，相當於唐之中書省，地方設州、郡、縣、鄉，與唐相似。上元二年（675年）新羅開始採用唐朝曆法。貞元四年（788年）也採取科舉制選拔官吏，以《左傳》、《禮記》、《孝經》為主考科目，仿唐設「讀書出身科」。新羅還在學校設立孔廟，舉行祭祀，以至於學禮中的束修禮、釋奠禮及鄉飲酒禮都模仿唐朝。
大量日本留學生學成歸國後，積極推動國家的改革。645年，日本進行的「大化革新」從整個政變過程到政變後的律令，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留學生還帶回來大量的儒學典籍，並親自擔任經史的講席，傳授弟子。公元768年，日本留學生膳大丘還向日本朝廷獻議，仿唐尊孔崇儒之制，奉孔子為文宣王。日本稱德天皇准奏，敕尊孔子為文宣王。從此尊孔之風更盛。
日本遣唐使中有好多留學生甚至學問僧前來長安專門攻讀律學，學習唐朝的施政及包括律令在內的一切典章制度，並把他們介紹到了日本。日本「大化革新」後，於646年模仿唐制設立刑部省，並在其下設立贓贖司和囚獄司，並開始制刑律，內容與唐朝律令相同或相似的就達420條。
留學僧與佛教東傳
佛教自西漢末東漢初傳入我國後，逐漸與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為一體，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之中，形成中國式佛教。唐朝時，佛教更為興隆，佛教宗派大興，天臺宗、華嚴宗、淨土宗、禪宗等都有自己系統的理論著作和傳教方式。除此之外，大量的印度佛經也在這一時期輸入中國並譯成漢文。新羅、日本不斷派遣僧侶，學問僧赴唐求法取經，他們當中大部分進入長安著名的寺院，師從高僧研究佛學，使中國的佛教也被新羅、日本社會所信奉。
新羅派遣的高僧達64人。其中，圓測於公元628年入唐後，在長安拜法常、僧辯學習佛教經論，後來又拜玄奘學習唯識論，他最後學有所成，自成體系，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唯識學。圓測拒絕回國弘法，最後圓寂於唐，但他的佛學著作，他獨特的唯識學，卻傳回新羅，對故國的佛教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義湘研習《華嚴經》，開創了新羅佛教華嚴宗的新局面，形成一大學派。733年惠超在長安薦福寺與金剛智共同研究密教，並與金剛智合譯過佛教經典。惠超終老於唐，他的著述也對新羅佛教密宗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日本的學問僧入唐後，大部分進入長安著名的寺院，尋師求法、參加寺院的各種佛事活動、抄寫和購買佛教經卷。他們的重要貢獻是把唐代盛行的主要佛教宗派移植到日本，日本奈良時期來長安求法的學問僧有道昭、智通。他們二人都曾在長安拜玄奘為師學法相宗，回國後創立日本法相宗。平安時代入唐學習的著名僧人有「入唐八大僧」：最澄、空海、圓行、常曉、圓仁、圓珍、惠運、宗睿，據史料明確記載，他們中有六位在長安學過佛法，回國後又大力弘法，取得很高的成就。
其中影響頗大的是空海法師。空海於公元804年赴唐，在長安青龍寺從惠果和尚學習密教，回國後開創日本密教——真言教，並與最澄和尚一起積極主張宗教改革，提倡僧侶教育。八大僧入唐求法還帶回經書1700餘部、3600多卷，還有大量的佛像、佛畫、佛具、佛舍利，這對平安時代佛教的發展及日本的文化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
唐文化圈的形成，不僅促進了朝鮮半島和日本社會的繁榮昌盛，也增加了中國對東亞鄰國的文化認同感，促進了唐朝對外認識的提高，對以後東亞各國之間的文化與教育的交流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