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某清真寺（圖片來源：David Liu/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5月1日訊】六 清洗
在Sabit被囚禁的那一年，陳全國在再造新疆。穆斯林遺產的重要象徵，包括祭壇、清真寺、墓地都遭受到系統性地摧毀。有專家估計，從2017年開始，大約一萬六千座清真寺被夷為平地或者遭受嚴重損毀，尖塔被推倒，裝飾性的圖樣要麼被刮掉要麼被新的圖案蓋上了。一位喀什的官員對自由亞洲電臺說，「我們拆了城裡大概70%的清真寺，因為還是有很多，根本用不了那麼多清真寺。」有的時候，當地官員還會採取一個有點奇怪的策略：做一個原來清真寺的微縮版本。2018年，一個在喀格勒克縣（校對註：普通話裡的葉城縣）的清真寺的大門被一條寫著「熱愛黨、熱愛國家」的標語蓋住，然後整個清真寺建築被切割後重建成為一個原有清真寺四分之一大小的替代品。
在公共場合越來越難見到維吾爾語和哈薩克語，說這兩種語言的人也越來越少。在陳主持鎮壓的頭兩年裡，近四十萬兒童被轉移到公立寄宿學校，目的是阻斷他們在家中可能遇到的「思想和觀念」。新的基礎設施得趕緊蓋起來，讓這些孩子有地方待，其中許多孩子的父母都被「雙拘」了。一位孤兒院的工作人員告訴自由亞洲電臺：」因為孩子太多，他們就像農場的牲口一樣被關起來。」Sabit回憶說，被關起來的媽媽們都特別聽話：」為了能看見自己的孩子，她們什麼都願意做。」
這些孩子可能標誌著一個人口學上的里程碑。儘管計畫生育政策在中國各地對都已放寬，但在新疆卻得到格外嚴格的執行，違反規定者往往會受到拘留的懲罰。學者阿德裡安-讚茲（Adrian Zenz）發現了2018年的政府記錄顯示中國宮內節育器增量的80%用了在新疆地區。在鎮壓帶來方方面面的壓力下，該地區當年的出生率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維吾爾族佔人口比例較大的地區，下降幅度更大。」你正在看到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摧毀力度，」曼徹斯特大學研究過這個問題的歷史學家裡安-圖姆說。政府對這些數字沒有異議，但提出這是性別解放的表現。今年一月，中國駐美大使館的Twitter賬號發推祝賀維吾爾族婦女「不再是生育機器」。
奎屯和所有中國城市一樣，有很多居民區，每個區由一個叫做居委會的黨組織監督。雖然Sabit已經十多年沒有在那裡住過了，但她戶口還放在管她老家那一片的居委會。來營區接她的黨員幹部是居委會的書記張洪超（校對註：音譯）。他人到中年，但還有張娃娃臉，給人一種野心勃勃的小官僚的感覺，就是那種媚上欺下的樣子。他經常穿著軍隊發的迷彩服，對附近的居民進行嚴密監視。
為了向張先生保證她已被重新教育改造好了，Sabit說起了她對黨的感激之情–這些話在無數次重複之後，她可以做到張口就來。他似乎很高興。」我們看你沒有那麼多問題。」他說。」你的問題就是你出過國。」然後他勸她：」你就留在這，為國家做點事嘛。以後這十年先別想著出國。」Sabit知道這不是一個她可以選擇採取或拒絕聽從的「建議」，只要張點點頭，張就能把她送回再教育營。她重新考慮了自己的未來。好吧，她想，如果只是永遠不能離開，我不會死。「我可以去上海嗎？」她問張。
「可以」他說，「等過一陣。」
在Sabit叔叔家中，張和他的助手以及所謂的「親戚」（幹部成員）一起喝茶。Sabit的叔叔後來告訴她，在她被集中營收押期間，叔叔和他的家人被標記為「重點人員」。每週他們都必須在住宅委員會中心參加升旗儀式、上教育課。幹部成員也會主動上門來他家吃飯，並敦促示意住家提供酒水給他們，（說明這些幹部並不遵守穆斯林禁止飲酒的教規）。一開始這些幹部們必須這些「重點人員」家過夜，後來幹部們自己意識到可以穿上不同的衣服拍個照來假裝他們在這些人家裡，就不再來過夜了。
在官員們坐在地墊上喝茶的時候，張和幹部負責人解釋到Sabit過去是在叫奎屯的地方收押，一位官員說：「我們會密切關注你一段時間，看看你轉變的怎麼樣。」Sabit問他們她能不能去逛街或者見朋友。他們回答說：「你和誰聯繫自己要想好，但是你能見朋友。」
太陽下山後官員們留下來吃晚飯。他們離開後，Sabit的姨給Sabit媽媽用簡訊一段語音；直接往哈薩克斯坦打電話似乎太冒險了。然後Sabit就去家裡一間傳統中亞裝飾風格的客房休息，房間裡有壁毯，地上有坐墊。燈關上了，她感到了久違的家的溫暖和舒適。過去的一年多來，（被關押時）她從來都沒辦法獨處，也從來不能關燈睡覺。黑暗和孤獨使她感到安全又陌生。她想衝去找熟睡中的親戚解釋一切倒出一切，但她又覺得自己有點神經質。於是她使用了一個在營地裡養成的自己安撫自己的小竅門：她想像自己正同情地聽著她內心的獨白，就像父母聽孩子說話一樣。很快，她就快睡著了。
整個奎屯已經成了一個監獄。城市裡佈滿了檢查站，維吾爾族人和哈薩克族人必須過掃瞄器，但漢族人可以自由通行。」我們將實施全方位、全天候、立體化的防控。」Sabit被關押時，陳全國曾這樣宣稱。」我們將堅決做到無盲點、無縫隙、無空白點」。這種技術部署是為了打造一個數字時代的隔離區。
在新疆，」雪亮工程」監控程序已經接入一個大型計算中心，但篩選大量圖像數據非常耗時而且，用國家媒體的話說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而隨著圖片數據越來越多，對處理的需求也在增加：據一位前中國官員說，起初，監控系統只能追蹤人群的運動；後來，這項技術可以評估一個人的步態，甚至她的面部表情。在2017年夏天，當局揭曉了「烏魯木齊雲計算中心」，這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之一。他們宣布，有了這臺新機器，曾經需要一個月才能處理的圖像數據可以在一秒鐘內完成評估。其數千臺伺服器將整合多種形式的個人數據。國家媒體稱新機器為「最強大腦」。
黨的下層官員有點跟不上技術的進步。Sabit問張洪超，她是否可以暢通無阻地四處走動。因為他也不確定，所以他建議Sabit和一名黨員幹部一起去醫院去測一下她的身份證試試看。第二天早上，他們一刷卡，刺耳的警報聲響了起來。警察在幾分鐘內就一擁而上將Sabit包圍。
實驗結束後，她去商場買衣服。幾乎是立刻，警察又把她圍住了。一名警官解釋說，面部識別軟體已經將她識別為「焦點人物」。得知她已經被教育改造好了，警員們放她走了。但很快Sabit發現她無論走到哪都會被攔住。最後，警察已經認識她了，勸她別再出門了，因為反反覆覆處理她的事很煩人。不過，Sabit努力找到了一個方便點的檢查站每次從那裡過，提前告訴警察一聲，他們就不用理會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的報警了。
每週有幾次，Sabit都要到居委會中心報到並參加升旗儀式和額外的再教育課程。雖然她她討厭這些活動，但這又是她解脫孤獨的唯一方式。除了她叔叔家的人，幾乎所有她認識的人–鄰居、朋友、親戚–都對她敬而遠之，他們擔心和她任何的聯繫都會讓他們也被關進集中營。
她唯一能安全地與之打交道的人就是那些其他曾經也被拘留的人，他們也同樣被孤立。Sabit牢房裡的那位曾經是黨內宣傳員的已經被解雇了。有個開雜貨店的女人的生意也做不成了，所以就做點沒什麼技術含量的體力活；她還發現她以前想嫁的男人已經和另一個女人結婚了。同樣的被排斥和脆弱無助的經歷讓他們在一起抱團取暖。
Sabit獲釋兩週後，幾名來自拘留過她的集中營的官員出現在她叔叔的家門口，並解釋說他們是靠她的檔案找到這裡來的，這是私人性質的來訪。他們強調說，他們某種意義上也成了囚犯，因為他們不能從集中營辭職。有兩名官員是哈薩克族人，他們說，他們也活得戰戰兢兢，一點行差踏錯都可能被關進集中營裡去。其中有一個人承認說他不得藉助酒精來逃避自己的負罪感和噩夢。
感受到這些人的好意，Sabit和其他婦女決定帶他們出去吃飯，以示感謝。這群人開始定期聚會，這些官員很快就開始堅持要女人們和他們一起喝酒，還向她們借錢。Sabit通常都會把錢給他們，也不指望他們會還。但這些官員的要求有點變本加厲。有一個人讓Sabit給他購買一輛車，當Sabit委婉地拒絕後，他的善意就轉變成了對她的威脅。他給Sabit打電話，利用一體化聯合作戰平臺的數據，逐項列舉了她前一天去過的地方。Sabit決定，與世隔絕都比和這些人在一起好。
Sabit的居委會成員不斷干涉她的生活–試圖把她塑造成國家意義上的好公民。他們勸她嫁個漢族丈夫。他們說，這裡邊有錢拿。為了改變新疆的種族分布現狀，國家發起了一場激進的運動，鼓勵本地婦女嫁給漢族男子。（西蒙弗雷澤大學研究新疆壓迫問題的人類學家Darren Byler最近發現證據表明，維吾爾族家庭中的一些漢族「親戚「曾脅迫婦女同意這種婚姻）。當Sabit表示不太樂意時，居委會的幹部說，穆斯林男人都大男子主義，然後笑著補充說：」漢族的老公可疼老婆了！」
居委會還催促她去上班，但又讓她無法正常工作。Sabit找到了一份教英語的工作，但上班的第一天，也沒有提前打過招呼，居委會就把她叫去和之前拘留她的集中營裡的官員開會。她不能告訴學校她要離開一陣，擔心僱主知道她是「焦點人物「後會解雇她。在會議上，她問她是否能先說這樣她能趕緊回去上班。其中一位官員以威脅作答：」我一句話就能把你送回去。在這待著！」她這份工作沒幹下去，覺得也不值當再費力找新的了。
到了2019年1月，Sabit明白，這種關注已經引起了她叔叔所在的整個社區的焦慮了。擔心自己牽連到親戚，她搬進了一家旅館住。一天晚上，她回家吃飯，和親戚們拍了一張自拍然後發到社交媒體上。張洪超馬上發簡訊給她，說牆上有一幅繡像，他問她：」畫裡是誰？」畫像是一個穿著傳統服飾的大鬍子男人：哈薩克族詩人阿拜-庫南白烏力。」我擔心這會害了我和我叔叔一家。」Sabit回憶說。她把照片刪了，然後給張發了一個中文的關於庫南白烏力的詞條。」你刪得可夠快的。」他寫道。」你嚇到我了。」她說。」只是問問。」他說。」別緊張。」
她告訴他，她不再住在叔叔家了，打算再次搬家。她在相鄰的一個社區裡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出租房，房主是一位哈薩克族老太太。又是一個春節快來了，薩比特和其他曾經的在押人員被迫到居委會中心排練演出。節日臨近，張讓Sabit和其他婦女在家門口貼春聯。Sabit從沒參與過這種漢人在紅紙上寫吉祥話的傳統活動。回到公寓後，她把春聯掛起來。她為了證明自己聽話，就拍照為證發簡訊給張。」我已經把春聯掛起來了，」她寫道，」祝你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你也是。」他寫道。
當天晚上，有兩個人敲開了她的門–一個是警察，一個是當地的居委會書記。」你什麼時候搬來的？」一個人問。」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們？」Sabit驚呆了，她告訴他們她已經告訴過張了。但那些人說告訴張不算數，她不能待在這——今晚就得走
男人們把她帶到附近的一個派出所，進行進一步的詢問。在那裡，Sabit碰到了她的哈薩克族房東和她的丈夫。當警察把他們押上一輛裝甲車時，房東太太盯著她，又恐懼又帶著鄙夷，尖叫著說：」你看看！就是因為你，我們得去學校了！」
Sabit滿懷愧疚地問一名幹部，他們是不是真地會被關起來。他告訴她，他們只是被帶到另一個警察局去問話。不過，Sabit還是很震驚，原來她只要存在，就能引起別人這樣的恐懼。」那天我哭了很久，」她回憶說。」我就像一個病毒。」
她不知道該去哪裡，就給張打電話。張告訴她，他在居委會有一間宿舍。她當晚就帶著一點個人用品搬過去了，並給他發了簡訊：」今天幸虧有你。」「宿舍你先住著吧。」他告訴她。
她和另外兩個哈薩克族婦女同住一個房間。後來，其中一個人告訴Sabit，張先生曾指示她們監視她：他想知道她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見了誰，」基本上所有的細節」。
七 逃離
在Sabit獲釋時，離開中國似乎是不可想像的。後來，她瞭解到一名哈薩克族被拘留者感染了肺結核，在醫院裡悲痛欲絕，說自己見不到在哈薩克斯坦的家人了。最後，他被允許離開了。這樣的故事讓她覺得離開是可能的。獲釋一個月後，Sabit回到警察局領取護照，被告知有一個新的程序：她必須接受面談，然後筆錄會被送到奎屯的一個法律委員會批准。
Sabit一直等著安排面談，但幾個月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當她搬進張的宿舍時仍在焦急地等待。有一天，一位來居委會順道辦點事的黨政高官告訴她，聽說她已經被批准旅行了。Sabit遇到張時，他說：」我聽說你能離開了。如果你拿到護照了，你想什麼時候走呢？」"馬上就走！」Sabit興奮地說。他皺了皺眉頭。」看來你受的教育不夠啊。」他說。」你想再被送去學習嗎？」她警覺地說地：」不了！」
不久之後，一位法律委員會的成員給Sabit打電話說，他看過她的檔案，認為她可以幫助當地的一家進出口公司。他說，那家公司與烏茲別克有業務往來，需要一個有語言能力的人。」你能在那裡工作嗎？」他問。Sabit努力理解這個電話的含義。這是否意味著她沒有被批准離開？而且，如果她必須去集中營就是因為她去烏茲別克和其它國家工作過，那麼國家為什麼要給她介紹這份工作呢？她又覺得自己肯定不能說不去。後來，她聯繫國安局詢問情況，國安局跟她說：」去上班吧。」
Sabit接受了這份工作。每次她要給海外客戶打電話，或者給客戶寫郵件，她都會先請示國安局」我能這樣做嗎？」每一次這個問題都要轉去請示上級。官員們告訴她別再打來了。幾週後，Sabit得知她的護照已經準備好了。她趕到警察局，在那裡簽了一摞文件，包括一份永遠不會公開討論她在集中營的生活的協議，然後她取回了護照。因為害怕去機場了，Sabit買了一張到哈薩克斯坦邊境的夜車車票。她和叔叔告別後就離開了。
天剛濛濛亮，她就到了中國最西邊的一個小鎮，在那裡，她要搭大巴車過邊境。進了汽車站，她刷了一下身份證，在心裏默默地祈禱：」千萬別響！求你了！」
警報沒響，她進站了。到邊境的車程大約十分鐘。Sabit看著窗外時，她的手機響了，是那個公安局的王挺打來的。」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有宗教或分裂主義思想，你需要報告。」他說。她對間諜活動沒有興趣，但是，她知道他能讓她沒法離開，所以她喃喃地說：」好。「
在邊境，Sabit可以看到哈薩克的草原了：片片白雪點映著疾風勁草。再遠處是一片荒涼原始的大山。大家紛紛下車進入中國邊防站，每個旅客都被叫去面談，最後就剩Sabit一個人了。最後，在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三個官員，其中一個肩膀上安裝著攝像機，對她進行了四十分鐘的訊問。然後他們告訴她，她也可以走了。跨入哈薩克境內，她感到一陣輕鬆。她覺得（哈薩克的）邊防衛兵像家人一樣。人們自由地講著哈薩克語。她幾乎什麼都沒帶所以過關很順利。一位表親來接她，帶她去看她媽媽。當她走到他的車前時，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她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氣。經過一年零八個月的囚禁，她自由了。
今年是人權法歷史上重要的週年慶。一百年前，一位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的波蘭辯護律師開始跟進一個案件。在該案件中，一名男子槍殺了奧斯曼帝國的前內政部長，該帝國官員曾負責對帝國境內幾乎全部亞美尼亞人口的滅絕任務。這位刺客是一位亞美尼亞人，他的母親在大屠殺中罹難。他將這位前部長攔截在柏林的家門外，並將其槍殺。在審判期間，他聲明自己問心無愧，他說：「我殺了一個人，但我不是殺人犯。」
當萊姆金讀到此案時，他被這樣一個兩難的事情震撼了：持槍者正在受審，但案件的受害者，即精心策劃了超過100萬人的屠殺的人，卻未曾受到法律制裁。怎麼會這樣呢？後來他寫道：「我認為全人類必須有一個法律反對此類謀殺。」1944年，作為一個猶太人的萊姆金目睹了納粹的恐怖後，他突然想到現代法律語匯中缺少一個詞，於是他便創造了一個：「種族清洗」。
多年來這個法學術語具有特定的法律定義，但萊姆金過去曾對它有更廣義的理解。「種族清洗並不一定意味著對一個民族進行立竿見影的摧毀，除非種族清洗是由大屠殺導致的。」他指出，「該術語更著重表達的是一個包含各種舉措的協調性方案，它旨在破壞一些民族生存的必要基礎。」新疆正在發生的就是這樣的事情。和啟發了萊姆金的案例一樣，這也是在國家最高權力的庇護下發生的。
去年12月，國際刑事法院拒絕就新疆的「人民戰爭」進行裁決，因為在那裡採取的行動似乎「僅由中國國民在中國境內實施的」，而中國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締約國。多年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官方層面上無視過去正在發生的事情。僅僅美國直到最近才宣布中國在進行種族滅絕。去年，美國政府對陳全國、朱海倫和兵團實施了制裁，並禁止從新疆進口棉花和西紅柿。幾週前，歐盟、英國和加拿大採取了類似措施。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的勢力範圍，似乎只有嚴厲和協調一致的國際反應才會產生重大影響。兵貴神速，種族滅絕政策施行的時間越久，它能為自己找的理由就會越多；正如奧斯曼內政部長對一位要求他停止屠殺的美國外交官解釋的那樣：「我們必須完成這些任務。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他們將計畫復仇。」不難想像，經過多年系統地打壓新疆的突厥少數民族之後，中國也將採取類似的態度。包括新建基礎設施在內的變化每天都在那片土地上發生，表明對新疆的政策會持續進行下去。
在2019年12月，新疆自治區主席宣布「所有再教育營的學員都畢業了」。而就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估測的集中營被關押人數達到了新高。雖然少數人被釋放了，但大多數人仍然處於失聯狀態。有證據指向大部分集中營被關押者已被正式囚禁，或是被歸入了強制勞動隊伍中。2020年，一名在歐洲的維吾爾女士告訴記者她已經被釋放的哥哥再次消失了，她懷疑她的哥哥被抓入了強制勞動中。一些他在抖音上的照片顯示他在搬運大量的箱子。「說實話，我害怕我的家人遭遇不測。「她說。
恐懼在已逃離中國的維吾爾社區中蔓延。在最新一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報告中「中國主導了一個高技術性的、全球性的、綜合性的跨國心理戰。「其戰術囊括數字恐嚇和威脅進行引渡起訴。最近，習近平政府執行了一個仍不明細節的行動：報復對習近平政府不利的西方學者。」他們會為他們的無知和敵意付出代價。「外交部說。習近平政府通過對願意提供有關新疆鎮壓信息的流亡者親人的報復以威脅他們閉嘴。
伊爾沙特科克博爾（Ilshat Kokbore），一名在2006年移民美國的維吾爾活動家，告訴我最近有人潛入了他在弗吉尼亞郊區的家。他們直接開始了拍照，查看他的郵箱，直到他們發現科克博爾的鄰居正盯著他們看。還有一次，他參加對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抗議的過程中，一名陌生女性靠近他並用普通話威脅他說「如果你被抓了，你知道你會被怎樣對待嗎？你知道的，中國政府十分強大，所以你可能會死於車禍，或是被下毒。」
這些年來，科克博爾和他的家庭分離，他的兩個姐妹，一個表兄弟，一個侄女在集中營中，其他的親人都失聯了。最後一個在他的通訊錄上的能聯繫上的人是他的母親，「別再打電話了，願主保佑你「，她的下落之後都是未知數。
Sabit當時和科克博爾的姐妹關押在一起。她覺得這兩位女士的精神已經完全崩潰了。Sabit回憶，一天，監獄主管在她在場的情況下對科克博爾的姐妹說：「你的問題是你的哥哥，除非你的哥哥死了，否則你永遠也別想被釋放。」Sabit和我說，在這幾個月裡，她非常害怕繼續反抗，但中國有關集中營的政治宣傳讓她戰勝了她的恐懼，」我想，壞事是你做的。我要訴說在我身上都發生了什麼。」
2019年10月，在Sabit重獲自由半年後，她開始將她的回憶整理成文章。她發現這能幫助她戰勝心理創傷。接受心理醫生的幫助也同樣有效。就算如此，她仍感覺她已經不是曾經那個自信和目標明確的女性了。她經常被噩夢侵襲。「我夢見我在集中營，各式各樣的。」有時她夢到她在牢房裡，有時被關在雞舍裡。還有一次夢到她在按摩室做按摩，朝四周看去時發現人們都被監禁了，然後她也是被關著的。「幾乎整整一年，我每天晚上都做噩夢。」Sabit告訴我，「許多次，我都哭著醒來，非常非常害怕。那是一種折磨，就算我在安全的地方我仍然覺得自己一次又一次經歷（集中營的生活）。」
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噩夢有一段時間沒有再來了，但最近它們又回來了，以另一種形態。Sabit現在夢見她在新疆，「當我想要離開時，警察說不行。」她說，「我在邊境的機場，他們攔住我，然後我開始問自己，「我為什麼來這裡？我怎麼到了中國的？」（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