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時的韓秀
按：1977年，我為了回到美國去，與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員有長時間的非常深入的對話，在我上山下鄉這件事情上，「你母親起了關鍵的誤導作用，她曾經向組織上反映，你需要認真的思想改造」。這位工作人員非常清晰地告訴了我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經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在山西和新疆勞動了整整12年，老傷加新傷，注定了我將與劇烈的疼痛共度餘生。
04
山西曲沃是棉麥之鄉，相當的富裕，社員們下田勞動衣服鞋襪都穿得整整齊齊。林城中間一條街，兩邊的房子都是磚瓦房，也都整齊。家家戶戶堂屋灶間都擦抹得乾乾淨淨，睡房有炕，佔地寬闊，婦女們紡棉花、擰線、縫衣、做鞋、剪窗花都在炕上。擺上小方桌吃飯也在炕上。這張炕真正是當地農民家庭生活的中心。
我們到了林城，住進了一個挺寬敞的三合院，地方本來是大隊的倉庫。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裡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頓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頭，擱些飯碗之類的零碎東西，臉盆腳盆放在床下，這就是每個知青的那點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地了。東房是灶間和倉庫。開始的一些日子，大隊派了一位貧農為我們掌廚。沒多久，知青們輪流幫廚，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我們一幫知青的年齡都在十八九歲，我只有十七歲。男女生分別住在集體宿舍。三年時間裡，知青之間有點兒小內鬥，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雞毛蒜皮，與我後來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語。大陸作家閻連科在一篇文章中說到來到他的家鄉河南嵩縣的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閒、如何地吃派飯吃到農民叫苦連天、如何地偷雞摸狗。這些事情在我們林城都沒有發生過。
棉麥之鄉，富裕是富裕，勞動卻是非常苦重的。兩季麥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種雜糧，種與收早已不只是春秋兩季，農忙時節起五更睡半夜是尋常事。單是棉花種植一項就有無數活計，半點不能馬虎。間苗整枝打葉殺蟲除雜草還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這兩項最是要命。本來，知青們的工具都是放在倉庫裡。很快的，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夠省不知多少力氣的真理，鐵鍬鋤頭鐮刀花柴鉗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頭，好好看管，精心保養。我自己的鐵鍬鐮刀都磨得飛快，夜深人靜在月光下閃出刀光劍氣。活兒幹得漂亮的知青人人都有趁手的工具，也都絕不外借。
地裡的活兒相當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斷成了兩截。傍晚收工後，我帶著兩手血皰，坐在女社員家的炕頭兒上，由著裹著小腳的大娘用一根在燭火上燒過的針穿透血皰，擠出血水，再從一個小瓶子裡挖出些油膏塗抹在傷處，我便覺得好多了。年輕的女子們還教我用一條家織布裹住手掌。傷好之後，手掌上留下厚厚的繭子，我幹起活兒來就更利落了。
雖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間宿舍裡，但是高喉嚨大嗓子地隨意聊天也是不常見的。我的「鄰居」姓周，叫周毓敏，我就納悶，世界真是那麼小嗎？難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黨委書記的親戚？詢問之下，她果真是周毓英的嫡親妹妹，而且她雙眼高度近視，幾乎半瞎。勞動中，她根本就在摸索，無論質量還是數量都趕不上進度。很快，她就進入半勞力的行列，與生產隊的老弱病殘在一塊兒了。她也不能幫廚，連餵豬也有困難。我一邊幫她的忙，一邊小心地探問，這樣的病弱，怎麼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語，直接地告訴我，是她姊姊讓她下鄉的，姊姊要響應號召，用實際行動支持「上山下鄉」這樣一個政治運動，至於妹妹的死活當然就不必考慮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姊姊特別積極，我只是一塊墊腳石而已。」她笑瞇瞇的，好像已經做過很多次墊腳石的樣子。大約是我臉上的表情帶著驚訝，她笑著開導我：「在火車站，你沒有聽到廣播嗎？你媽在廣播裡大談送獨生女兒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那不是拿你當墊腳石嗎？不過，大概沒用，那個人離那個高門坎兒還遠得很呢。」我這才有些明白。
後來，我逐漸發現，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裡人推出來的，他們都充當了家裡人追求進步的墊腳石。1977年，我為了回到美國去，與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員有長時間的非常深入的對話，在我上山下鄉這件事情上，「你母親起了關鍵的誤導作用，她曾經向組織上反映，你需要認真的思想改造」。這位工作人員非常清晰地告訴了我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經被檢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適合重體力勞動。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在山西和新疆勞動了整整12年，老傷加新傷，注定了我將與劇烈的疼痛共度餘生。
剛下鄉的時候，正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高潮期間，縣裡派來了工作組林城的貧協也積極配合，召開許多的批鬥會，批鬥之餘還有遊街。成分高的家庭因此受到了許多的磨難，但這些受到磨難的家庭卻是逆來順受的，隨人打罵唾棄，只是低頭不語。批鬥之後，照樣下田勞動，照樣幹得彪悍，絕不落人後。奇怪的是，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勞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最可憐是那些上了年紀的小腳婦女，在街上蹣跚前行，小腳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來，許多農民對此都是很不忍的。好在工作組不久之後就撤回縣城，運動也就偃旗息鼓了。
於是，我有了閑情有了逸致和村裡的女青年們相處。她們真是好看，在燈下做針線活的時候，她們的溫柔與聰慧更是展露無遺。要出嫁了，媒人從男方家裡拿來婆婆的鞋樣，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雙無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簡直是藝術品，鞋底納出花兒來，鞋幫上更是莊重地繡些吉祥的圖案。托在手心裡，我說：「你那未來的婆婆怎麼捨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說道：「不嫌棄就好了。」她們靜靜地期盼著將來的幸福。她們不怕辛苦與操勞，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來林城之前我連釦子都沒有縫過，很快地，我學會了拆洗棉衣、縫縫補補，然後，我學會了做鞋。我請外婆將鞋底放在信紙背面畫下來。外婆的腳是半大腳，也就是纏過一下又放開的。這樣的腳買不到現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請鞋店做的，前門外的好鞋店總是單鞋棉鞋預備得齊全。
「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傳統被打翻在地，老顧客們的鞋樣子都被一把火燒光。打那往後，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從美國到駐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腳上居然還穿著我做的布鞋，很舊了，卻還很跟腳。外婆笑瞇瞇地說：「新鞋沒有舊鞋舒服。」那時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們，滿心都是感激。
1980年代，韓秀以外交官夫人身份來華。（以上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05
我喜歡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歡他們幹活的瀟灑與帥氣，喜歡他們哼唱的晉南小調與戲曲。1964年的我也完全沒有任何對於人生的計畫，我以為我將終老在這裡。儘管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調到縣城、調到省城，甚至回北京，但我知道那都跟我沒有關係，我連想都不必去想。
老實說，林城的人們待我是很厚的，我的膚色我的長相、我的複雜的背景都沒有成為農民與我之間的隔閡。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隊梁書記看我毫無心機地無日無夜地苦幹，再加上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就讓我晚上在廣播站給社員們念新聞。白天我照樣下地幹活，不少知青覺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廣漢語拼音，在農村展開掃盲運動，我兩天之內便熟練了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掃盲學習班」教課，還主動「送字上門」。婦女們家務繁重，晚上沒法子出門唸書，我就走進她們的家，坐在她們的炕頭兒上，手把手地教她們。婦女們對識字這件事的渴望讓我感動不已。
在這個親密的活動裡，我又發現了農村女青年對毛衣的熱愛。女知青領口袖口露出的鵝黃、粉紫、天藍每每吸引著農家少女羨慕的目光，於是在送字上門的同時，我開始教她們織毛衣。沒有多久，挑著擔子走鄉串戶的貨郎們都知道毛衣針有了市場，曲沃縣和侯馬市供銷合作社的腈綸毛線也銷售一空。農家女青年開始走進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為了學習新的針法。這是真正的城鄉交流，這種交流帶來的和樂融融完全超越了階級成分帶來的隔閡，階級鬥爭的風雨完全消失在繽紛的色彩之中。周毓敏眼睛看不清楚，織毛衣卻飛快，而且花樣翻新。她在與農家少女的交流當中得到很大的快樂。我想，那一段時間，女知青們的心裡都充溢著短暫的快樂。
能夠教成人，當然也能教小孩子，這是梁書記的邏輯。1966年初，我開始在林城小學教書，有時候還到鄰近的香邑「示範教學」。
這種學校要求老師具有十項全能，因為整個學校只有一位老師，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都擠在一個課室裡，叫做「複式教學」。除語文、算術之外，體育、唱歌、圖畫等課程也都由這位老師一手包辦。
有一度，鄉間橫格練習簿缺貨，供銷社只有大張白紙供應，我連夜將紙張裁成練習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訂書的本事，將紙張裝訂成線裝書的模樣，內頁硬是用鉛筆畫出整齊的橫線。第二天，拿到新的練習簿的學生大為興奮，甚至主動請纓，在完成課業之後，幫助我製作新的練習簿。後來我發現，許多家長都參加了這個工程，男女老少一筆一畫地在白報紙做成的冊子裡畫著整齊的橫線。我受到的震動是很大的，農民對他們的子女們寄託著厚望，農民對知識懷著渴求。
學校只在農活不忙的日子開課。農忙時節，老師和孩子們都直奔大田，老師如果幹活兒不像樣子是無法得到學生的尊敬的。講老實話，在晉南農村，真正受到人們敬重的都是農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閒之徒無論怎樣根正苗紅都是無濟於事的。這樣一種經過長年累月建立起來的價值觀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實了許多。
幾個月下來，我跟我的學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親戚來訪，孩子們會驕傲地告訴人家：「咱村的老師是從北京來的！」那時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這裡存活，我可以和鄉間的孩子們、和這裡的人們廝守一輩子，而且我樂意在這裡度過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樂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暫。「文革」開始了，北京的外婆家被抄，我父親的照片等等都被紅衛兵拿出去展覽。彭真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他當年將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鄉的「一攬子計畫」也隨之成為「陰謀」。紅衛兵們叫囂著，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們揪出來！
最早聽到這風聲的是勞動模範王德合，我曾經幫他整理過改良玉米品種的實驗報告。這時候他還是縣長，他找到我，要我「遠走高飛」，要我走得「越遠越好」。正在縣裡勘察水利的一位工程師盧秉文給我提供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建農三師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經從上海被發配到那裡。盧秉文說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林城再說。你在這裡肯定是第一個靶子，武鬥高潮無理可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什麼都慢半拍，等到他們那邊弄清你的來龍去脈武鬥高潮興許已經過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後再說。」
事實證明，這一切都不是杞人憂天。當時的林城已是人人自危。王縣長給我開了「支邊建設」的證明之後，第二天就被勒令靠邊站了；梁書記為我開了戶口證明之後也馬上被剝奪了一切身為基層支部書記的權力。後來，我在新疆還聽說，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紅衛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為他的父親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我是在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逃離山西的。
06
對於我的離去，知青們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見，也許他們想到新疆就頭皮發麻。鄉親們卻都感覺到文革這股風不善，都催我趕快動身。隨身的包袱裡放著大娘們給我烤的鍋盔，我在天寒地凍中上路了。
車到大同，我買了另外一張車票，回到了北京。我想在到新疆之前看看外婆。回到北京時，外婆已經被掃地出門，住在一間小屋裡，房內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椅子，都是從我原來的屋子裡搬來的。地中央一個蜂窩煤爐子，燒飯取暖全靠它。我從包袱裡掏出鍋盔放在爐板上，掏出我為外婆做的一雙新布鞋，雙手捧到老人面前。素來泰山壓頂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淚縱橫，「正是唸書的歲數，卻學著做鞋了。」我笑著跟她說，書是可以自己唸的，什麼樣的高壓也擋不住我尋找書籍。
經過幾年的磨礪，我的雙手已經佈滿了老繭，我的雙臂結實有力。我對外婆說，山西的鄉親們教會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藝，苦的環境，我也能夠活下去。這個時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後的一個重大的人生目標就是活下去，絕不把屍體留在戈壁灘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瘋狂的，一片「紅海洋」，一片「打倒」與「砸爛」之聲。我在外婆身邊待了兩天半。外地人來北京三天必須報臨時戶口，我沒有報戶口的路條，我只有一紙「支邊建設」的證明。我必須快快離去，雖然我對外婆的處境十二分擔心。
當我登上西行列車的時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團的生活環境是那樣的殘酷，人際關係是那樣的險惡。我甚至無從想像，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國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歲月。後來的許多暗夜裡，我常常刻骨地懷想過林城男女老少親切的笑臉，懷想過在麥香中揮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漫長逝水湮沒了的如歌的日子。
寫於2009年4月11日
【韓秀，中文原名趙韞慧，英文名Teresa Buczacki。1946年生於美國紐約，2歲時被母親趙韞如送回中國。1964年從北大附中高中畢業後不久，下鄉到山西省曲沃縣林城公社林城大隊務農。1967年轉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避難。1976年返回北京。1978年到美國，定居弗吉尼亞州，先後在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和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文與中國文學。迄今已發表包括小說、散文傳記評論等體裁在內的三十本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