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胄《豐收圖》（局部）
中共為掩飾大飢荒餓死數千萬人的罪責，特地組織一批大名鼎鼎的畫家，遊山玩水、好吃好喝，讓他們炮製一批祖國美好豐裕風景的「傑作」，欺騙中外世人。這批大畫家甘之如飴，從未有過反省，那些作品至今仍是高價拍賣品！
1959年秋天，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舉辦李可染水墨山水寫生畫展，命名「江山如此多嬌」，隨即在廣州、上海等七大城市巡迴展覽。以「為祖國河山立傳」為幟的畫家李可染，登上了「愛國李家山水畫」的旅程。
他在當年《美術》雜誌上撰文表達：「畫畫不單是依靠『視覺』、『知覺』，更重要的是還必須畫『所想』，由『所見』，推移到『所知』、『所想』。」（李可染《師牛堂藝語》P67－73，2009，江蘇人民出版）傳承了千年的繪畫「隱逸」傳統，曾經熏陶了李可染的中青年時代；1950年代，包括李可染在內的中國畫家不再「隱逸」，開始活躍在公眾視野中，放大「所想」，為紅色江山樹碑立傳。
「杏花春雨、黃山煙雲、幽谷鳴泉、無錫梅園、春天葛嶺、蘇州銀杏、嘉定大佛、家家都在畫屏中」，……畫家筆下有美妙絕倫的人間仙境，1959年的中國江山卻是國窮民餓。
國窮民餓，畫界有「桃源」
現實中的江山早已淒風苦雨。
上年「大躍進」亢奮後，1959年，農村全面飢饉，又雪上加霜，開展「反瞞產」運動。農民進入漫長噩夢期。
1959年4月6日，國務院秘書廳匯總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報告；4月9日，又送上15省春荒情況統計報告，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參見楊繼繩《墓碑》p1050，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年第4版）
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在全國電話會議上強調：「省裡餓死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時任貴州省糧食廳副廳長王民三回憶說，上級要求保北京，已經餓死人的貴州，被迫調一億斤糧到北京。（王民三《民以食為天——從抗日戰爭到貴州解放後糧食工作紀實》p93，黔新出【2001圖】內資准字第4號）
1959年，畫展「江山如此多嬌」首站北京，中央政府用10個月時間，邊設計、邊備料、邊施工，採用人海戰術，堅定地完成了北京十大國慶工程，包括賓館、博物館、會堂等，成為《人民日報》盛讚的「大躍進的產兒」。（人民網北京2011年3月4日電）
1959年，畫家傅抱石在《美術》雜誌發表《政治掛了帥，筆墨就不同》，宣布中國畫找到了新的創作方法，即黨的領導、畫家、群眾三結合的辦法。
傅抱石《韶山詩意圖》
這年6月，傅抱石在幾位官員陪同下到韶山作畫，湘潭地委書記趙萼前往探望，增派兩名攝影記者作為嚮導和導遊。傅創作了《韶山全景圖》、《韶山組畫》。
在傅抱石首次韶山寫生幾天後，毛澤東突回韶山，激發了全國上下對韶山的政治熱情，「昭示著1960年代山水畫新興美學趣味的崛起」。（萬新華《傅抱石藝術研究》，p78，江西美術出版，2009）
1959年，李可染用3－5個月去武漢、湖南農村、長沙、桂林、陽朔，展現「美麗河山、城市風景、新的事物、農村、工業風景」。（2011年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李可染藝術展，展板《1959年擬進修計畫》）
李可染《六盤山》
根據毛澤東詩詞《清平樂･六盤山》，李可染這一時期創作國畫《六盤山》。評論家陳湘波認為：李可染一改在寫生中的一邊一角的小景風情，高山峻嶺的蜿蜒山道上，以不盡的紅軍隊伍，表現「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成為李可染紅色山水藝術風格的形成標誌。
但李可染似乎從來沒有「見過、想過」以下情況，也沒有對此「知過」。在畫家的視覺、知覺、思覺裡，那個年代飢荒從來沒有存在過。在文學作品基礎上，畫家們配合宣傳需要，偽造歷史畫卷。
傅抱石作畫頌揚的湖南，屬於全國非正常死亡排前7名的省份；1960年，官方自己統計死亡率為29.42‰；人口增長－9.93‰。而且全國連續兩年人口負增長的四個省份就有廣西、湖南。曹樹基統計的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約在248.6萬。
李可染「對景寫生、創作」的廣西，不僅被飢餓省份包圍，自身也陷入極端飢荒之中。
1960年，據官方人口數據，廣西是全國12個人口負增長的省份（－10.06‰）之一；死亡率超過20‰的縣市有72個，環江縣的死亡率為131.66‰。三年期間整個廣西非正常死亡為93.1萬人。（參見《墓碑》p523－524、532）
李可染主動屏蔽了飢餓景象，創作《象鼻山南望》、《桂林山水》等20餘幅水墨寫生畫，「畫出的不僅是他見到的桂林，而且是他知道的桂林，想像的桂林。」（參見《王魯湘：中國山水畫為何走入寫生狀態》）
葉淺予《荷花舞》
畫家葉淺予，望著絕望天空下乞討、逃亡的鄉民，創作《桂林山水》、《荷花舞》等超脫題材作品。
據王民三老人回憶，飢荒期間，省際間農民相互外逃的特別多，農民總期盼能在逃亡中尋找一點吃的，以免餓死。王民三日記中多次記載到銅仁、黔東南、黔南、遵義等地，動員外流農民返回；流入貴州的，一般為廣西、湖南和四川。（參見王民三《民以食為天——從抗日戰爭到貴州解放後糧食工作紀實》p98）
在國畫家們筆下「國色天香」的牡丹，輔助宣傳太平盛世的氣氛，但在它的產地山東菏澤卻無法幫助農民充飢。濟寧地區（含菏澤）從1958年1月開始，每天有上萬農民外逃行乞，最多時一天竟達5.7萬餘人。4月，省委通知：去冬以來，全省不少縣社發生營養缺乏性水腫病，僅濟寧地區就達54萬人之多。更大規模的飢荒，發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參見王小豫、王小魯《難以忘懷的記憶——憶1958年「反右鬥爭」中的父親王卓如》，載於2011年第7期《中國改革》）
畫餅充飢：畫家「反飢荒」
民間飢情四起，政府屯糧、出口還在躍進。
因飢荒遍地，豬根本長不大，就被各級領導提前出欄，完成出口任務。分管財貿出口的李先念說，「豬出的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就賣掉了。」
捷克總理西羅基，寫信給周恩來總理抗議：「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銷售，質量太次了。」（參見《墓碑》p753－755）
不管中國人有多麼飢餓，也不管那些瘦豬在捷克市面上後來的境遇如何，1959年10月，捷克為慶祝中國國慶10週年，在布拉格舉辦了《李可染畫展》。
1959年，在維也納「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教師李琦以國畫《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獲獎，廣東畫家楊之光的巨幅國畫《雪夜送飯》獲金獎，北京中央美院國畫系學生周思聰以《萬壽山一角》獲銀獎。（參見蔡顯良《20世紀中國繪畫賞析》p184、192、190，暨南大學出版，2009）
這些美麗炫目的獎項，給世界營造了中國太平盛世的景象，卻掩埋不了當時中國大地遍野白骨的真相。
李琦《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
1959年，生活在城市的中國畫家，無視悲慘的底層生活，看不見逃亡、困死的飢民，熱烈響應組織號召，積極創作宣傳黨史題材的作品。
先來看看北京美術界。
油畫，詹建俊創作了《狼牙山五壯士》，羅工柳《毛澤東在井岡山》，王徵驊《南昌起義》，蔡亮《延安火炬》。
國畫，李可染根據毛澤東《七律･長征》作畫，成為他「首次離開寫生對象」虛構山水畫的「交響史詩」。（參見王魯湘《一曲謳歌人類精神的交響史詩——讀李可染山水畫【長征】（1978年）》）
黃胄《豐樂圖》
1959年黃冑喜創作5.1平米的巨幅國畫《趕集圖》（又名《載歌行》），鄧拓特地題跋：「馬兒馳，驢兒馳，生活而今勝舊時……」又根據小說《紅旗譜》創作《春蘭圖》，貧農的女兒春蘭，戴銀掛玉在思考革命問題；喜氣連天的《豐樂園》還獲得大獎。
石魯《轉戰陝北》
陝西畫家石魯，這年創作歌頌毛澤東的《轉戰陝北》及氣勢宏大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詩意畫《高山仰止》。石魯宣稱找到了創作訣竅——「畫有我之思想」。（參見葉堅、石丹《石魯藝術文集》陝西人民，2003）面對「千村薜荔人遺矢」的現狀，石魯畫中表現的「思想」難道是他當時的真實思想？！
1959年8月，傅抱石、關山月被召進京，根據毛澤東詩詞《沁園春･雪》創作巨幅國畫。《傅抱石傳》顯示，創作期間傅抱石曾請總理批酒喝，得到兩箱茅台。（曾經隨傅抱石二萬三千里旅行創作的畫家）黃名芊（在一本專著中）說，（離店）打掃時，賓館從傅抱石房間掃出120只酒瓶。
為了創作這幅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畫，專門成立「磨墨組、制筆組、接紙組，並抽調了許多為繪畫服務的工作人員」。榮寶齋供應30多張古丈二匹宣紙，每張時價60元——這項開支可供五六口之家三年伙食費。
傅抱石、關山月《江山如此多嬌》（以上圖片來源皆為網絡圖片）
當初傅、關兩人拿不定主意時，陳毅給畫什麼內容提了個醒，郭沫若主張把太陽畫出來。完成的《沁園春･雪》，近景是江南青綠山川、蒼松翠石，遠景是白雪皚皚，山舞銀蛇；中景連接南北原野，黃河長江橫貫。（參見陳俊宇《江山如此多嬌——試論關山月早年山水畫藝術的發展趨勢》）
周總理看畫後提出，太陽小了一點且位置低了，放大到將近一米後，才找到合適位置。5.5×9米巨畫完成後，毛澤東親自題名：江山如此多嬌。
可以說，國畫《江山如此多嬌》由傅抱石、關山月、毛澤東共同完成，周恩來擔任藝術總監。（參見黃名芊《筆墨江山——傅抱石率團23000里寫生實錄》P111－112，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胡志亮《傅抱石傳》P439－442，百花洲文藝，1993）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