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勞動。（網絡圖片）
這幾年常見到「青春無悔」的口號，特別是用於回憶知青上山下鄉、或經歷文化大革命及各種政治運動，以表示回憶者的達觀，顯示其「革命豪情」，並影響沒有這類經歷的青年一代。對此，我絕不贊成。
這完全是歪曲歷史。所謂「無悔」，只能是就個人曾經作出的選擇而言，而事實卻是絕大多數人根本沒有選擇的自由，完全是在被強制或受欺騙的情況下才參加或捲入，只能說是無奈。
這完全是在欺騙。既然「無悔」，何不幹下去？但高唱「無悔」的人今天基本都是官員、企業家、學者、富人、名流、留學生，至少已回到城裡安家立業並進入小康，有幾個還在農村、山區戰天鬥地？既然「無悔」，完全可以回去，或者把子女送去，但這些人中還有人這樣做嗎？
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傾向。那些人「無悔」的事物，都與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極左路線密切相關，他們「無悔」的結果，豈不是在用事實肯定這場浩劫和此前的序幕？莫非要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
所以，當我在回憶自己從「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至「文化大革命」的經歷時，深感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並非是由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由這段歷史所造就的。是的，我們曾經被愚弄，被欺騙，被壓抑，也曾經被煽動，被吹捧，被利用，既作為「革命動力」，也當過「革命對象」。我們當然應該深刻反省，畢竟青春無奈！
中學生活自然也給我留下過美好的記憶，特別是在人到中年後，更免不了會感嘆歲月無情，青春難再。但我寧可為了未來而走向死亡，也不願意再回首那無奈的青春。不過，為了我們的後代不再經歷那樣可怕的年代，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憶並記錄下這段無奈的青春。下面先摘錄二則：
中學生的「大躍進」
我是1957年進中學的，「大躍進」興起時正讀初二，當時的狂熱和荒唐至今記憶猶新。
印象最深的幾件事，一是「放衛星」。
當時報上每天都在「放衛星」，各種奇蹟不斷湧現，產量天天翻番，我們這些十三四歲的少年哪裡知道什麼真假？整天唱著「趕上那個英國用不了十五年」「共產主義就在眼前」，沉浸在狂熱之中。不知是出於學校領導的佈置，還是少先隊員出於革命熱情而自發行動，或者兼而有之，學校裡也開始「放衛星」了。
開始的口號還比較謹慎，如有的班級提出「消滅不及格」，但在其他班級「消滅3分（五級記分制，相當及格）」的口號面前，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5分（優）」的「衛星」。可是不幾天，「全部5分」的口號也顯得保守落後了，因為據說別的中學已提出在初中學完高中課程，有的學生還準備著書立說。
於是，一個個具體的「衛星」放起來了。如三天消滅錯別字，辦法是每天測驗幾次，教師來不及批改，就組織學生批改，甚至同一座位互相交換批改。很快就有班級向校黨支部報喜，最近一次測驗證明全班已消滅錯別字。消息傳出，其他班級也喜報頻傳，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滅錯別字」的「衛星」。
又如全部通過「衛勞制」（勞動衛國體育鍛練制度）標準，初中生雖然是初級，但也有規定的指標，如60米跑、400米跑等都有具體的時間，短短幾天之內如何能全部達到？於是沒有通過的學生就在操場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在這種情況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來，不通過的人居然會越來越少。直到天黑，不知是學生們真的越跑越快，還是計時的教師也放了衛星，奇蹟終於出現，全校學生全部達標，報喜的鑼鼓又敲到了黨支部辦公室門前。
二是大煉鋼鐵。「鋼鐵元帥升帳」似乎是當時的頭等大事，記得具體的口號是「為1080萬噸鋼而戰」，以後指標又成了1800萬噸。不久就輪到中學「大煉鋼鐵」了，教師和一些身高力壯的學生在操場上建起一座煉鋼爐，其他學生全出動收集「廢鋼」。
我們那所中學是新建的，實在找不到什麼廢鋼，學校周圍是棚戶區，都是非常簡陋的房屋，幾乎沒有鋼鐵可拆，大家就跑到蘇州河以南的住宅區，將弄堂口的鐵門、一些房屋上的鐵柵鐵欄全部拆下砸碎，有的同學還把家裡的鐵器拿來，有的工廠放在馬路上的零件也被當廢鐵搬了回來。
晚上操場上爐火熊熊，師生們挑燈夜戰，終於把「廢鐵」爐成了一堆黑乎乎的「鋼」，接著就是抬著這堆「鋼」報喜——不是向本校黨支部，而是遊行到區委。
再就是消滅麻雀。除了平時用各種方法完成這項「政治任務」外，還有集中的行動。記得全市消滅麻雀那天，我們一大早就到了學校，我分到的任務是和一批人一起爬上三樓屋頂，見到麻雀飛過就高呼驅趕，不讓它們停留。四週到處都有人放鞭炮，敲鑼打鼓，揮舞旗幟，奔跑呼號，各顯神通，據說戰果輝煌。雖然我們在屋頂沒有抓到一隻麻雀，但都相信自己為「滅四害」盡了力。
除此之外，我個人還有過一項「大躍進」的成果。我們去育才中學參觀了教育革命展覽會後，學校提出要實現「電化教育」。我積極響應，向地理教師建議製作一件「電化教具」。其實很簡單，就是在一個大木框上放一張全國地圖，底下用不同線路安裝不同顏色的小燈泡，用開關分別控制，演示時根據需要開燈，分別顯示城市、鐵路、河流等內容。學校給了我們一筆經費採購小燈泡、電線等，木工為我們做了木框，我和一位同學夜以繼日忙了幾天才製成，送往展覽會向黨獻禮。但以後再未見到這件教具，教師自然沒有用過。
飢餓的記憶
初中時，學校附近的街道辦了食堂，雖然還不像一些「共產主義」的典型或農村那樣「吃飯不要錢」，但價格也相當便宜，所以我還能從有限的飯錢中省下幾毛錢買書。可是等我1960年進高中時，糧票的重要性已經盡人皆知。本來在飯館用餐，在點心攤買早點是不要糧票的，但不收糧票的地方越來越少。特別是廉價飯館和點心攤，每天供應的數量已很少，顧客必須提前排隊，或等上很長的時間，才能買到限量供應的一份。
為了省下糧票，家裡人曾幾次到浙江路一家麵店門口排隊，輪得到的話，每人可吃一碗素椒麵（就是在麵條上放幾小塊冬瓜）。不久，所有的漏洞都給堵死了——飯館、點心攤憑「就餐券」供應，食品店的餅乾糕點憑「糕點券」，與糧票一樣嚴格配給。
進高中後我一直在學校的食堂吃包飯，午、晚餐都是八個人一桌，飯量可以各人自定，每人有固定編號的碗。女同學大多定三兩一頓，男同學普遍是四兩，個別有定五兩的，食堂根據所定數量放米蒸飯。
由於炊事員放米放水未必精確，有時四兩的飯還不如三兩多，有時同樣的定量卻相差很大，當時同學間雖還相當克制，但心裡卻不能不計較。如果同學間拿錯了碗，定量少的吃了定量多的，那就更加尷尬。
輪到十天半月一次吃肉，大家就像過節一樣，但輪到分菜的同學負擔就特別重，要是菜盆中的八塊肉大小相彷還好辦，要是有大有小就麻煩了。開始時菜盆裡的青菜數量還是充足的，儘管幾乎沒有油水；後來連青菜也不見了，只有一些捲心菜的老葉。
到了冬天，飯碗裡經常是「光榮菜」。所謂「光榮菜」，就是以原來餵豬的豆腐渣為主，放少些菜葉、豆腐一鍋煮成的。味道是不能計較了，再說這是「政治」立場，再不好也得吃。由於數量不少，吃下去的時候倒很飽，只是維持不了多少時間。
在家吃飯也同樣吃不飽，因為除了憑小菜卡按人頭買到的蔬菜（基本都是捲心菜的老葉）和憑票買的幾兩肉、幾分錢豆腐外，一切食品的來源都已斷絕，所以每家每戶都在為了讓這少米、無米之炊塞飽家人的肚子而各顯神通。
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辦法是先將米炒熟再做飯，原來一碗可以變成一碗半，吃飯時雖皆大歡喜，卻解決不了吃下一頓前的飢餓。報上還介紹生產小球藻，用人的糞便餵豬，將飼料省下來滲入糧食一起吃。
學校的生物教師輔導大家養小球藻，到處是一個個放著發綠的水的瓶子，可以從來沒有人吃過據說極富有營養的小球藻。用糞便餵豬的確實行了，但人本身已極其缺乏油水和營養，糞便中還能有多少有效成分？所以當時偶爾吃到的豬肉也是一層皮連著瘦肉的薄薄一片。
最倒霉的大多是各家的主婦、母親，為了讓家人和子女多吃一點，往往只能自己忍飢挨餓。但在一些多子女家庭，即使母親整天挨餓，也無法解決子女間的爭奪，往往只能採取分食制。我家的鄰居家有六七個孩子，最大的是我同學，每天早上，母親按各人定量將全家當天的糧食分好，然後各人自己決定如何吃。所以他家的煤爐整天沒有空，特別是分了麵粉後，有的做麵條，有的攤餅。當然母親做好了菜後也得分配，否則就無法使每人都吃到。
在飢餓的日子裡，吃了上一頓就在等著下一頓，特別是上午第四節課時，都在盼快點下課。當時高中生根本沒有手錶，個別家裡有錢的同學也不敢戴手錶。輪到我們坐在靠窗一排時，就在課桌上放一個鋼筆套，記下太陽影子的長度，用這方法來估計時間，又通過手勢或紙條告訴其他同學。
飢餓和營養不良不僅使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人發育推遲，身材矮小，而且患上各種疾病，每次體檢都有新的結核病人被發現。我在1962年5月的體檢中查出患上了浸潤型肺結核，只能立即休學，一年半後勉強復學，因原班級已畢業，轉入下一級。但到1964年高中畢業時，肺結核尚未鈣化，體檢仍不合格，失去了報考大學的機會。
經常性的形勢報告和政治學習，使我們深信，飢餓是由「連續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的，並且是暫時的。當我們聽到「毛主席已不吃肉了」的消息時，更感動萬分，因為我畢竟每旬都有二兩肉票呀！偉大領袖的生活比我們還艱苦，於是咬著牙省下一二斤糧票上交團支部。
我們更相信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沒有解放，臺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雖然吃不飽，但黨和政府還配給糧食和生活必需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會管嗎？要是他們那裡遇到這樣大的自然災害，勞動人民不知要餓死多少！
在學校附近的北火車站一帶曾出現一些從鄉下逃出來的飢民，個個瘦得皮包骨頭，先是要飯，說快餓死了，哀求救他一命，但哪裡要得到？於是就開始搶吃的，從別人手裡搶過大餅、油條，拚命往嘴裡塞，任憑如何打罵，他們一概忍受，只是死不吐出到了嘴的食物。實在無法一口吃下的，如半碗稀飯，也會吐上一口痰，使你只得讓他吃了。
學校立即進行思想教育，說明這些人都是農村的地富反壞，不願老實接受勞動改造才逃出來。不久這些要飯的果然被統統趕走，我們自然毫不懷疑他們是罪有應得，共產黨領導下還會有人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