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性」事很有特色，組織亂點鴛鴦譜。圖為延安窯洞。（Wuyouyuan/wiki/CC BY 3.0）
12月16日，《芳華》終於上映。經歷過國慶換檔風波，讓這部電影反而更加勾起來觀眾去影院一探究竟的慾望。任何一部電影都必然遭遇褒貶不一的境遇，馮小剛今年的作品尤其如此。有些人說他們喜歡這部電影是因為他們都曾經從那個時代中過來，懷念《雪絨花》的美好旋律和那熟悉的軍號嘹亮。也有人說馮小剛的社會批判似乎總陷入這樣不戰自降的境地，看起來很硬，其實很軟，批判的嘗試最終都成了虛晃一槍的姿態，悲劇甚至沒有他早年間喜劇的力量足。我們相信未來這段時間，我們將被《芳華》的各種影評和分析類文章所湮沒，然後過了這段時間，我們又陷入對現實的妥協中，作鳥獸散。正如，那些我們已經忘記了的，在延安時期的一群「芳華」少女，他們在那時被稱為「紅色愛情之都」的延安裡，自己的婚姻卻是由組織出面介紹，而且還有著嚴格的規定。戀愛結婚的條件有「二五八團」和「三五八團」之說。前者為：25歲，8年軍（幹）齡，團級幹部，後者為：男女雙方必須有一方是八路軍的團職幹部，雙方男女必須是黨員、且有3年黨齡，雙方年齡之和為50歲，這聽上去有些可笑的條件，卻真實的在那個時代發生了。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
南方十年鬧紅，提著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
「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麼？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撲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
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雖解「不准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范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
紅小鬼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後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
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著未來道德、一頭挑著過去觀念，俗稱「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
但禍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嚐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著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
趙超構記述：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麼？
「保證完成任務」＋「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來自城鎮，形貌氣質較佳，擇偶餘地很大，行情熱俏，自我感覺「多麼的稀有和矜貴」。她們定譜「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非大官、大知識份子不嫁。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雖然她們一腦門子婦女解放、獨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還拉起「不嫁首長」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霽雲拒絕過劉少奇，一抗大女生拒絕林彪校長的當面求愛。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還是只能以「革命價值」為價值，以職級高低為高低，以嫁給長征老幹部為榮。
海倫･斯諾記載：「彭德懷的清教徒氣質，這種態度很自然使婦女們對他發生了興趣，她們發現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戰士曾設法引誘他，遭到了他的拒絕。」
真正堅持「平等」，終屬少數。城鎮女性的到來，中共高幹層掀起一陣離婚再婚熱。除了毛澤東離賀子珍娶江青，美籍醫生馬海德向韓素音揶揄：「劉少奇曾四次離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
工農幹部與小知識份子甚吃癟，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評某婦因愛人當了驢馬隊指導員，就不愛了。男性選擇標準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腳、三是識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價是直線上升。男找女的，幾乎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
女大學生在延河邊洗腳，對岸男同胞列隊傻看，女生擠眼直笑：「瞧，咱們的『尾巴』又來了！」時間一長，女生將常來河邊的男人呼為「河防司令」，內中還有後來的「開國元勛」。抗聯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每天清晨都能在窯洞窗口發現幾封求愛信；哈爾濱姑娘郭霽云「回頭率」極高，許多男性以各種方式求愛；南方姑娘鐘路遭南洋華僑及廣東男士「圍追堵截」，窯洞門縫、衣服口袋塞滿字條，人稱「被圍困的女八路」，被逼無奈，她只好公開與張力克（後任瀋陽市委副書記）的戀情，1941年早早結婚。
老幹部的求愛信，一般只有幾句，但都有關鍵內容——「我愛你！」週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門十分熱鬧，會客室擠滿男人，女大生謔稱：「禮拜六，四郎探母了！」週六是規定的團圓日，亦稱「陣地戰」，其它日子相聚，呼為「游擊戰」。延安新歌謠：「女大窯洞方丈高！抗大學生夠不著……延水河邊一對一對真不少，西北旅舍游擊戰爭逞英豪。」
一般人對性慾還得掖掖藏藏，惟毛澤東敢於直言。一位抗大生寫信問毛為什麼與賀子珍離婚而與藍蘋結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則？毛回信：「同賀子珍同志是為了意見不合，同藍蘋同志是為了解決性慾。」
「資源」嚴重匱乏，女青年拒婚幾乎不可能。丁玲〈「三八節」有感〉：「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若是嫁了工農幹部，會受到知識份子幹部的嘲諷：「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若嫁了知識份子，工農幹部也有意見：「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還有「組織分配」。1937年，二十二歲的長征女性王定國被安排給54歲的謝覺哉，組織告訴她這是一項莊嚴神聖的革命任務，王定國爽快應答：「保證完成任務！」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崗位。鄧小平與卓琳的婚戀，乃鄧從前線回延安，一眼相中這位北平大學生，留下一句「請幫忙做做工作」，組織一出面，卓琳雖嫌其矮，還是嫁了。
組織亂點鴛鴦譜
如未經組織批准而戀愛（更不用說結婚），可是犯了大忌。不過，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風景。14歲赴延的夏沙，17歲與文工團同事戀愛，18歲懷孕，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坦白，請求處分。張際春給了「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整風搶救運動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使夏沙成了抗大總校重點批鬥對象，她在大會上誠懇檢討「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新四軍畫家陳亞軍，與鹽城中學女生談戀愛，開大會狠批一場。組織「亂點鴛鴦譜」，老幹部窗前選美，認識24小時之內就結婚等「革命愛情」，一路「演出」不斷。一些新四軍高幹利用工作接觸或集體廣播操等機會，直選城市女生，陳毅、粟裕、彭雪楓……都是這樣抱回佳偶。
八路軍的聶鳳智（上將）、向守志（1988年上將），也是這一時期從女學生中得偶。他們再轉身用同樣方法為部下解決「個人問題」。
「紅妃」張寧（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張富華（1911～1957，追授少將），江西興國人，1929年參加紅軍，時任膠東軍區某團政治部主任。女兵連清晨出操，軍區司令許世友在窗前問張：「你看上哪一個？」張指著一高個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馬！」此女就是張寧母親，膠東文登縣侯家集方圓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組織談話，三言兩語介紹張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歲的「大洋馬」背著行軍包進了張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紅棗、一瓶土燒酒，就算禮成。「媽媽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後，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他大16歲的我爸爸。這種事在戰爭年代不稀奇，許多當年在戰爭第一線拚命的指戰員，他們的夫人有許多是在與我媽媽大同小異的情況下與丈夫結合的。這叫『革命感情』。」
延安報紙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畫〈新娜拉出走〉，諷刺一些青年女性為爭取獨立自由離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淪為大幹部附庸。在社會價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戀選擇的價值多元化實為無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謝覺哉日記：「小資產階級的戀愛神聖觀，應該打倒。因為它一妨礙工作，二自找苦吃。」
由於各級首長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紅色女生提出反對「首長路線」，襄樊女生林穎（1920～）乃倡議人之一，一時名噪「小延安」——河南確山竹溝（新四軍四師駐地）。但林穎收到彭雪楓（1907～1944）第一封情書二十天後，自破金身，「下嫁」給這位1930年的老紅軍。新四軍一旅老紅軍萬海峰（1920～，1988年上將），1943年10月得娶上海護校女生趙政。歷經五四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婚戀自由權，就那麼「高尚」地交出去了——黨員結婚離婚須經組織批准。馮蘭瑞欲與前夫離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報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歲的團長高自如申請與二十九歲的鮑侃結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軍團長不能與非黨員結婚；1947年4月鮑侃入黨，獲得與愛人結婚的先決條件，可高自如已於1946年春在華北前線犧牲。
許多戀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組織勸止，甚至批判，鬧出一幕幕自殺悲劇。1948年冀察熱遼根據地，《群眾日報》電報員韓志新，因與地主女兒戀愛，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賄賂」，韓志新十分緊張，當晚用步槍自殺。
延安還有「臨時夫人」。兩位蘇聯聯絡員與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阪參三，1892～1993），分別擁有臨時夫人，事先聲明回國時不帶走。他們向中共提出找「臨時夫人」，組織便挑選說合。兩位蘇聯人回國時，臨時夫人結束任務，臨時丈夫各留下一筆錢。三八式女幹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江西時期，中共就為李德物色「臨時夫人」肖月華（團中央粵籍姑娘）。
中共對幹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現象，相當寬容。1948年太岳區薄書年有妻有子，參加革命後又與閻姓女子結婚，家妻攜子找來，組織令薄與閻離婚，薄懷怨，殺閻與同寢室黃氏（副專員之妻），閻死黃殘，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戰夫人」的謝覺哉評論：「一人二妻，革命幹部中頗多有，因戰爭關係，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責人。一旦相遇，只要他們自己不發生齟齬，旁人何必多管閑事。必離其一，必有一方失所。」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