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面臨習近平當局要求選邊站的兩難局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中共人大常委會將在8月17日至20日召開會議，討論將在香港實施《反外國制裁法》。這將對金融機構們產生巨大壓力，很可能面臨習近平當局要求選邊站的兩難局面。並且為了避險，金融機構們也會大舉撤出香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將業務從香港撤到新加坡，就是一個先例。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上週已表明，支持把《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已向中央提交意見，支持以香港本地立法的方式在港實施。
中共在6月公布了《反外國制裁法》，這是為報復外國提供法律依據，此舉將無可避免會加深與西方國家的矛盾，無助於溝通和解決問題，各方博弈將更加激烈。所以該法律主要對外作用有兩個：一、反擊報復；二、展現中南海的政治意願。
歐美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維吾爾等少數民族遭受迫害、港版國安法破壞香港民主等行為，對中港官員以及實體進行了制裁。現在，中共《反外國制裁法》的具體制裁措施幾乎都是複製美國的制裁措施，無非改換了主體。
事實上，中共此前已經對歐美等國的制裁採取了反制。尤其在中美貿易戰最激烈時期，中共也對美國每次採取的關稅措施對等反制，但是，因為美國對中國懲罰性關稅數額越來越大時，習近平當局後來已無法繼續對等反制。
《反外國制裁法》的制裁手段包括不予簽發籤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查封、扣押、凍結在中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它各類財產等等。國際金融機構可因此被中共控制的法院起訴，該法律也會株連家庭成員。這條法律令在香港的國際金融機構十分頭痛，最擔心被夾在中美金融戰之間，被迫二選一站隊。
《反外國制裁法》不會阻止美國政府祭出新的制裁措施，其真正的目標是外國公司。這是向外國公司發出的一個強烈信號：若遵守美國的制裁措施，中共就會對其採取行動或起訴。
相信這些金融機構們已經開始在中美兩邊遊說，綜合來看，一旦到了必須二選一的時刻，大多數國際金融機構會選擇靠向美國而不是中共，因為美元太重要了。國際金融機構可能會退出香港，因為他們不是非要在這裡開設分行開展業務，也可以選擇去東京或新加坡。
隨著中美兩國在2019年互相加征關稅和雙邊關係急劇惡化以來，2020年的政治和經濟局勢更加複雜，而且COVID-19疫情的爆發也帶來更多的挑戰，這讓大多數的國際企業把中美關系列為未來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首要挑戰。香港有超過200家銀行，超過80%是外資銀行，一旦中美金融戰擴大化，國際性的金融機構只能選擇離開香港，可能過半數會撤走。
自從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光環已經褪色，對國際金融機構的吸引力不斷衰退。中共在法律制度上再增加限制，以及推出脫離國際規則的措施，將進一步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無論是港版國安法還是《反外國制裁法》，同樣涉及到中共內鬥。習近平會全力控制住香港，尤其是金融系統。因為香港一直是中國內地外逃資金的首選中轉站，大量資金的湧入也推升了香港固定資產價格。
2020年，習近平調整了香港中聯辦和國務院港澳辦的負責人，理順了它們之間的從屬關係，架空了韓正；並制定實施港版國安法，推翻港人治港，強化「親共者治港」，導致香港政治秩序和國安領域發生了巨大變化。
大多數的中共老領導和權貴都在香港擁有自己的資產和巨大利益，而中國大陸經濟連年下滑，又遭遇疫情和洪災，國企的利潤也受到影響，因此不能再增加稅收，而依靠其它方式充實「錢袋子」，造成民怨極大。
因此，對於習近平政敵來說，不僅完全喪失了香港事務的話語權，還將面臨著財產被沒收的現實。
私募股權公司博裕資本(Boyu Capital)的業務已從香港總部遷至新加坡。博裕資本向新加坡轉移的主要原因，是擔心現年94歲的江澤民影響力下降，以至於其死後，他的家人和親信可能會遭到習近平當局清算。
博裕資本被外界稱作太子黨基金，曾收購北京和上海機場免稅店的股權而備受矚目。與香港相比，新加坡更能讓博裕資本避開習近平當局的審查或不利行動，或許成為他們躲避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的避風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