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1年8月25日訊】之前說過，經過經濟全球化之後全球各國的貧富差距都已經嚴重惡化，目前的氣候越來越極端，而且這種極端化的趨勢還僅僅是開始，氣候極端化就會推動食品等生存必需品的價格快速上升，當基本生存支出（食品支出為主）超過了部分人的收入之後，這部分貧困階層的民眾就會食不果腹，社會就會陷入動盪，這是當今時代所有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尖銳問題。
當時是這麼說的：「維持基本生存的「閾值」不斷上升，食不果腹。比如，一個國家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果定在1000元，如果最基本的食品支出是800元（即‘閾值’），這部分人就可以維持基本的生存，但如果食品價格指數上漲40%，閾值就上漲到1120元，最低工資水平就填不飽肚子，社會就會動亂。
目前，閾值的上升已經摧毀了南非和古巴，在極端氣候的推動下，未來的閾值會繼續上升，每當閾值超過一個國家人們的基本收入水平之後，就會摧毀這個國家，你既然已經看到了南非剛剛經歷的遭遇就知道這絕不是什麼危言聳聽。」
當時，提到的解決辦法之一是：「當然是打土豪分田地，雖然辦法會有很多差異，但肯定會形成全球性浪潮。源於當財富更加平均之後，抵禦‘閾值’上升的能力就會增強，這是十分明顯的。
各國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會千差萬別，這與本國的傳統文化有關，不同的方式也就決定了各國的前途。」
有朋友說，為何不能用快速提升最低工資水平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社會產出沒有增加、而最低工資水平快速提升的時候，貨幣快速貶值就會推動通脹，物價上漲的速度就會超過最低工資的上漲速度，所以也根本就不能解決問題。同時，最低工資水平提升的速度加快時，就會超過部分企業的承受能力，企業只能破產倒閉，失業率上升就會讓更多人陷入貧困狀態。最明顯的事例是阿根廷，這個國家一直在採取這種辦法「解決」問題，所以阿根廷長期處於高通脹的火海中，近年來的經濟也不斷衰退，所以，這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會製造新問題。
最近幾天，中國國家管理層提出要推動「三次分配」，一切都在不言中。這說明管理層在這個問題上十分敏感。
平均社會財富是目前所有國家都在面臨的艱鉅任務：
第一，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最終都是靠終端需求拉動的。
中國拉動經濟的所謂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其實只有一駕馬車，那就是消費。將商品出口到其他國家那是因為其他國家有消費市場，沒有消費市場的投資就毫無意義，源於沒有投資收益就只能製造死賬爛賬。所以，消費增長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但貧富差距惡化之後，廣大貧困階層就會喪失消費能力，全社會的消費就會萎縮，過去的投資就會成為死賬爛賬，經濟就會陷入困境。
以往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可以通過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本質是借用別人的消費市場實現自己的經濟增長。逆全球化時代正在快速走來，這是所有人都已經看到的事實，各國都在以各種手段保護自己的消費市場，比如，美國政府已經公開要求購買國貨，而德國有些重要的政界人物也已經提出要使用關稅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內部市場等等，很多重要的經濟體都在做這樣的事。此時，建設好自身的內部消費市場就比以往時期更加重要，也就是說，能否推動本身的均貧富就直接決定了本國經濟的前途。
沒有內需市場的壯大（相當於沒有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也就沒有內循環，當出口受阻的時候，其結果是明擺著的——窒息。
第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些富人的財富是通過不公平的方式獲取的（想到了老虎和蒼蠅），在中下階層的生活勉強維持的時候，社會的忍耐力比較強，社會還可以穩定運轉。但當閾值上升讓底層人群的生存難以為繼的時候，他們就會失去忍耐力，社會的基本矛盾就會爆發，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動盪。而一個動盪的社會必然成為一個失敗的社會，看看最近幾年的委內瑞拉就清楚，它已經從接近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倒退回了1990年之前，成為全球失敗國家中的典型。因此，推動均貧富實際已經是各國的政治任務。
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不難，難的是如何以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解決問題，不同的均貧富方式也會決定不同的結局：
第一，使用法律和稅收手段、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均貧富。
比如通過對個人徵收房產稅、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稅、提高奢侈品稅甚至直接徵收現金稅等，對部分企業（比如菸酒企業和具有一定公共服務性質的高利潤企業）徵收收入調節稅等方式籌集資金，增強社保和醫保的支付能力，讓社保、醫保覆蓋更多的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
給低收入人群發放食品券，這種做法目前已經存在於很多國家；給低收入人群減稅；增強對低收入人群的職業培訓，讓他們具有更高水平的技能，提升收入水平；降低低收入人群的教育負擔等等，上述措施是化解貧富差距的基礎性手段。
由官員們帶頭推動、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提高全社會的社會責任感，讓富人更願意自願（注意，必須是完全自願而不是強捐，如果以各種方式強捐就變成了「第二」）捐助，建立起民間的社會救助體系，救助災區和貧困人口，對社會穩定起到輔助作用。
這些措施事實上都是給貧困人群托底的措施。
這種手段有以下幾點好處：首先，由於富人多承擔的稅賦（除了扣除極少的管理費用之外）完全並且透明地（實現「透明」很重要）用於補助低收入人群，就可以盡量避免產生新的社會矛盾，終歸一個社會的穩定是所有人的利益，富人可以理解這些做法，得到補助的人群也有感恩之心；其次，通過這種手段均貧富，對所有的富人（和窮人）均是一視同仁，富人們很清楚自己要承擔的責任，基本上不會損害他們勞動和經營的積極性，在均貧富的過程中在輔助弱者的同時又絕不獎勵懶人，就可以避免（或減輕）均貧富的過程對生產力發展所帶來的損害，避免損害經濟發展。
公開、透明、在均貧富的過程中不產生新的受益階層（既得利益階層）、給弱者托底但又不獎勵懶人，不損害生產力，循序漸進，就像中醫一樣對社會進行調理，最終就可以實現理想的效果。
第二，通過行政手段以疾風暴雨的方式均貧富。
行政權力掌握在行政人員手中，此時均貧富的對象就只能指向行政體系之外的部分富人，這是不公。只要有不公，就會製造新矛盾。
每個在地方掌握行政權力的人，與本地的富人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均貧富的過程中就會摻雜個人的好惡因素，就會繼續產生不公，繼續製造新矛盾。
當從富人身上獲取財富之後，如果不是以公開透明的方式完全以醫保社保、食品券等方式進入中低收入人群，就必然會產生新的「受益者」。比如，用於修建新的基礎設施，名義上也是扶貧，但卻會產生新的受益者；如果只是簡單地將資金撥付給鄉鎮，由鄉鎮用於扶貧，也很可能會產生新的受益者等等，此時，就會形成部分人對部分富人進行掠奪的事實，讓均貧富的過程成為部分人發家致富的手段。
總而言之，只要在富人與底層人群之間進行財富轉移（即均貧富）的過程中出現第三方的受益者，就會導致以下結果：首先，貧富差距進一步惡化。這種模式實際是殺富濟富式的財富轉移過程，低收入階層不僅得不到有效的救助，還會讓社會財富進一步集中。其次，由於部分人掠奪了另一部分富人（這部分往往是勞動者或經營者），而窮人的生存空間更加惡化，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再次，由於通過勞動和經營獲得的財富可以被肆意掠奪，人們就會徹底失去勞動與經營的積極性，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發展會出現劇烈倒退，而失業上升之後，窮人的生存狀態繼續惡化。最後，既然可以公然掠奪富人的財富，就必然會在社會生活中放大人性之惡，讓社會秩序遭到徹底的破壞，讓道德水平劇烈倒退等等。
之所以少數國家在過去的歷史中會採取這種做法均貧富，一般都是為了對「形成貧富差距惡化過程中的責任」進行甩鍋，部分富人成為甩鍋對象，結局往往也非常慘烈。
第三，還有一些國家拒絕進行均貧富，最終的結局就是經濟萎縮導致財政危機和貨幣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斷陷入混亂與動盪。
財政危機和貨幣危機會釀成長期的惡性通脹，最終起到的也是均貧富的效果（整體貧困化），但會對本國經濟造成極為深度的破壞，喪失以往的經濟發展成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拉美國家都出現了十多年的惡性通脹，導致社會整體性返貧，就是這種模式的典型表現。
適度的貧富差距可以調動人們勞動與創造的積極性，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因此絕對的均貧富就是有害的，但貧富差距惡化又會導致社會的倒退。所以，如何實現合理的均貧富一直是人類社會的難題（所以，各國所採取的方式最終還是由本國的文化所決定），有些國家通過均貧富讓自己的經濟再次踏上健康的發展之路，有些國家卻會形成新的掠奪，最終出現均貧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