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1年9月8日訊】歷史上還有一種十分另類的戰爭——權力與資本（權力與富人）之間的戰爭，大眾一般不太關注、也難以理解這種戰爭，但這種戰爭往往同樣殘酷，而且會長期伴隨在幾乎所有國家的歷史中。
每個國家的歷史都是波浪前行的。當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經濟、進行建設活動時（如果以資本主義的思維模式來思考），國家的權力重心就會傾向於向下轉移，因為只有民眾的財產權可以得到更完善的保護時（在任何社會中這都是最主要的權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企業具有獨立自主的經營權和決策權時才會更有效率，這些都是權力重心下移的表現。
可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資本就會不斷壯大，對社會的影響力就會越來越強，在有些國家中資本甚至會通過政商結合的方式左右地方政治甚至更高層次的政治；當資本膨脹到一定程度之後就會形成壟斷，造成貧富差距惡化，讓經濟社會無法持續下去，威脅到社會的穩定。此時社會權力的重心需要向上轉移（解決權力重心下移時期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就會適時打響。尤其是那些傳統上是通過自上而下進行社會治理的國家（即金字塔型社會），不斷壯大的資本會掌握社會的話語權，又通過政商勾結的方式掌握了地方鄭志上的權力之後，就很可能顛覆這種自上而下的社會體系(大多封建王朝都是如此倒閉的），這種情形下所爆發的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尤其殘酷。
還有一種情形下也會訊速地打響這種戰爭，那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抗來臨。此時，國家需要統一民眾的思想、也需要集中全國所有的物力以應對戰爭，但資本對社會的思想領域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也掌握著絕大部分社會財富，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就會迅速打響。國家權力通過這種形式的「戰爭」回收社會的話語權，也掌控社會財富，目的是為了應對戰爭。
必須要說明的是，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存在於所有國家的歷史中。同時，由於各國主流文化不同，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戰爭的表現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別，不可一概而論。
今天要說的是，二戰之前和過程中爆發在德國的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是十分經典的：
第一，希特勒上臺之前，德國也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社會權力的重心在下，資本對社會的影響力巨大。
從19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德國和奧匈帝國興起了一場平民主義運動，納粹主義就是在平民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納粹主義的德語是Nationalsozialismus，意即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它也經常被稱為希特勒主義。這是一種高度集權的社會運行模式，社會的權力重心在上。
希特勒上臺前，德國社會的權力重心在下，希特勒要貫徹納粹主義，要求德國社會的權力重心在上，國家權力就開始向資本宣戰，目的是從資本手中回收對社會的治理權。
納粹主義也是應運而生。
1918年一戰結束之後，戰爭的破壞再加上戰爭賠款讓德國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惡性通脹，貧困成了德國的標籤，直到1923年沙赫特通過發行地租馬克才制服了通脹「猛虎」。
1924年，擺脫了惡性通脹的德國經濟開始逐漸穩定了下來，1928年德國的出口已經恢復到一戰之前1913年的水平。可隨後不久又爆發了1929年的大蕭條，再次將德國經濟打入更深的深淵。到1931年時德國的失業率高達25%，共有600萬人失業，數不勝數的流浪漢在街頭乞討，1932年的實際工資指數比1928年居然下降了70%，勞動者困苦不堪。
在希特勒上臺之前，德國信奉資本主義，各個經濟領域都由資本家和寡頭所控制，長期的惡性通脹讓中產被徹底消滅，大蕭條的爆發又對中下階層形成了徹底的洗劫，如此一來德國政府（經濟蕭條讓德國政府喪失了收入）和廣大平民就淪為「赤貧」，但那些寡頭卻能通過壟斷行為，大發國難財。
壟斷資本與政府和平民之間形成了嚴重的對立，這是納粹主義可以在德國逐漸佔據主流的社會土壤。
第二，希特勒上臺之後，如何拯救德國經濟？
很多人張口就會說，只能通過政府投資——這是當然，但問題是如何實現，因為當時的德國政府根本沒錢投資。
如果印錢投資，由於剛剛從1918年-1923年的惡性通脹中走出來的德國人對紙幣的信任極其有限，政府再次開動印鈔機之後更凶猛的惡性通脹就會迅速到來。同時，經過大蕭條打擊之後的德國政府本身已經一貧如洗，再加上剛從惡性通脹中走出來（惡性通脹的根源是政府無度印鈔，即政府喪失了信用）的德國政府信用很低，也就不可能在國際市場上進行大規模籌資。因此，這些手段都無法啟動政府投資。
從財政看來，當時的德國政府處在絕路上。
要說明的是，1929年大蕭條之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可以啟動政府投資以恢復經濟，但德國卻不行，源於美德兩國政府的遭遇不同，兩國政府的信用度不同，兩國注定只能走不同的道路。
德國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一夜間打響了！德國啟動了經濟上的「新計畫」。
希特勒上臺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領域（這是社會權力重心快速上移的過程），將一些大中企業的財產和地主土地無償收歸國有。由於當時德國最富有的人群基本上都是猶太人，於是希特勒向最富有的猶太人開火了，將他們的財富和企業收歸國有，土地被分給無地的德國農民。
當政府手中有了錢之後，就可以啟動投資活動，而投資活動的啟動又讓政府有了稅收，也就具備了對外借貸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信用基礎。
在這一系列的操作中，作為央行行長和經濟部長的沙赫特再次發揮了關鍵作用。他主要做的是兩件事，一是向美國和各協約國大量借錢，二是對於一戰時的巨額賠款要求減免。
沙赫特用在美國借的錢直接在美國購買軍火和技術，這就改善了美國的失業問題，而德國也利用借的錢和技術大力興建軍工廠，結果兩個國家合作的不亦樂乎。所以，美國資本是希特勒實現快速崛起的主要推手。
希特勒上臺之前的德國已經可以用「一窮二白」來形容，但僅僅五六年的時間之後，德國就已經成為歐洲大陸上軍事、工業最強大的國家，這種上升的速度古今罕有，支撐這一巨變的內在因素就是財政的超級膨脹。通過私人財產國有化和對外借貸進行投資，推動經濟高增長之後就可以實現財政收入高增長，這是財政收入的主體。同時德國還通過多種渠道補充財政所需，比如初始時期被國有化的資產在經濟高速發展之後就會升值，此時德國政府又拋出部分國有財產彌補財政。比如，1934年還在修鐵路的德國政府卻一次性賣出2.24億馬克的德國鐵路優先股；1934年德國所有大型商業銀行中有70%的股權由德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持有，此後通過賣出部分德國商業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的股份分別獲得5700萬、5000萬、1.41億馬克的收入，等等。巴塞羅那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德國34-38年間至少有1.37%的財政收入來自於國有財產的再私有化。
是德國財政的高速膨脹，支撐了德國從一個一戰的戰敗國快速成為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工業與軍事強國。
1932年希特勒上臺後，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德國的失業人口就銳減到二百萬。1933年時德國GDP還是737億馬克，1934年就達到了1264億馬克。這就讓德國政府的稅收收入高速增長，德國政府有了錢之後就立即在德國建立起高福利制度，這種高福利惠及每一戶人家，人人都有了麵包和牛奶。失業快速下降、收入水平上升再加上高福利制度的建立，就讓德國人擁有了旺盛的消費力，結果又推動電器、汽車等產業的快速發展，徹底給德國經濟插上了翅膀，這就是這一時期德國經濟奇蹟的由來。
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就讓希特勒的聲望快速上升。沒收猶太人的財產和大量借貸進行投資活動是二戰以前德國經濟的發動機。
第三，走向戰爭。
德國與美國不同，德國國土狹窄，僅僅使用基建投資難以徹底拉動經濟，所以當時德國的投資是兩條腿走路：其一是基礎設施；其二是軍工建設。1937年德國的GNP中有42%來自於軍火工業及其相關領域，幾乎佔據了德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基建投資在開始時效率很高，但隨著基建活動的不斷深入，基礎設施就會飽和，投資效率就會下降，但國家為了保經濟增長（這是政治任務），基建活動還會繼續下去，此時就會造成國家債務率的上升。同時，在沒有打仗之前，軍火投資根本就沒有效益，只會造成債務上升。
隨著債務的不斷上升，國家就會面臨債務危機，經濟繁榮的泡沫就會破裂。到這時，馬克的價值就會下跌，德國人的好日子就會結束，這會給執政的希特勒帶來嚴重的打擊。此時德國只有兩條路可走：
首先是推動國家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繼續走向深入，即繼續推行國有化，沒收更多猶太人的財產充實政府財政，延緩債務危機的爆發。因此德國法西斯對猶太人的迫害呈現不斷擴大化的趨勢，1933年建立了集中營，到1939年則建立起猶太區，對猶太人的迫害明顯地擴大化了。這說明德國政府「宣戰」的對象不再僅僅是掌握壟斷資本的富人，包括了更多的富人群體，這都是錢惹的禍。
其次是發動戰爭，將巨額的軍工投資變現為收益。到1939年，德國央行行長（沙赫特已經離職）直接寫信告訴希特勒已經無法制定財政預算。而當時約120億馬克的梅福劵一旦違約可直接導致德意志央行破產，馬克就會再次變成紙，財政枯竭的納粹德國只能走向戰爭。
德軍閃電攻克奧地利、捷克、波蘭、法國等歐洲國家後，在這些國家搜刮了高達1040億馬克的收入，同時在這些國家掠奪了無數的物資，不僅可以穩定德國馬克的幣值（緩解債務壓力），還讓德國民眾得以繼續享受優厚的福利，進一步鞏固希特勒在德國的聲譽和地位。
第四，權力與資本之間的戰爭絕不會僅涉及「錢」。
根源在於在一戰之後德國貧富差距惡化的社會責任必須有人承擔；同時，壟斷的寡頭們在德國內部具有跟強大的影響力，與外部世界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當他們的資產被國有化之後肯定不會善罷甘休，反擊的力量也會極其強大。所以，注定這場在德國發生的國家權力與壟斷資本之間的戰爭是以很殘酷的方式來進行。
在這一歷史時期，德國進行的是一場非常典型的、教科書般的國家權力與壟斷資本之間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