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應中共號召，去農村上山下鄉的狂熱青年人。（網絡圖片)
看姜文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我費解一些媒體在討論「黃秋生為什麼死」。他們不明白，一個人被昭雪了怎麼還去上吊。對我來說，這個疑問沒那麼難解答，因為當年我當知青時，就經歷過一件真實的自殺事件。說起來業餘宣傳隊的解散，也和這件事有關。
我們業餘宣傳隊的隊長比我大五六歲，當時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會寫，還能當導演。樣板戲《沙家浜》中，他是導演還兼演胡傳魁，生活中卻和阿慶嫂好上了。這在現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歲的年齡正是談戀愛的時候，但那會兒就是生活作風問題。結果沒弄好，「阿慶嫂」懷孕了，事情露了餡。這在當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傢伙，師裡派工作組，團裡也派工作組，排練演出一切停止，整風。背對背、面對面地揭發批判。自然「胡傳魁」也被看起來了，不許自由行動，不許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著開什麼會，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傳魁」說要上廁所，幾個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說你自己去吧，快點兒回來。就沒跟著。結果半天不見他回來。再去廁所一找，咦，沒人。大家急了，挨個房間找。找到行李房，門從裡面鎖著，只聽有蹬凳子的聲音。大家心裡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開了玻璃，果然「胡傳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著拉開門插銷，趕緊往裡衝，這時，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懸空轉了一個圈兒，頭一揚掉下來了，原來他不會上吊，只是把繩子轉一個圈套在脖子上，沒上死扣，懸空後一轉圈就摔下來。可是懸空那一下也夠狠的，他已經不上氣兒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點武功，上來用手指夾著喉結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這是大事兒，得趕緊向上級匯報，正這時，「阿慶嫂」知道了，她淒厲地一聲慘叫撲過來，把我們每個人的心都劃開了，有人就開始抹眼淚。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著臉，看看「胡傳魁」：「怎麼，要自絕於人民？」「胡傳魁」閉著眼躺著。我看到他的眼淚靜靜地流向耳窩子，積在耳朵裡。
命案未遂，團裡也不敢再批判了，聽說領導第二天晚上就請「胡傳魁」「阿慶嫂」到家裡吃餃子。安撫一通之後就讓他們盡快返城回家，宣傳隊也開始下放，一個連一個連地換，每年都輪一次。要說一個團裡這麼多知青，怎麼都認識我，就是因為下連隊下的。
城市青年來到農村滾一身泥巴，青春一去不復返。（網絡圖片）
現在回頭想，「胡傳魁」與「阿慶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鄉四十週年紀念，我在想，我們該怎麼回首這段往事。集體語境往往要上升到社會歷史的偉大高度，說一大篇的道理，我們甚至仍會不自覺地將之理想化，重溫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讓我們用青春烈火烤乾衣裳」的詞句，但具體到個體的命運，就不可能是一句話、一個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兒看過兩張照片，同樣一群人，都是當年黑龍江建設兵團的，年輕時手搭肩膀照了一張相，三十年後重聚，又仿著同樣的姿勢照了一張。兩張照片放一起，是被當做一件當代藝術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歲月的痕跡，但也看到了一種心理深層的裝飾感。當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個判斷，我也尊重照片中這些懷有美好願望的老知青，不過它喚起我的是一種複雜的感動，同時還有些憐憫與感慨。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麼的真實，又那麼的不真實。
從我個人來講，反映那一時代的作品，我比較認同王小波，也對姜文充滿敬意，他們真正保持了個人的獨立意識，這種個體意識放在當今文化中來看，也是很有價值的。
《太陽照常升起》「黃秋生」為什麼會自殺？我覺得那裡有對生命難以言狀的失望。有人說：不是給你平反了嗎，幹嗎還自殺？在那個把無聊當正經的年代，大家大動干戈地投入抓姦行動，剝了一層皮，審了一溜夠，批判呀，檢討呀，羞辱一番後告訴你，沒事了！馬上你就皆大歡喜，做得到嗎？不久前報紙報導中國人在巴黎老佛爺購物受辱，外國人無理刁難後又說你是清白的，禮節上輕描淡寫道個歉就沒人再理你了，你能想像、體會到類似黃秋生的心境嗎？
這當然是我的解讀啊，姜文自己的意圖是什麼，我並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傳隊懷孕事件」，同樣有對人性的蔑視與對人格的污辱。「胡傳魁」該不該自殺？他怎麼會想到自己事發之後，最信賴的那個好朋友會起來揭發他，甚至還會有那樣詳細的偵查記錄。哪天、哪時，在何地幹什麼。他怎麼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隱秘的歡愉時，有雙眼睛在盯著……那還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種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後都成為筆錄，然後在整風時居然被公開讀出來。而我們，這些當時二十歲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這件事看成錯事。還有人翻毛主席語錄，「你看，毛主席說十月懷胎，他們現在到幾個月了？懷孕是怎麼回事，接吻又是怎麼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對嘴，那多噁心啊……」
雖然嘴上這麼說，誰心裡又不想談戀愛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這件事震懾住了。想到愛、結婚，感覺是複雜而害怕。到底什麼是人生，什麼是命運、愛情，有了這件事後，更令我們感到雲山霧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