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看透中共的國學大師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演講，倡導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網絡圖片）
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的錢穆，是另一位對共產黨有著清醒認識的民國大師。
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這又是為什麼呢？
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的錢穆，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
對於錢穆這樣的大師，中共自然沒有忘記統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臺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臺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