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從事秘密的反蔣活動，向中共提供情報，直到發生八九六四，憤然退黨。（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其實，不只是在1949年後，即使中共獲得政權前，就已經有無數革命者後悔走上這個道路，而且有人當年就已控訴。儘管在其他回憶錄中我們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現象，可韋君宜的《思痛錄》畢竟是她個人經歷，這樣，就讓我們更多地看到中共歷史是怎樣一種「豐富」的「革命歷程」。
《思痛錄》中有一章題目叫《「搶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讀來，讀者也能感受到當年的慘烈：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有一時間段，彷彿延安到處是「特務」。
韋君宜女兒楊團在《〈思痛錄〉成書始末》一文中回憶：「父母告訴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過那麼一次，毛主席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結果成千的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佔區來又坐過敵人監獄的，無一例外都是被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當時甚至還發明了一個帽子，叫「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無「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甚至明知被審訊者不是「特務」，審訊者也會編造口供送上去。大約也正是這種荒謬之極的現象，讓一些天真純潔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別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後悔不已。
有一個叫吳英的，是從天津跟韋君宜一起出來幹革命，在延安見到韋君宜後，說起她在延安行政學院被禁閉，連上廁所都要排隊出來才行，說著說著，她忽然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裡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17頁）這讓韋君宜感到很難堪，「實在使我這個『先覺分子』無言以對」。
還有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來知識青年，當時在綏德擔任區長，搶救運動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務，理由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之後，韋君宜去參加平反大會，只聽她站在臺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她竟然說道：「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17頁）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她絕沒有如此說話的勇氣。當時一定是豁出去了。
「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網絡圖片）
韋君宜說她當時聽了這個叫丁汾的講的這些話，使她膽戰心驚，如冷水澆頭，「我倒是不怕她來殺我，殺共產黨，我知道她雖然說得狠，其實不會那樣做的。我們誰也不會那樣做。」作者氣的是中共當時「這樣『為叢驅雀』，硬把她驅趕到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裡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18頁）作者這樣講，一點也不誇張。如果這個叫丁汾的女革命者能活到文革，如果人們又知道她當年曾說過那樣幾句話，即使不死，也要脫層皮。
當自己讀到這些，就在想，「早知今日」，也不知有多少人不會背叛自己的家庭，更不會加入中共不會「奔赴延安」，而沒有這眾多熱血青年的加入，中共是否還能取得最後勝利獲取政權，可就是未知數了。特別是從書中記述來看，那些年早就把人心搞亂搞壞了，而且1949年後非但沒有真正「收拾人心」，反而一直把人心往邪路上引，這才是這個國家至今還在這個邪惡的社會裡打轉轉的緣故。
作者之所以將書取名為《思痛錄》，想來，正說明作者的痛，鑽心的痛。而通讀增訂版，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看到作者的痛裡包含著後悔，深深地後悔。
在說韋君宜的「後悔」之前，不能不提到韋君宜的丈夫，可以說韋君宜的丈夫楊述事實上到死都不能算是一個覺悟者……
現在想想，這個組織不就是在一大群像楊述這種所謂「有堅定信仰」的人維繫著一直走到今天的嗎？如果反右派運動或是文革之後，跟著中共「鬧革命」的人都覺悟了，至少都像韋君宜這樣覺悟了，這個組織還能支撐到現在嗎？
作者怎麼也沒想到，熬到有自己參加的中共革命最終取得勝利獲得政權後，這些革命者包括對中共作出巨大貢獻的傅作義的女兒以及陳布雷的女兒仍不得安生，仍然讓她們感到痛苦不堪，甚至痛不欲生。大約也像那個叫丁汾的女孩子一樣，當這種痛苦不堪到極點時，是難免要流露甚至要發泄的。
反右派運動讓韋君宜再一次感到困惑，後悔之情溢於言表。在反右派運動中，韋君宜曾對黃秋耘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特別是當她看到反右派運動中一些極其醜陋的人和事，她「心裡的痛苦達到最深度」：「我從少年起立志參加革命，立志變革舊世界，難道是為了這個？為了出賣人格以求取自己的『過關』？如果這樣，我何必在這個地方掙這點嗟來食？我不會聽從父母之命遠遊美國，去當美籍華人學者？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
這幾句話足以表明韋君宜對參加中共革命的後悔，對中共政權的失望。韋君宜不就是又一個吳英又一個丁汾嗎？她所說的這些話，與當年吳英和丁汾所講的那些話難道不是一個意思嗎？如果真要說有差別，也只是前面兩位說那些話是在中共取得政權前，而韋君宜是在中共獲得政權後。想一想，在中共內部，連是否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也需要選擇，這讓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很難理解。
還有本文開頭提到的楊憲益，是著名翻譯家，他「其實是一個上層富家子弟，卻充滿了叛逆的性格，真心嚮往革命。……他從事秘密的反蔣活動，向中共提供情報，還曾經要求去延安，但是未能成行。1949年以後，他熱情地擁護新政權」（引自《他們不可能摧毀所有的高貴——翻譯家楊憲益禮讚》）。楊憲益娶了一位同樣有學識的英國姑娘戴乃迭（戴乃迭是她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共剛獲得政權時讓其在南京一所大學教書。夫婦倆都是那麼相信中共所宣傳的東西，尤其是楊憲益的妻子，無論英國的父母親戚怎麼勸她不要過分相信中共那一套，她非但不聽，還總是表達自己「對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尊敬」，並為「外國人民不明瞭中國的真實情況」「頗為遺憾」，拒絕英國父母親戚給她寄路費或生活用品。她「當時覺得總沒有什麼任何組織比國民黨更壞；因此當我家裡人寫信來問我是否需要路費以便回國的時候，我謝絕了」。她在英國的父親來信認為她不過是在「替共產黨宣傳」，甚至告誡她「也許有一天」會因此「感覺懊悔」；而她在英國的「有些親戚」也寫信問她「是否吃得飽，並表示可以給她郵寄食品等」（參見2011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戴乃迭短文兩則》）。
戴乃迭去世後，楊的妹妹還在上海《文匯讀書週報》發表文章，要替祖國對她的嫂子說一聲：謝謝！因為她的嫂子即使在文革中被關進牢裡，每餐接過窩頭菜湯，都不忘說一聲：謝謝！而楊憲益，也是一再相信中共，直到發生八九六四，憤然退黨。
有人採訪周有光時，他說了下面幾句話，現在就容本人以這幾句話結束這篇用史實串成的文章，證明即使像楊憲益這種「堅定的信仰者」，最終也還是不能不對自己加入中共，走上革命道路打心眼裡後悔，並且是那麼決絕：「……他青年就傾向共產主義運動，所以他後來早期就參加共產黨，到後來他的意見也不對了，變成反革命，開除出黨。後來又改變了，四人幫打倒之後，後來又入黨，到最後他又脫黨。他也是『兩頭真』，他的波浪比我們更大。」
需要補一句的是，這裡周有光說的是「脫黨」，而我在彭小明《中國共產黨的叛徒情結》這篇長文中看到說的是：「楊憲益在六四後憤然退黨」。我想，「脫黨」和「憤然退黨」，在詞意上應該有很大的不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