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右）與徐志摩（左）是最要好的朋友，卻沒有參加徐志摩組織的「仇俄友俄大討論」。（圖片來源：看中國合成圖）
前幾天，我在朋友圈再次推送拙文胡適在聯合國控訴斯大林以後，受到網友的廣泛關注。胡適控訴斯大林是上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的事，但是在1925年10月，徐志摩在《晨報副刊》組織「仇俄友俄大討論」的時候，他卻沒有參加。
胡適與徐志摩是最要好的朋友，他為什麼會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呢？直到第二年，胡適在出國途中路過蘇聯時，才在寫給政治學家張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其中的緣由。
他說：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畫，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至於這個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
胡適在莫斯科僅僅停留三天，便經過歐洲大陸到達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董事會議。會議結束後，他又在西歐逗留好幾個月。在此期間，他給徐志摩寫過兩封信，也談了上述想法。
闊別十年再見美國 胡適感受良多
1926年年底，胡適從英國啟程前往美國。闊別十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以後，胡適的最大感受有兩點：一是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二是社會和時代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福祉。為此，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寫下這樣一段話：「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胡適還說：我從美國歸來路過日本的時候，曾經拜訪過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思想主張便有所變化。胡適問他為什麼不到美國看看，他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這種想法與李大釗有異曲同工之妙。
日本博士的話對胡適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同樣是一種迷信。
從這裡，可以看出胡適到達美國以後，已經清楚地看到在兩種不同的「社會革命」或曰「社會實驗」之間，有著天壤之別。何況，他在三天走馬觀花的參觀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蘇聯的「廬山真面目」。
近年來，一些有影響的自由知識份子在胡適「讚揚蘇聯」的問題上大作文章，這種不肯看看事實，甚至以偏蓋全、譁眾取寵的學風，是不可取的。
2020－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