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房類器物「筆筒」出現在明代，最早主要是竹筆筒。因為古代用的毛筆，用後一定要懸掛，毛要朝下，否則下次就不能用了，所以筆筒在古代實際上只作為一種擺設。青花瓷器筆筒最早可追溯到明末崇禎時期，它的製作高潮則是清康熙時期。清聖祖康熙皇帝重視漢學，寫得一手可以亂真的董（其昌）字，從上至下帶動了文房用具的生產。其中，筆筒尤為出色，官窯、民窯均大量生產。長篇的詩文題記出現於清代康熙時期的筆筒上，主要有《出師表》、《後出師表》、《赤壁賦》、《後赤壁賦》、《聖主得賢臣頌》等。其中比較有名的康熙年間的青花瓷筆筒是「聖主得賢臣頌文筆筒」。
此筆筒直口，直壁平底，底微內凹，底心有一圓形臍。圓璧底心施白釉，胎釉細膩，外壁青花小楷撰《聖主得賢臣頌》文，首題「聖主得賢臣頌」，尾鈐釉裡紅篆書「熙朝傳古」四字雙行印。底有青花楷書「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款，不失為一件風格獨具的康熙御窯名品。
本品通篇之文字體秀逸，筆法精勁，盡得晉唐之韻，而其前後各朝瓷器上均無此種作品，彌足珍貴。《飲流齋說瓷･說款識第六》曰：「書長篇成文者，如…《聖主得賢臣頌》……皆全篇錄齊，筆法出入虞、褚，均康窯之錚錚者！」。西漢時著名的四川大才子王褒，曾寫過一篇《聖主得賢臣頌》的文章，歌頌當時的皇帝漢宣帝劉洵禮賢下士，全國人才都能得以重用，各安其位。
也正因為這篇文章，王褒被皇帝留京重用，就任高官，載於《漢書･王褒傳》。其文要旨在「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聖主得賢臣是二者皆得其人，君臣具是完美狀態，君臣相得，太平盛世。這是帝王對於政治理想的表達，以瓷見政，此之謂也。
康熙皇帝剛剛接過大清王朝時，面臨的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國家。康熙早期，國勢不定，滿漢矛盾尖銳。後康熙擒鰲拜，滅三藩，國勢大安。至中期，為了鞏固清王朝的統治，作為開明君主，康熙深知漢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力之巨大，決定打破滿漢之別，並開始推崇儒家思想，對漢族讀書人的精神領袖－－孔子行三拜九叩的大禮，此後還重開科舉，收羅各地人才為朝廷所用。在他的努力下，大興文治，彌合滿漢民族裂痕，清朝的統治逐漸走向穩定。康熙帝還特興「博學鴻詞科」，提拔各種人才為國家所用，欲創盛世。聖祖之為聖主，聖主得賢臣實至名歸。筆筒即為此時所制，一者慕古人之風，二者宣帝王之志。康熙在其《制硯說》寫道：「朕御極以來，恆念山林蔽澤，必有隱伏沉淪之士，屢詔徵求，多方甄錄，用期野無遺佚，庶愜愛育人才之意。」也體現其對賢臣的渴求。《聖主得賢臣頌》恰從這種君臣關係入手，鼓舞士人實現青雲之志，報效君國，因此成就了那一時期此種裝飾的流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隻全身書寫著近千字文章的筆筒誕生。
此筆筒無論從造型，主題，裝飾，款識上看，都堪稱康熙御窯文房的經典代表作品，我們可以窺見康熙皇帝當年的雄心壯志。此筆筒的史學價值巨大，尚有待繼續挖掘，非康熙一般御窯之物可比。
《聖主得賢臣頌》全文如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嚙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1]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kuí）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kn）誠，則上不然非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z），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寧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去卑辱奧渫（xiè）而升本朝,離蔬釋蹻（qio）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yì）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竹字頭）（dì）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主不遍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太平之責塞，優遊之望得，休征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寧也！
【譯文】如下：
穿毛織品衣服的人，很難跟他說明純絲衣服的華美而細密；飲食粗劣的人不能跟他討論牛豬羊肉的滋味。臣下住在西蜀偏僻地方，生長於窮巷的茅草房中，沒有遊歷各地、閱覽群書而得到廣博知識，反而顯得極為愚蠢粗鄙，不足以擔當殷切的期望，接受君王的旨意。雖然這樣，應君王的要求，也只好簡要地陳述臣下愚昧的意見，並表達臣下的真情本心。
古書說：「恭敬思考《春秋》所述五始的標準，在乎君主省察端正自己而已。」賢才，是國家的工具。任用的官吏賢能，辦事進退簡易，又能普遍獲得良好的功效；使用的工具鋒利，花費很少的力量就能取得很多的成果。所以，如果工匠使用的工具不夠鋒利，就會勞筋動骨，終日辛苦；而使用精巧的工具，則能鑄造出『干將』寶劍。假使派眼力好的離婁負責測量，魯班砍削木材，測量百丈面積，修建五層高臺也不會失誤，這是因為用人得當。蠢人騎劣馬，即使勒破馬嘴，抽壞馬鞭，也不能前進；而由精於騎術的王良騎乘名種良駒，由善於改進車輛的韓哀侯駕駛快疾的寶馬拉著馬車周遊天下，即使是萬里之遙，也不過喘口氣的工夫就能到達。為什麼這麼快呢？因為人馬相得益彰之故。所以，身穿涼爽的麻布衣的人，不苦於盛夏的暑熱；身穿溫暖柔軟的貂、狐皮衣的人，不擔憂嚴冬的寒冷。原因何在？因為他們擁有相應的工具而易於防備。賢人、君子，也正是聖明的君王易於治理天下的工具。從前，周公為了接待賓客，吃一頓飯要停頓三次，沐浴一次要束起三次頭髮，所以才會出現監獄空閒的盛世；齊桓公在庭中燃起火炬，為的是不分晝夜地接待賢士，所以才能九合諸侯，稱霸天下。由此看來，作為君王，只有首先不辭辛苦地訪求賢才，然後才能享受所得賢才給他帶來的安逸。
作為人臣也是如此。過去，賢能的人在沒有受到君王的賞識之前，貢獻策略，君王不用；陳述建議，君王不聽；作官不能施展他的能力，遭斥逐也並非有什麼過失。所以，伊尹曾經背著飯鍋菜板去做廚師，姜太公曾經操刀殺牛，百裡奚曾經自賣，寧戚曾經餵牛，都經歷過憂患，及至遇到聖主明君，出謀劃策都符合主上的心意，規勸進諫立即被主上接受，無論進退都能顯示其忠心，擔任官職也能施展其本領，接受君王賜給的封爵、土地，光宗耀祖。所以，世間必須先有聖明智慧的君王，然後才有賢能的臣子。虎嘯而風興，龍飛而雲生，蟋蟀到秋天才鳴叫，甲蟲在陰濕處才會出現。《易經》上說：『飛龍在天，有利於選拔賢才。』《詩經》上說：『濟濟賢才，生於周國。』所以，世道太平，君主聖明，才俊之士自會來臨。君王勉力於上，人臣恭謹於下，聚精會神，相得益彰，即使用伯牙演奏他的『遞鐘』名琴，逢蒙使用他的『烏號』神弓也不足以比喻君臣之間的融洽。
所以聖主必須等待賢臣來輔佐，才能光大功業；賢臣只有等待聖主的賞識，才能顯示才幹。上下互相需要，彼此欣悅，這是千年一次的際遇，言論見解無所猜疑，猶如羽毛遇到順風，巨鯨縱橫大海，如此得意，那麼何禁不止，何令不行？聖賢的教化，必將傳播四方，永無窮盡。所以，聖主不必處處窺望就已看得明白，不必時時側耳就已聽得清楚，使天下太平的責任已經盡到，安樂悠閒的願望已經實現，祥瑞自然降臨，壽命自然無疆，何必像彭祖那樣俯仰屈伸，像王僑、赤松子那樣呼吸吐納，去尋覓與世隔絕的仙境呢！詩經說：「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可以確信當時國家安寧是沒錯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