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商鞅思想用於數億國人，將其發揮到極致。圖為商鞅雕像。（Fanghong/wiki/CC BY 3.0）
太史公說：商君，他的天性就是個殘忍少恩的人。國人多知商鞅變法，不知其思想。這位在歷代被批評的變法者，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中國共產黨又是如何將商鞅思想用於數億國人，在歷次運動尤其是文革中將其發揮到極致的呢？
家庭成員監視檢舉 刑罰狠辣
商鞅變法之初，下令把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互相監視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帶治罪。不告發的處以攔腰斬斷的刑罰，告發的與斬敵首級的同樣受賞，隱藏的與投降敵人同樣的懲罰。
中共將商鞅之法運用於文革，使家庭成員、親朋、同事之間相互監聽監視、互相揭發檢舉。子女檢舉父母、夫妻互相檢舉、兄弟手足互相檢舉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弒父弒母」等案例，比比皆是，「親親相隱」的道德底線全線崩潰。
以1952年「三反」為例，《人民日報》先後報導：《北京市第五中學青年團員王世桓檢舉他父親貪污行為》、《許東才站穩人民立場檢舉奸商父親》、《門頭溝機電廠職工家屬大膽檢舉和規勸丈夫坦白》……
中共也採用商鞅的狠辣刑罰方式，造成很多人被批鬥、槍決。
如著名的方忠謀事件。1970年2月文革期間，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16歲的紅衛兵--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遭槍決。
多年後，張紅兵悔恨說：「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裡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削弱人民 戰勝人民 奴役人民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畫策》）
商鞅這個思想的意思就是為了統制（不是治，商鞅所說為制），他提倡要削弱人民，繼而戰勝人民，使人民成為奴僕，受其奴役。這個在正常人看來不寒而慄的制民理論，在中共眼中卻是教科書般的理論利器。
100年前，「共產主義」的提出，為削弱人民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條件，在「共產」的藍圖下，徹底剝奪人民的財產和一切生產資料，變得堂而皇之，商鞅試圖建立的「無恆產無恆心」的社會就真的成為事實。繼而給戰勝、奴役人們提供了先決條件。
以黃金、白銀為例，中共建政後，從民間查抄大量金銀，又以「支援國家建設」為名，以4分錢一克白銀、3.04元一克黃金從民間強行收兌，同時禁止民間買賣金銀，地富反壞右持有金銀也是罪過。到1970年代時，民間金銀已經很罕見了。這是經濟上削弱人民的一個例子。
以奸人治善人 建立流氓政治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去強》）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去強》）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說民》）
「以弱去強」、「以奸民治」這個思想簡要說來就是：「消滅」，消滅有能力有信仰的那部分人。具體操作辦法是，建立流氓政治。以奸人、小人、流氓來壓服人民。利用弱民把一切強民除去了，剩下的自然都是弱民奸民，對付操縱起來就游刃有餘。
鄉紳階層是中國基層社會的精英，不僅是經濟上的精英，還是道德上的精英，是所謂的強民，中共於是搞了一箭幾雕的「土改」運動，利用宣傳隊和農村的地痞流氓在全國範圍對鄉紳階層進行群體滅絕，同時達到「以弱去強」、「以奸民治」，建立基層流氓政治的目地。
侮辱人格 用刑罰羞辱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弱民》）
為了使爵、官、賞具有吸引力，要先使人民辱、弱、貧了。受辱了，就會希望通過政府和爵位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弱小了，就會依恃官吏的保護；貧窮了，就會看重政府的獎賞。所以，治理人民，要用刑罰來羞辱他們。
中共對這個思想使用的是登峰造極，在文革中，利用「紅衛兵」極盡羞辱之能事。「紅衛兵」其實是所謂的「弱民」，既無傳統思想也無立足社會的資本，但中共煽動他們對大批真正有思想的文化精英進行侮辱，刑罰上的羞辱，又達到了消滅強民的「以弱去強」的目地。
殺戮去強民
能生不能殺，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去強》）
被視為「毒」、「虱」的「強民」，對其滅絕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殺力，就是對其進行肉體消滅。除了國內消滅，還可通過戰爭手段緩解內部張力，消滅國內強民。
如在韓戰中，大批國民將士被送去戰場……中共建政以來發動的歷次戰爭，可以說都達到了去強民的效果。
暴力威化 人民噤若寒蟬
商鞅變法後，效果如何？變法初期，給新法提意見的人很多，但是不久後「秦人皆趨令」，再也不敢批評新法。新法推行10年後，「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一些原來批評變法的人，都改口說變法的好話，從此「民莫敢議令」。
這可怕的後果，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在發動了幾次運動後，1957年反右以後，黨外再沒有人敢批評共產黨；1959年黨內反右傾機會主義以後，共產黨的黨內也不敢批評領導，不敢批評共產黨的政策；文革中，人們在家中再不改議論共產黨。
參考書籍：《史記･商君列傳》
《商君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