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號召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去農村上山下鄉。（網絡圖片）
20世紀60年代末，我下放在蘇北串場河東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裡的農民當時很窮，住的房子都是茅草蓋的「頂頭舍」（即山牆呈南北方向，門戶就開在南山牆上），吃的是雜糧。
插隊第二年的冬季，我們就遇上了可怕的糧荒。我們這些身在異鄉，無任何外援全靠分糧分草過日子的插隊知青，常常寅吃卯糧，不斷預支，往往麥子沒上場，玉米已吃光，而生產隊除備戰糧、種子糧外，也難以滿足我們隔三差五的借糧要求。沒有辦法想，只得晚上到集體田裡挖胡蘿蔔充飢。
但這個辦法不能長久，一旦敗露後果不堪設想，況且這蘿蔔消化快，對我們這些飯量正盛的年輕小夥子來說，起不了多大作用。更傷腦筋的是，我們幾個知青都被分配在男壯勞力組，盡幹挑擔挖溝的力氣活，腹中的空虛常使我們不能盡力為之，因此又遭到同組一些社員的議論。每晚收工回到牛棚裡（當時知青宿舍還未蓋，只得暫與牛同宿），知青們一個個臉色沉重，愁眉不展，不知道這樣的苦日子熬到哪一天才能出頭。
有一天，缸裡徹底斷糧了，因超支太多，生產隊再也不肯預借糧食給我們。大家坐在鋪邊發呆，同組的小楊竟女人似的嗚嗚地哭起來。我咬咬了嘴唇，驀地吼了一聲：「去搶糧！」大家先是一愣，隨之便齊聲響應。於是我們用草繩勒緊褲腰，每人肩上搭一條糧袋，互相壯著膽子，首先衝著「大戶」——生產隊曹隊長家而去。
原以為會遭到他們家的「奮力抵抗」，沒想到曹隊長見到我們這些氣勢洶洶的「糧匪」，一點兒也不緊張，只是悶著頭繼續抽他的旱煙袋。他女人卻有點吃驚，見我們在翻缸搜櫃，哭著跑出去了。折騰了半天，只搜出了10多斤玉米糝和20多斤玉米，我不服氣，猛地揭開鍋蓋一看，一鍋子胡蘿蔔纓子煮糝粥。
也許是餓急了的緣故，我們一人盛了一大碗，不管好孬，呼啦呼啦地灌進了肚子，臨走，想到給隊長家裡也要留點活路，我們只帶走了10多斤玉米糝，寫了張「借條」，揚長而去。走到半路，遇上了曹隊長女人領來的幾個大隊武裝民兵，「人贓俱獲」，又無路可逃，看來只有準備硬拚了，幸好這時曹隊長聞迅趕來，拿著「借條」，替我們開脫罪責，這才暫不追究。
為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糧食，我們實行每日兩頓制，每頓每人分配一碗胡蘿蔔糝粥，決不允許有多吃多佔的現象。同組知青中，胃口最大的是小申，每次總是他先把粥喝完，然後貪婪地盯著我們的粥碗，希望有哪一個胃口不佳能留點剩粥在碗裡，但這樣的好事很難碰上一次。不過，他也有補救的辦法，就是每天晚上去農民家「白相」(方言，玩樂的意思），等待一些純樸的農民和他「客氣」。這一招還真靈，每晚睡覺時，總見他打著飽嗝，笑嘻嘻地回牛棚。這不免引起了同組其他知青的妒嫉。於是一致推薦我「跟蹤追擊」，看他到底在哪些農民家吃「白食」，好讓我們一起去「學習」。
一個只有星星、沒有月亮的夜晚，我偷偷尾隨在小申身後，只見他向偏僻的養豬場方向走去。我正感到納悶，他步子突然加快，人往養豬場裡一閃便沒了。我疑惑不解地悄悄走近前一看，只見一個黑影正一邊用樹枝吆喝著老母豬，一邊把豬食裡的山芋塊往嘴裡塞，藉助星光一辨認，不是小申又是誰？我心頭猛地一驚，想叫喊，但鼻子一酸，趕緊退了回來。
回到牛棚，大家從被窩裡探出頭來問我「軍情」，我支支吾吾地說沒看清搪塞了過去。
1979年過年前夕，知青回城的消息不翼而飛，就在大家滿心歡喜奔走相告時，小申卻因胃癌晚期永遠地歸宿在那片鹽鹼地上。在送他亡靈的路上，我避開社員，紅著眼眶忍不住把藏在心頭的秘密告訴了同組的其他幾個知青。他們聽後，唏噓不已，說早知這樣，每人省一口給他，不致逼他去和老母豬爭食，他也不致於患胃癌過早地離開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