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封控的小區（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2年4月21日訊】「有時候我會覺得，2020年是媽媽，2021年輪到爸爸被封一個夏天，今年又是我，真是一網打盡啊。似乎到了現在，已經沒有誰可以憑運氣倖存。我們遲早要接受一些突如其來的命運，被裹挾進一些宏大的敘事裡，成為背景板上一例小小的代價。」
2020
2020年初新冠突然炸開的時候，我在香港。在此之前的每年春節，由於父母離異的原因，為了讓事情變得簡單，我會選擇一個人在外地過年。那時我還沒想到，2020之後，我就再也不用有這些顧慮了。
我在油麻地找了一間不到10平米的民宿住著，比我早兩天到的朋友，武漢人小趙就住在不遠處，我們一起去坐渡輪，一起去序言書店看書，他請我喝五塊錢一杯的咖啡。那時候氣氛已經開始有些緊張，我們想買些口罩、消毒水，但是看見價格望而卻步。接下來的每一天，防護用品的價格都在翻倍，而且越來越難買，很多藥店門口貼著已賣空的紙條。
但同時，路上的人並沒有都戴口罩，甚至在蘇豪區附近，人們似乎完全沒有受到影響，還擁擠在酒吧裡，氣氛歡樂。現實多多少少和它自己本身形成了一些矛盾，讓我們很難認清。
大年夜，我和幾個朋友打算一起去一家茶餐廳吃頓簡單的年夜飯。我們之中沒有香港人，倒有一位中文不錯的亞美尼亞朋友，所以大家普通話和英文夾雜著邊走邊聊；突然，走在我們前面不遠處的一位年輕男性轉過頭來，又是恐懼又是憤怒，用一種不標準的普通話對我們大聲說：「你們不要跟著我走！你們不要命我還要呢！」我愣住了，小趙則試圖跟他解釋我們並沒有跟著他，但是對方只是反覆重複這兩句話。
這件事把我從同溫層的迷夢里拉出來，不得不直面現實中的瘟疫，還有裂痕。那天晚上，雖然我們吃到了一餐實惠的點心，夜晚維港的風也很溫柔，但是我和小趙已經開始擔心：難道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真的只要買張機票就可以飛回去嗎？
1月29日，我按照約定計畫飛回上海。飛機上，我一直擔心自己會體溫突然升高，導致出關時被扣下。那個時候，核酸檢測、抗原自測尚未被發明出來，也還沒有紅黃綠碼及一系列隔離政策，所能依憑的只是體溫。我懷揣著惴惴不安，就這樣一路順利地回到了上海的出租屋，甚至還搭乘了地鐵。
這一切在此刻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回到上海，一人一貓地住著，每日的當務之急就是搶菜。和現在不同，那時候線上搶菜是一種主動選擇，是因為擔心自己去菜場會被感染；和現在也不同的是，那時候我每次准點搶菜都能買到東西，有一次甚至搶到了共計三百上下的食物。吃，是不愁的。
除了搶菜，就是24小時地刷手機，不斷地接收新聞的衝擊。我能做的，除了參與策劃這一系列的推文，就只剩下去給因為長途車停擺等種種原因滯留在父母家的朋友們餵貓。那時候天氣還很冷，我騎一輛共享自行車，四下裡都沒有人，城市空曠得像《紅樓夢》的結尾。全家便利店仍然開著，我進去買了些零食，店員小哥很閑適的樣子。
大家就在這種自覺閉門不出的情緒裡，漸漸過渡到公司要求每天有一個人去值班，幫助大家發快遞，再到把人分成一半一半隔周通勤，再到恢復「正常」。只是樓下增設了查體溫和綠碼的保安，每週三的零食福利也取消了。我曾問HR什麼時候恢復，HR說：等上地鐵不用戴口罩的時候。
二月中旬，我接到母親學院領導的電話，要我趕緊回一趟家，說她病得很嚴重。那時候，上海到家裡的高鐵尚未開通，每一次我都先坐到隔壁城市，再搭城際大巴回家。但城際大巴仍未恢復。好在，爸爸找了他的朋友開車去接我，我們提心吊膽，生怕我這個從上海過去的人被攔住。
總有地方會被攔住。同事們本來想把母親送去市裡唯一一家三甲醫院，但我媽媽有發熱的症狀，醫院不接收。那時候，發熱病人無法自證「清白」。而當我想要進母親居住的房子尋找病歷等物品時，也差點因為沒有「出入證」而被限制。滿大街的餐飲店，被要求只能做外賣不能堂食，我再三央求下店主在門口露天支起一張小桌子，我得以在冷風中吃完了一碗燙燙的焗飯。
一夜陪護之後，母親還是去世了。打電話叫來殯儀館的人，對方反覆確認死亡原因不是肺炎。這讓我想起我在趕去火車站的的士上曾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本以為醫生要通知我病情進展，沒想到一接通，聽筒傳來的對方的質問：「是不是有湖北來的人之前去看過你媽媽？」
沒有核酸檢測的時候，發燒就是證明，跟湖北扯上關係更是鐵證。媽媽被醫院拒收，和她身份證號中代表湖北的那幾個數字也頗有關聯，即使所有的隨行同事都向醫院證明，她已經離開湖北超過三十年。
辦後事，並不比生前事容易。葬禮不允許有任何儀式，墓園本來可以存放骨灰，但是如今已滿員，我只能臨時買下一塊墓地。更不必提整個過程中，隨處都要求掃碼、登記，種種盤問，幾番質詢。
葬禮後，我在男友的陪伴下跑遍全城的銀行，給母親生前的卡辦銷戶。由於什麼情況也不知道，我只能一張一張卡地試，一個密碼一個密碼地猜，而櫃臺需要本人到場，否則需要一些關係證明。我一向害怕這些，證明們相互套娃，一環扣著一環，連綴起來就建成了卡夫卡的城堡。
在其中一家銀行裡，我填好幾個表格、掃好幾個碼後終於可以進去排隊，等到輪到我，遞上身份證時，櫃員端詳幾秒突然對我說：「我認識她，她經常來辦業務呢！」我什麼也說不出來了，眼淚流進口罩裡，只是囁嚅地謝謝她。
母親是佛教徒，她曾幫多個朋友的父母籌劃過去世後的儀式，會有居士們整夜守在床邊誦唸經文。但我連這一點也為她做不了。遺體從醫院就須直接運往殯儀館，朋友們只能在各自的家裡為她唸經。下葬的時候，我甚至來不及準備任何東西放進去陪她，封水泥的大叔說要放硬幣我也沒有。好在他對我解釋說，放硬幣是讓亡者保佑後代的意思。那麼，我也不必了。
下葬後一個月，清明節將至，我四處打電話，查詢各種官方網站，想找出我可以回家掃墓的鐵證。可到處都是語焉不詳。那時候，好像各地政府都漸漸不再是被動地陷在新冠的影響裡，而是開始主動出擊，制定各種限制性的政策，從常規生活中拿下一塊塊「非必須」的拼圖。
2022
這兩年裡面，拼圖被拿掉得越來越多，這一點我平時在上海感受還不強烈，但是只要一回家看望爸爸，感覺就無比清晰。
爸爸教了一輩子書，平生最愛的事情就是講課，和學生面對面的那種。如今一有風吹草動，學校便改成線上課，缺乏互動和反饋，他講得感到很彆扭。家裡的台式機太老，變得不好用了，可是學校幾天就發一次「是否打疫苗」的表格來讓他填寫，他有嚴重的慢性病不能打，一次一次地反覆填「否」。去年夏天，他所在的城市封鎖了一個多月，他無法去醫院取藥，面臨著斷藥的風險，而我在上海無能為力，只能在豆瓣發帖。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憤怒不解，又投訴無門。我想，大約是小城市的弊病吧。
畢竟，當我從上海回去，總要先做好核酸、拿到結果才能被允許進入城市，上了出租車也被要求掃當地一種健康碼，如果是過年期間，還會有網格員聯繫你——在此之前我從未聽過「網格員」這個詞。我還因為核酸時間不夠切近被拒絕過進入餐館和公園，聽聞許多被強迫打疫苗的故事，以及因為家裡的車是湖北牌照而被鄰居舉報的事情。而當我回到上海，走出上海火車站或虹橋火車站的那一刻，我甚至不需要出示健康碼。這給了我極大安全感。
在上海，還從來沒有一個人強迫過我打疫苗，平日裡我和朋友滿街亂逛，進出地鐵也不需要綠碼。北京朋友來出差約我們喝酒，恨恨地點著我和另一個朋友小萬的頭：「你們這種人，也就只有在上海才能興風作浪了！」
在上海，興風作浪。
這種安全感到達頂點的時刻，應該是上海奶茶店成為最小封控區，而小萬去採寫了這件事。透過她的採訪，我覺得自己理解了「精準防疫」的具體操作形式，並且發現它真的在盡量不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這一切跟我的體驗也吻合。
然後，突然有一天，我就被封在了家裡，足不出戶。
3月13日，婦女節沒過去幾天，我所在的小區因為出現一例陽性被封。小區離後來被證明是「擴散關鍵」的華亭賓館距離不遠，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修建的老小區（我所住的樓棟是九十年代修建），如今住在裡面的有很多都是老人，甚至獨居老人。平日裡，我和他們並沒有交集，但是去年我加入了一個附近居民的買菜團購群，群裡有不少「雙胞胎奶奶」「妮妮外婆」之類的名字，還有一些戴著太陽鏡繫著橙絲巾的頭像，一看就是老年人。
這個群是樓下一家商店在運營的。每一天，群裡會貼出第二天到貨的商品，大家自行在群裡接龍，第二天排隊在店裡領取，收款也是在線下。老人家如果搬不動米，多買一些，店員就可以給送到家。我第一次感覺到「社區聯結」，就是前一天在店裡團購了蠶豆，第二天在鄰居門口，看見和我手中一模一樣的一袋蠶豆殼濕垃圾。
群裡的阿姨爺叔講話總是很客氣，有舊日風範，一點小事都要解釋得清清楚楚。雖然或許是用筆畫輸入法打的字，有時夾雜著錯字，前一個人還是「日本豆腐一份」，下一個就成了「曰木豆腐一份」。小區封控前幾天，有一位叫「一江東去浪淘盡」、沒有頭像的群友跟店長解釋要退訂鴿蛋，理由是本來要拿去送的朋友小區被封，「朋友也勸我別去來日方長」。
封控開始後，這家店自然也不能運營了，店長在群裡告訴大家這個消息。有人開始議論到底是出現了密接還是陽性，店長趕緊@對方說：「以政府公布消息為準，本群不再討論這個事情。」因為不能買東西了，群裡沉寂了一陣子。
然而，封控的時間超過了一開始所說的4月5日，大家手裡的糧草也都在告急，也許是病篤亂投醫，這個不運營已久的群突然開始有了生機。一位阿姨邀請了朋友進群，並向店主打招呼：「老闆我介紹胡曉雲，郁培珍入群，請予以方便。」宛若舊時代的介紹信。只是，老闆仍然不能開門，「予以方便」有什麼用呢？
一天深夜，我依然焦慮得睡不著，忽然看見群裡有人發了一個二維碼，是我們小區的團購群！在那之前，我已經看其他小區的朋友成功地團購到了食品，可是我們小區還是毫無動靜。我想，可能是老人太多的緣故吧。我立刻激動地掃碼入群，下單了一份288元的菜肉包，包括七種蔬菜和五斤肉。那天白天，到處都在傳說團購要被管制，我的幾個朋友下單的食品也確實收到了退款通知，於是，本來第二天才送的菜肉包，老闆決定今夜無論如何也送過來。
菜肉包解了燃眉之急，在此之前全城封控的九天當中，街道只發過一次菜，根本不夠兩個人吃幾天的。菜肉包裡的肉是一大塊，我稱了稱實際只有4.4斤，還包括很大一塊骨頭，但是已經覺得滿足。午夜兩點，我打開B站搜了一個解豬視頻學了許久，最後還是胡亂切了用錫紙包成九份。
原來的買菜群的老闆顯然也在籌備團購。由於群裡有周圍各個小區的居民，老闆一鼓作氣給每個小區都建了一個單獨的群，一時之間，原群裡二維碼紛飛。大家紛紛應聲加入，不一會兒新群裡就超過了200人，於是到處是「XXXX小區拉我一下」的聲音。
熱熱鬧鬧張羅了兩天，還沒有買成一單東西，老闆突然在原群裡宣布：團了的幾百單全取消，所有新群就地解散。老闆說：「我們也是被管控，實屬無奈，抱歉。」立刻有阿姨在群裡回覆「理解」，但也有人抱怨：「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瞎管，沒辦法我今天白訂了。」還有一個阿姨發了兩條語音，迷惑不解地問：「你們還幫助我們嗎？」
老闆說，店門還是可以開的，只是沒有店員可以給大家送，請大家自行叫跑腿。另外，他本人也被封控在家裡，無法出門，僅能通過店內監控瞭解有些什麼東西，連關於價碼的問題也回答不了，說著發來幾張監控截圖。熟悉的店面顏色灰暗，從一個陌生的角度居高臨下地展示著。
別說群裡的老人了，可能誰都一時理解不了這樣的變故，無怪乎爺叔阿姨們還在那邊碎碎地問：「鴨蛋有嗎？若是9元以下一斤，可買兩斤，麻煩你送到小區門衛。若現在鴨蛋漲價那就不麻煩了，謝謝！」「綠豆有嗎？我特別想買綠豆」「你可以幫我們送到大門口嗎？我多買點」，我忽然想起從前買兩袋米就可以送上樓的日子，有點想哭。
普通人永遠搞不清，為什麼有的渠道就能順利買到東西，有的就不行，昨天還能買到的為什麼今天就不行了，只能一切都去試試看。進行第一次團購的當天我還付款了一箱燕麥奶，但我沒指望能團成功，畢竟小區老人比較多，他們未必接受這種植物奶。幾天過去，因為每天接觸大量信息，我已經完全把這件事拋在腦後，直到「團長」打電話告訴我，我的一箱奶她放在樓下了。
好像從上個冬天的衣服口袋裡翻出了錢，我把正在洗澡的室友從浴室抓出來，興奮地告訴他這個消息，他二話不說往樓下跑，過了許久才上樓，滿臉失落地告訴我樓下什麼也沒有。沒拿到奶，還損失了一個口罩，給室友消毒的時候我甚至都不捨得多噴消毒水。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像是莫名其妙被打了兩個耳光。
沒過多久，樓棟群裡一位老人發現燕麥奶多了一箱，問是誰的。自從他測出陽性以來，一直是同樓層的大哥幫他把東西拿到門口，所以出現了不小心拿錯的情況。既然進了陽性鄰居的門，我們也不好把東西拿回來了，老人住在別處的女兒一定要把錢退給我們，怎麼推辭也沒有用。大哥也特別來給我們道歉，室友勸了好一會兒才讓他相信這不是他的責任。
「團長」也來關懷我，為了我重開一個團購，但是因為之前小區已經團過兩輪，她需要我自己去發發鏈接湊湊人頭，我學習菜肉包的「團長」，把鏈接發進了樓下商店的群。不一會兒，我發現自己被群主踢出了群。
我一時感覺到無法呼吸，只覺得胸口被打了一悶拳，整個人想往下縮。我瘋狂地添加老闆微信，在驗證信息里長長地寫自己的故事：在他們家買了多少東西、是效仿之前的「團長」才發了鏈接、奶被陌生鄰居錯拿的事情、我幫陌生老人想辦法買藥的事情……寫到最後，已經和我被踢的事情似乎沒什麼關聯，也沒什麼理性。寫到最後，我都不知道自己訴說的對象究竟是誰。
店長稍加解釋幾句，把我重新拉了回去。
今天是我連續被封控的第22天，累積被封控的第29天。
這些天，我經歷了從堅持做菜拍照、每天鍛練，到每天只是看著網上的信息罵街、豆瓣被禁言兩次，再到樓道裡傳染愈演愈烈、掰指頭計算哪一天輪到自己，再到現在蹲坐囚牢中接收求救信息、為老人和病人提供一點力所能及的幫助。但是在我的窗外，荒唐的事情仍然每一刻都在發生，有人被迫家門、衣櫃大敞地離開自己的家，有人在街頭試圖保衛自己的家園被壓制。在我的手機裡，幾個精神類藥物互助群裡，有人說實在撐不下去了，想自殺。
病毒在我們小區傳播得很快。在長達22天的封控時間裏，絕大多數人除了做核酸連家門都不出、樓都不下，但是陽性病例卻一直越來越多，直到大家再也不敢下去做核酸。室友加入了信息志願者，好幾個加完了班的深夜還在埋頭做表，然而表格提供到居委那裡，他們仍然分不清封控樓和全員陰性的樓棟，混在一起一股腦兒叫下去做核酸。今天早上，我們也是被「現在可以下來做核酸了」的大喇叭聲吵醒的。「可以」——聽起來像是一項權利，類似「購買新品可以享受第二杯半價」。「第二杯半價」，商業社會創造的詞彙，如今聽起來已是多麼遙遠。
三月末剛開始封禁的時候，由於浦西還有很多小區不在封控範圍內，叮咚還偶爾能叫到，我買了一束桃花枝。養在清水中，每兩天換一次水，早上有陽光的短暫時間裏，爭取讓小貓和它都能晒到太陽。或許是因為密不透風的原因——我不敢開窗，樓道病毒濃度太高了——它至今沒開出一朵花，只有兩根枝條長了些葉子，我想它跟這個春天一樣，莫名其妙地就被錯過了。
有時候我會覺得，2020年是媽媽，2021年輪到爸爸被封一個夏天，今年又是我，真是一網打盡啊。似乎到了現在，已經沒有誰可以憑運氣倖存。我們遲早要接受一些突如其來的命運，被裹挾進一些宏大的勝利的敘事裡，成為背景板上一例小小的代價。
昨天，爸爸發給我一首他寫的短詩，近三十年來我都沒見他再寫過詩了。那首詩是這樣說的：
在那裡
一個弗拉基米爾去了另一個弗拉基米爾的家
自駕，坦克
——哭聲驟起
在這裡
無數樓房的大門外
上了，鐵鎖
——鎖住哭聲
這是2022年
這是春天
我說，我把這首詩發上我的個人公號吧，你希望用一張什麼樣的頭圖。他說，就是一把鎖吧，也可以就用真實的上海門洞上鎖的照片，將鎖放大。那是4月11日，領導來我們附近視察時，每一棟樓，每一個居民，所得到的唯一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