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5日，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奧加廖沃州官邸通過視頻與習近平舉行會晤。（圖片來源：MIKHAIL METZEL/SPUTNIK/AFP via Getty Images）
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國家擴張的終結，除了周邊國家的抗衡以及「世界帝國」的阻力，還可能由於國民的自省，從本質上去除「擴張的基因」。以一戰、二戰、六七十年代解殖民化和左翼運動三個關鍵分水嶺，很多以前的擴張型帝國紛紛去除了「擴張的基因」。我把它稱為廣義的「轉型正義」，即國家不管出於被迫也好，出於自願也好，出現一種對戰爭罪行以及歷史上的「壞事」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潮流，從而在整體社會層面，在思想上革新，認識了是與非的底線。
二戰的發動者，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就經歷過這種轉型正義。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否定了「戰爭權」，在戰後將近八十年裡是世界最和平的國家。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在波蘭「驚天一跪」，對二戰罪行深深懺悔，成為全球反思戰爭罪行的榜樣。德國和世仇法國攜手併肩，以兩國為核心建立歐盟。
二戰中的戰勝國英國和法國，在第二次中東戰爭即蘇伊士運河危機失敗之後，痛定思痛，開始了主動的解殖過程，更放棄了擴張的慾望。
戰勝國美國在一戰中最早提倡民族自決（威爾遜十四點和平聲明），在二戰中自我承諾不謀求土地擴張和倡導成立聯合國（羅斯福），在左翼運動中廢除種族歧視政策，推動種族平權，此後更對自己的歷史進行系統性的反思，向歷史上的受害者以國家的名義道歉。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從殖民地成長起來的國家，也紛紛與美國步伐一致。
在西方國家的帶動下，韓國等亞洲國家、東歐等國家在冷戰後也紛紛進行轉型正義，反思自己的歷史罪行。
然而，蘇聯由於其戰勝國的身份，以及在二戰後成為和美國對抗的第二大國的地位，根本無人能迫使它反思。於是蘇聯一直有一種勝利者的心態，從未反思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沒有為戰爭罪行道歉。
蘇聯在二戰中是無辜的嗎？當然不是，在二戰初期，蘇聯是納粹德國的同盟，出兵侵略（和吞併）了芬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和羅馬尼亞，侵略了芬蘭，建立所謂東方戰線。如果不是德國後來進攻蘇聯，「哥兒倆」自相殘殺，蘇聯也是盟國要作戰的對象。在二戰後的安排中，蘇聯還是唯一繼續進行領土擴張的大國，從東歐到遠東，蘇聯都有土地進帳。在戰爭中，蘇聯犯下無數的戰爭罪行，在戰爭初期侵略其他國家時，已犯下大量罪行，包括大屠殺、強姦、虐待、搶掠、流放、甚至種族清洗等。在戰爭後期攻入德國，對著「敵人」德國人，其罪行更是令人髮指。根據估計，紅軍士兵在二戰末期強姦了超過兩百萬德國婦女，其中20萬人之後死於傷口、自殺、或是直接被謀殺。在其他東歐國家和中國東北，類似罪行也多不勝數。在戰後，因應國界變遷，蘇聯更主導發起大規模的民族強制遷移（比如把德國人從現在變成蘇聯的土地上趕出去），更引發無數的人道主義災難。
在蘇聯時期，蘇聯固然同樣沒有和美國等戰勝國一樣「自行反思」；在蘇聯解體初期，儘管俄國有過一些有識之士對轉型正義的反思，但在整個國家層面同樣缺乏反思。於是，從蘇聯到俄國，對二戰的敘事，依然是「永遠正確的」，即蘇聯付出了全球最大的犧牲，戰勝了納粹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每年5月9日，蘇聯和俄國都進行盛大的閱兵，紀念蘇聯的豐功偉績。
在這樣一面倒的敘事下，俄國成為少數從未對二戰進行轉型正義式反思的國家，它至今認為在二戰中是完全正義的。光從俄國對「納粹」的理解，獨立特行地等用於「與蘇聯做對的人」，其與國際觀念脫節之大就可見一斑了（俄國論述中的「俄國要把烏克蘭去納粹化中」就是這種心態）。缺乏對戰爭的反思，導致了俄國人的思維還停留在二戰年代，最接受對弱肉強食的一套邏輯。俄國時代，更加上了對帝國「不戰而敗」地解體的怨恨。俄國沒有想過，所謂「失去」的「自己的土地」也是靠侵略得來的。就這樣，俄國把侵略視為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心理負擔，同時在烏克蘭戰爭中更容易犯下戰爭罪行。
因此，二戰結束了，但從實現「轉型正義」角度看，二戰並未結束；在四十多年後的冷戰勝利了，同樣也沒有把二戰後應該完成的事完成了。烏克蘭戰爭可以說是這種使命未完成的惡果，也可以說是最後完成使命的契機。
民主自由與獨裁的文明衝突
一個國家是否推行「轉型正義」，歸根到底就是這個國家主體價值觀問題。一個國家主張何種價值觀，則和是否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高度掛鉤。不難看到，所有成功實行了轉型正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專制獨裁國家沒有一個推行過轉型正義。
在一戰、二戰和冷戰中，民主和專制的對抗至少成為戰爭主題的一部分，而且比重還不斷加大。一戰中，民主的美國英國法國是戰勝國的主力，專制的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是戰敗國的主力。但協約國中還有俄國日本等專制國家。到了二戰，民主vs專制的成分進一步提高，在主要參戰國家中只有蘇聯「意外地」成為盟國，戰敗國的德國、日本、義大利全是專制國家。到了冷戰，民主自由與專制之戰就成為壓倒性的主題。無疑，美國支持過肯加入對抗蘇聯的獨裁政府；蘇聯也支持反美反殖的「左翼民主政府」，但兩個集團的核心對抗者，無疑就是民主自由國家對抗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專制獨裁國家。
冷戰後不久，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和他的學生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別提出了兩種相對的理論。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提出「歷史終結論」，主張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制度勝利了，而且可能是人類社會國家政府制度演化的最終形式或終點。福山的理論也把「民主和平論」包含在內（democratic peace theory），即民主國家之間能避免戰爭。於是福山樂觀地認為，衝突會越來越少。
亨廷頓則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文化差異是根深蒂固的，喜愛同類憎惡異類是人的天性，文明之間的衝突不但不會消滅，還長期主導世界政治，「地球越小，衝突越嚴重」。他進而按照「西方vs其他」的比較展開討論，認為在「其他文明」中，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對手，俄國、日本、印度文明是「搖擺對象」，「其他文明」之間也互相衝突。
兩種理論雖然不是完全針鋒相對的，但在三個關鍵的問題上，即人類政治發展是否線性向前進步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完全勝利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是否就會避免？卻是完全相反的。
歷史隨後的發展肯定了亨廷頓的正確性，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很多人口裡成為笑柄。然而，是政治制度導致衝突，還是文明導致衝突，歷史還未給出肯定的答案。儘管文明會影響政治制度的實現，但並非不同的文明就必然會選取不同的政治制度，亨廷頓列舉的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都選取了民主自由制度；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都沒有民主自由。
在蘇聯解體之初，西方對俄國成為民主國家有高度的期盼，這既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輸出的既定政策，也因為當時「民主和平論」成為主流理論。俄國也確實有過短暫的民主。然而，俄國現在的民主徒具形式，實質上卻在普丁治下變成專制國家。俄國這種「重返專制」（以線性理論的觀點屬於走回頭路）的路徑，明顯伴隨著俄國和西方關係的惡化。最顯而易見的分水嶺是2008年，普丁以一種「太上皇」的手法，把總理推上前臺做總統，自己搖身一變為總理幕後操縱，以繞過憲法的連任限制，實質性地延續自己的統治。此事在西方引起軒然大波，意識到雖然俄國名義上還是個民主國家，實際上已和專制無疑。對俄國的態度也從始改變（當然也有其他原因）。到了普丁再度上臺，先是修憲延長總統任期，再是更徹底修憲，可以「重置」自己的總統任期，關係惡化更大退步。
作為一個對比的例子，中國近年來與美國關係惡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嶺也是源於2018年中國的修憲，讓美國對中國民主化前景的信心完全扑滅了。
※本文摘自《帝國解體與自由的堡壘：烏克蘭抗俄戰爭的歷史源起、地緣政治與正義之辯》／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為旅美學者，維吉尼亞大學哲學博士，從事海洋史、領土爭議與國際法、民族史、亞太歷史與國際關係、美中關係、美國政治、香港研究、全球國際關係、科學史等領域的研究與寫作。時事評論、歷史評論和科學評論散見於明報、明報月刊、信報、端傳媒、新新聞、蘋果日報、上報、關鍵評論、聯合報、FT中文網等多家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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