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紅衛兵在北京街頭遊行。（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一
紅衛兵運動是上世紀文革中無法忽略的一種現象，從世界範圍講，更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這個現象雖屬曇花一現，但影響深遠，與中共極權統治無法分割，給後世留下的思考空間極其廣闊。境內外學者研究文革，無法繞過紅衛兵運動這一基本現象。事實上，對紅衛兵運動的研究，滯後於西方知識界對文革的研究，也落後於境內外對大飢荒的研究，以及對中共整風反右的研究。這當然與中共在境內將紅衛兵研究視為禁區有關。此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約束條件是，當年紅衛兵運動中的風雲人物雖然至今健在，他們作為親身參與者，熟悉當時的風雲變幻。但幾十年來的風風雨雨中，他們的思維方式沒有明顯進步。他們未能藉助改革開放的機會，接受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法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學科的洗禮。這使他們在思考這段親身經歷的歷史時，未能站到一個至高點上，當然也無法作出更深入的、更全局的俯視。
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一名叫張承志的學生，在校內一張大字報上署名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這是「紅衛兵」這一名稱的源頭。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對毛的個人崇拜已經到了驚人的火候。這個張承志後來成了頗有才華的作家，但從文字上看，張承志並非毛的真實崇拜者。然而當時整個社會對毛的崇拜，已成了一股無法遏制的潮流。憑這一點，毛輕易可發現：他的工具箱裡又添了新的工具，而且是用後就可以拋棄的工具。
二
對紅衛兵現象的研究，一個起碼的要求是對紅衛兵分類。只有準確的分類，才能梳理出紅衛兵運動的真相。總體而言，當年紅衛兵可分三類。
第一類早期紅衛兵，是分布在北京一部分學校的高幹子女，以中學為主。這部分紅衛兵正是今日所謂太子黨。這部分紅衛兵有明確的接班意識，毛澤東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這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一句話。他們當中影響較大者，如陳小魯、宋彬彬、譚立夫、鄧榕、賀鵬飛、卜大華、駱小海……等，他們無一不以新貴族自居，因為江山是他們的父輩打下的，明天當然要靠他們來執掌江山。文革結束後，當他們先後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金融界頂層、大型國企等部門，接班意識也就轉化為統治意識。這種接班與統治意識，後來在習近平、薄熙來等人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清晰。譚立夫當年有一副對聯流傳甚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反映出作為太子黨的紅衛兵們，正是堅持罪惡的「血統論」，並以根正苗紅的接班人自居的心理。不久，批判「血統論」的民間思想家遇羅克被判死刑，再往後，鼓吹「血統論」的太子黨譚立夫，成了文化部辦公廳主任。這完全就是一個人鬼顛倒的時代。
毛的另一句話，對這批紅衛兵而言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正是靠造反、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毛澤東和他們的父輩在早期的造反，對中國廣大農村的生產力是致命的破壞，中國人道德觀念的扭曲也從此開始。毛讚賞給地主富農帶上高帽子遊街鬥爭，如此以「湖南農民運動」為樣板的野蠻行為，文革一開始就被這批紅衛兵們重新複製，因為他們的父輩曾是這種行為的親身踐行者，他們對這一套絲毫不陌生。《國際歌》裡有一句歌詞，也令他們興奮不已，這就是「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然而舊世界被打個落花流水，並不意味著真的允許奴隸們起來，只是讓一批殘忍的奴隸主上臺而已。從文革初期陳小魯（陳毅之子）發起的西城區糾察隊，到後來臭名昭著的聯合行動司令部（聯動），就是這批紅衛兵有組織的暴力團夥。他們除了抄家、綁架、迫害，開始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用帶銅扣的武裝帶打人，用腳上的皮靴踏著倒地受害人的頭、臉或胸部。他們是血債纍纍的罪犯。今天在中共政治局壟斷話語權的，正是以這部分紅衛兵為主體的太子黨。
文革一開始，這批紅衛兵和他們的父輩一樣，對毛澤東的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他們不清楚，他們只能從父輩那裡獲得一鱗半爪的不完整信息。如1966年12月，中央戲劇學院紅衛兵葉向真（葉劍英的千金）策劃綁架彭真，之後又參與謀劃對彭、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批鬥，就是因為從葉劍英的嘴裡，葉向真知道毛的一點意向才敢下手，其實是毛對這批紅衛兵的巧妙運用，葉劍英則藉此表現自己對毛的忠誠。最先公開指責彭、羅、陸、楊為反革命集團者，正是葉劍英。大多數作為太子黨的紅衛兵，在那個年代的基本行為，就是造反、破壞、傷害和殺人，他們血液內的匪徒基因不會改變。這批紅衛兵的造反，是湖南農民運動的延續，也是他們父輩殺人掠財的延續。他們所向披靡，沒有遇到任何阻擋和反抗，這表明紅衛兵罪行受到中共中縱容，全社會因此陷入至暗時刻。
1966年「紅八月」，僅北京一地抄家9200餘戶，活活被打死的人數達1772人，受盡迫害自殺的人數更無法統計，包括老舍、向達、陳夢家、俞大絪等名流學者。死者成批被拖往火葬場，其中包括昏倒的活人，被火葬場的工人不止一次發現後救下。中央文革小組在9月份的《簡報》裡，稱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戰果纍纍」。接著，「紅色恐怖萬歲」的口號響徹海內。紅衛兵在「紅八月」的殘暴程度，絕不在南京大屠殺與柏林水晶夜之下。改革開放後，迅速暴富起來的也正是這批人。這批紅衛兵的罪行，至今沒有遭到正義的清算與審判，又將大量靠腐敗掠奪的財產轉移到離岸金融。這不是如許多文章所說的那樣，是因為這批紅衛兵懂得逃避法律制裁。事實上，他們無需逃避法律制裁，因為他們早已順利接班成了主子。法律控制在他們手上，還指望正義的審判，就成了笑話。
三
第二類，是「五大學生領袖」為首的首都高校紅衛兵。紅衛兵「五大領袖」是毛澤東隨口欽封的，毛慣於對下屬或打擊對象作隨意捆綁，如把高崗、饒漱石捆綁在一起，成了「高饒反黨集團」；把章伯鈞、羅隆基捆綁在一起，成了「章羅聯盟」，其實高、饒並未組成集團，章、羅也從未聯盟。「五大領袖」指的是聶元梓（北大）、蒯大富（清華）、譚厚蘭（北師大）、韓愛晶（北航）、王大賓（地院）。聶元梓與北師大女附中被打死的黨總支書記卞仲耘一樣，是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這一年譚厚蘭剛出生，而蒯、韓、王「三大領袖」還要再過八、九年後才出生。文革爆發前，聶是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不是學生，卻成了學生領袖。如同一個人，從來沒踢過足球，突然成了足球明星。這個笑話近乎「皇帝新衣」，幾十年來居然沒人捅破，原因就在於毛澤東的欽點，使聶元梓對紅衛兵有了指手劃腳的資格。
作家鐵流對聶元梓的評價頗中肯。聶的權力慾極強，親情意識極淡漠。無論作為一個妻子還是母親，聶都完全不合格，聶甚至沒有一點女人味。聶的文化程度相當於初中，全部閱讀範圍僅限於中央文件，卻能掌控著北大哲學系，這對北大實在是一個無情的嘲弄。在哲學系的會議上，聶嚴厲指責赫魯曉夫寫出大毒草《靜靜的頓河》，成了教授們私下的笑料，季羨林在回憶文章中乾脆稱聶為「破鞋」。這樣一個人渣，因毛澤東的一句話，成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第一作者。這對被中共奉為神明的馬列主義而言，不啻為一個諷刺。這張大字報出籠於5月25日，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些什麼？」毛澤東發現，這是拿下彭真與北京市委的一個契機，於是對大字報大加讚賞，並在6月1日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由此一舉出名。
其實在蒯大富之前，首都三司原先的學生領袖是地質學院朱成昭。首都三司的前身是首都高校紅衛兵司令部，因葉向真帶領戲劇學院、電影劇院與音樂學院紅衛兵加盟，遂改為首都三司。首都高校紅衛兵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與太子黨紅衛兵的區別。這個區別主要表現為：（1）沒有接班意識，（2）反對「血統論」。朱成昭頗有才華，比蒯、韓、王三人年長3—4歲，獨立思考能力明顯高於蒯等學生領袖，這也是葉向真對朱產生愛意的原因。江清與中央文革利用朱成昭與地院紅衛兵、北航紅衛兵這個工具，煽動他們赴四川揪回彭德懷批鬥，朱藉此機會，翻閱了彭的大量手稿材料，聯想起家鄉（安徽）的大飢荒，經自己的思考分析，最終認定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是被冤枉的，因此對彭產生同情。1966年底，在首都三司的骨幹會議上，朱成昭以空前無畏的膽識，指出文革的「導演是騙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這在當時是遠超出遇羅克、張志新的驚天洞見，也是中國的高校中為數不多的先知。也許達到如此認知水平的，還有郭守英（郭沫若之子）、張鶴慈（張東孫之孫）等更早懷有不滿情緒的學生，乃至其他永遠無法知名的少數學生，只不過其他作為先知的學生缺乏表達的機會與膽識，很少有人願意冒極端恐怖的風險。北京外語學院德語專業曾有女生，看到毛澤東8.18檢閱紅衛兵，意識到這與納粹黨無疑，當即寫信抨擊毛澤東，並作好自殺的準備。蒯、韓、王等學生領袖，根本無法望其項背。他們成為毛澤東手中的工具，也完全符合邏輯。聶元梓、譚厚蘭更不足掛齒。譚厚蘭是1965年進入北師大政教系的調乾生，如果沒有文革，她的未來就是給更年輕的學生洗腦。譚在文革中的主要「影響」，是「破四舊、立四新」——瘋狂打倒孔家店，帶人破壞文物遺產。
朱成昭與譚厚蘭、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在於：北大6．18事件後；毛澤東藉機到武漢游泳，目的是設陷阱等候劉少奇鑽入。劉果然按反右加「四清」的老一套部署，向各大學派遣工作組，結果就是大批學生遭打擊，一時間「黑雲壓城城欲摧」，包括朱成昭與譚、蒯、韓、王等許多學生在內，全都身陷險境。朱成昭因向工作組提意見，被工作組整黑材料，準備運動後送勞改。蒯大富挨整後逃地質學院。7月下旬，毛突然回北京殺了個回馬槍，在聽取有關工作組的匯報後撂下一句話：「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然後下令撤銷工作組。這是對劉少奇的一記重拳，劉全無招架之力。對挨整學生而言，似乎意味著一次解放。朱成昭與譚、蒯、韓、王的區別在於：除朱之外，其他學生領袖果然對毛感激涕淋，尤其是譚厚蘭、韓愛晶，對毛的反修防修「偉大思想」，更是服膺得五體投地。曾經呼風喚雨的學生領袖，少年時代接受的洗腦教育，成效清晰可見。朱成昭不同，他的獨立思考以及對彭德懷的同情，使他不可能成為毛澤東手中的工具，毛與中央文革對他也不可能容忍。1967年8月20日，朱與葉向真被宣布「組織反革命集團罪」並逮捕，後遭長期關押。林彪「913」事件後，葉獲釋放，在周恩來的唆使下，葉與朱徹底斷絕關係。朱成昭的正式平反，是直到1980年6月的事。不過此後一段相對平靜的時間，他未能把握機會離開大陸，也沒來得及留下回憶與思考文字，於1998年猝然離世，殊為可惜！
蒯大富與清華紅衛兵謀劃誘抓王光美，強行帶到清華批鬥、侮辱，進而闖中南海圍斗劉少奇等行動，與不久前地院、北航紅衛兵到成都揪鬥彭德懷一樣，都受周恩來、江青與中央文革的明示而非暗示。沒有紅衛兵這樣的御用「群眾組織」，江青與中央文革無法公開羞辱、批鬥王光美，也無法直接批鬥、毆打劉少奇。蒯大富與紅衛兵替毛澤東做了毛自己無法親自動手的事，也為政治上徹底打倒劉做了鋪墊。正因為劉少奇的工作組整了他們，而毛解救了他們，所以他們心甘情願充當毛的工具。蒯大富的認知水平僅止於此，何其可憐！王大賓也完全不信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是受了委屈的。鄧小平上臺後不久，韓愛晶甚至對採訪者說：我就是要跟著毛主席反修、防修，我自己人生目標的定位，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由此可見，北京高校紅衛兵領袖，聽起來似乎曾經叱吒風雲，其實就是一具具活的殭屍。北京高校紅衛兵離不開中央文革的扶植，而中央文革全在毛的掌控之中。
四
第三類紅衛兵，是北京以外包括上海、廣州乃至全國大中學校的紅衛兵。這是在數量上佔絕大優勢的、分散的學生革命造反組織，也更是十足的烏合之眾。他們受毛澤東蠱惑，相信「造反有理」，相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他們全部的能耐，是對北京紅衛兵的模仿。其中既有對太子黨紅衛兵的模仿，又有對首都三司紅衛兵的模仿。他們瘋狂打砸搶、凶狠虐待「四類分子」、隨意毆打教師，對文化名流與各級官員實施抄家、懲罰、侮辱、遊街，無所不用其極。著名翻譯家傅雷、鋼琴家顧聖嬰、名導演鄭君里、演員上官雲珠……都紛紛自殺。上海武康大樓因不斷有人跳樓自殺，一時被稱為另一個「跳水池」。至於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是難逃紅衛兵的魔掌。毛澤東的邪惡智慧，在這裡獲得充分展現：毛長期倒行逆施製造了中共與下層群眾的矛盾，轉身藉助對劉少奇的打擊，又將社會下層對中共的怨恨，轉化為對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的仇恨。
全國紅衛兵混亂鬥爭的結果，使得各地紅衛兵分裂為兩派陷入內鬥，毛又指示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領導鬥、批、改。有兩件事，可見紅衛兵的無知造成的後果。一是重慶紅衛兵墓園——曾經分裂為兩派的紅衛兵，頭腦裡都裝滿了漿糊，同時共同實現了自己的諾言：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他們死前高呼的口號也完全一致：「唯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他們還不明白人生究竟是怎麼回事，生命就嘎然而止。留給他們父母的，是不盡的哀傷。另一件事，是打砸搶完成後的紅衛兵，又被大批送到農村，美其明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他們的青春就此遭遇徹底的埋葬。畫家王國斌表現知識青年在農村遭受合法蹂躪的驚世傑作《我的前夫》，於2007年公開展出，無數當年的紅衛兵在這幅畫前泣不成聲。知青就是打砸搶完成後的紅衛兵，紅衛兵們突然發現，他們的青春遭受了無情的欺騙與極其粗暴的摧殘。其實這幅畫的內涵深遠。畫面上的新娘，身穿一套退色的解放軍軍服，這正是當年紅衛兵的標準裝備。可以想像，當年她在打砸搶的瘋狂歲月裡，曾經怎樣擼起袖管抄家、施暴。畫面上的新娘，現在的年齡應該是70歲上下。而今70歲左右的老人，在文革中有多少都曾經是紅衛兵？這些紅衛兵中毆打過自己的老師、「四類分子」或文化名人者，究竟佔六成、七成？還是四成、五成？半個世紀過去了，誰也沒有聽到他們的懺悔。
五
紅衛兵現象是文化史上的恥辱，是因他們的愚昧無知和野蠻暴行。紅衛兵群體又是毛澤東的夜壺——用完後即棄之。他們中的多數人，至今沒有覺悟，也許將至死不悟。僥倖的是，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子女們、「四類分子」子女們，雖受歧視並被排斥在紅衛兵的門外，這倒使他們在文革中保持了清白。寄語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紅衛兵領袖們，你們在有生之年，要想客觀評價紅衛兵這一現象，前提是應當認清中共與毛澤東的種種罪行，而這首先必須明白人的自然權利原理，懂得人類政治智慧的高度成熟，根本不在於天花亂墜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在於權力制衡及由此而來的三權分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