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轟炸的城市（圖片來源：網路）
【看中國2022年9月28日訊】大多數德國人在第三帝國的統治下都能生活得愉快且平靜。極權統治可以在多數人中間獲得支持，同時對少數人犯下令人髮指的迫害罪行。
在納粹統治下，猶太人被塑造成「人民的敵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納粹是怎麼逐步建立起恐怖統治的？德國人為什麼甘願成為權力的零件，猶太人為什麼不在受到迫害後第一時間逃亡？當恐怖統治初見端倪時，人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在《我們知道什麼：恐怖、大屠殺以及納粹德國的日常生活》一書中，Eric.A.Johnson採訪了30餘位經歷過納粹德國的人，包括大屠殺的倖存者，流亡的猶太人、反對納粹並遭受迫害的德國人、曾經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普通德國平民等。Eric以巧妙的方式將這些口述呈現給讀者：當一位猶太倖存者說所有的德國人都是惡魔時，他隨後呈現給我們被納粹迫害的反對派德國人的口述；在一個1934年就感受到德國社會反猶情緒的口述後面，呈現給我們生活在一個普遍並不看好希特勒的地區的人的口述。
用這種方式，Eric讓我們思考，在政治環境的步步緊逼之下，不同地區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經歷和感受著社會怎樣的變化。他們像溫水中的青蛙，是哪一刻受到巨大的刺痛從水中跳出來的？猶太人為什麼在歧視和迫害不斷加碼時還默默忍受？德國人又是怎麼樣被迫習慣種種禁令，不敢提出反對意見的？
《我們知道什麼：恐怖、大屠殺以及納粹德國的日常生活》（圖片來源：網路）
威廉.本森（William Benson）回憶道，1934-1935年間，希特勒來到了萊比錫，在廣場上演講，聽演講的許多人流下了感動的淚水。那時，一些德國猶太人比起猶太人，更認同自己德國人的身份。因為希特勒反對共產黨，很多有錢的猶太人還說「希特勒是個好人。」
威廉生命中最初的13年在德國度過，他有很多德國朋友，父親也時常邀請很多德國朋友來家裡做客。即使他後來流亡海外，也還是忍不住喜歡聽德國的音樂，他說：「這是我的一部分。」
但威廉童年在學校見的更多的是針對猶太人的霸凌，同齡的孩子們稱他為「猶太豬」。不久，希特勒頒布了禁令，禁止猶太人去德國人的學校，他不得不轉學。商店也開始禁止猶太人入內。後來，他去義大利學習，但墨索里尼與希特勒聯合後，對1914年後來到義大利的猶太人下了驅逐令。
想要禁止猶太人，必須先區分出他們。在德國，猶太人被要求佩戴身份標識。這種證明文件被創造出來，目的就在於禁錮，在於縮小一部分人的自由。通過創造這種文件，一個群體的公民權利不再受法律保護——這是一種創造法律之外的權力的方式。
猶太人必須隨時佩戴這樣的身份標識，拒絕佩戴被視為犯法。沒有人有辦法拒絕——自由就這樣被一層層剝離。（圖片來源：網路）
威廉從義大利去往法國，1942年，他接到消息說，父親和兄弟去了奧斯維辛，然後消失在了那裡。
1933年，瑪格麗特（Margarete Leib）是一個美麗的德國少女，而她的父親被送往了集中營。他是社會民主黨（SPD），曾在國會工作，希特勒上臺後，他因政治原因遭到逮捕。1934年，他在集中營內被勒死。聽說這個消息的瑪格麗特去到蓋世太保處大哭大鬧，她回憶道：「在場的五六個蓋世太保都十分尷尬。他們知道我父親被殺了，只想讓我快點離開。後來他們提議說可以找保險公司。保險公司不得不把錢交給蓋世太保，他們留下了1千馬克，把剩下的錢給了我。」
災難在身邊發生，自由被一點點剝奪，但人們總是以為事態不會繼續變差，被害的不會輪到他們。
1933年，希特勒上臺那一年，德國就爆發了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事件。阿爾敏（Armin Hertz）對此印象深刻：「穿著棕色制服、戴著袖標的納粹黨人站在我們的商店前，舉著‘別向猶太人買東西’的標語。他們在我們的櫥窗上寫下‘猶太人’。」希特勒青年團唱著歌，歌詞是：「刀下猶太人的血濺出來，讓我們精神振奮。」
櫥窗被畫上猶太人的標誌，標語赫然寫著：「德國人們注意了，別向猶太人買東西。」（圖片來源：網路）
「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發生，我們的商鋪被砸，到處都是碎玻璃，猶太教堂被點燃。猶太人在救火，警察就在一邊看著。在那之後，我們在柏林沒辦法繼續待下去了。」
1942年左右，在德國，限制猶太人的禁令變得愈加肆無忌憚，猶太人被要求佩戴六芒星標誌、在晚上七點或八點後不得出門、開始陸續有猶太人被送走。那時人們還不知道大屠殺，他們聽說被送走的人是被強制工作。還有猶太人主動提出要加入，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到工作、沒有飯吃了。直到人們發現，那些被送走的人再也不會回來了。
但環境並非何時何地都這樣令人窒息。人們總是試圖尋找希望。卡爾（Karl Meyer）回憶道，直到1940-1941年間戰爭爆發，幾乎沒有人知道大屠殺的事情，即使納粹的種種行徑讓人恐慌，但很多猶太人還是不想離開這個他們成長的國家。人們都想要相信事情不會變得更糟。
「我在納粹德國下生活了5年，當時我所在的科隆是一個天主教城市，大主教並不喜歡納粹。那裡人們打招呼還喜歡說‘早上好’，而不是‘希特勒萬歲’，我覺得人們都暗自慶幸不必說‘希特勒萬歲’。但後來戰爭爆發，一切都變了。」
在每個猶太人的回憶中，他們的德國鄰居都不得不在愈加惡化的形勢中與猶太人保持距離。卡爾的快遞員對他們說：「請原諒我不跟你們問好，我不想丟掉工作。」
猶太人的處境極糟，他們成了「赤裸生命」，被剝奪了公民權，生命、財產和尊嚴隨時可能受到侵害；他們成了「主權難民」，持有德國護照卻不能作為一個正常的德國人被接納。
而被納粹宣傳為高人一等的雅利安人也不能免除危險。政治異見者的處境不像猶太人那麼糟糕，但極權主義讓他們也隨時可能被剝奪一切，成為「赤裸生命」——在極權主義之下的人們，沒有生活可言，平穩的日常隨時可能被打破——除非你就屬於權力本身，甘願做權力的一個零件。
唯一沒有向希特勒伸手敬禮的人。人群中的唯一「清醒者」，但代價是什麼？作出一次「清醒」的舉動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圖片來源：網路）
政權引導的舉報和猜疑逐漸讓人們自發地猜疑，在人與人之間，更多的不信任的屏障樹立了起來。無論屬於何種政治立場，每個人都不得不在某一時刻丟掉良心。
蓋特魯德（Gertrud Sombart）一家的生活也不平靜。他的父親在希特勒當選前就說：「誰給希特勒投票，誰就是在給戰爭投票。」父親沒有參與政治或參加任何政黨，只是「管不住嘴」。他的一個同事被兒子威脅要舉報後飲彈自殺。後來，他父親本人也在工作的地方被逮捕，在公司的老闆擔保下出獄。他們一家人在德累斯頓開了店，但納粹阻止人們去他們那裡買東西，漸漸地，他們不再有客人光顧了。
政治犯的標誌。通過現代管理機制對人進行區分的身體政治（圖片來源：網路）
不同的人的視角下看到的社會的平穩或暴亂程度不同，哪怕鄰居一個個消失，哪怕身邊的人被逮捕，有些人也不為所動，漠不關心。
在1923年，德國通貨膨脹嚴重，當時甚至每天早晚各發一次工資，但到手的工資還是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希特勒上臺後，通過修建鐵路等一系列措施讓人們有了工作。父親是納粹黨員的魯爾夫（Rolf Heberer）問道，「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指望人們因為一些與自己不相關的人受到政治迫害就說：‘這些限制太不可理喻了，我反對這一切’嗎？」「我認為，大概有6000萬德國人都是這麼想的——這就是那時大多數德國人的想法。」
認為自己不會成為受害者的人，總是「客觀又理性」，對正在發生的災難漠不關心。
在希特勒青年團度過10年的赫伯特（Hubert Lutz）說，蓋世太保對每一個人都非常友好。有時，他會訓斥她「好好走路，不然我就踹你的屁股。」赫伯特解釋道：「這是因為他非常喜歡我，因此覺得對我也有家長的責任。」
後來，1943年，赫伯特聽到蓋世太保的妻子與媽媽的對話：「我的丈夫在住院，他崩潰了，因為在波蘭和俄國，人們正在屠殺。他告訴我，他們殺死一個女人，搶走她的嬰兒，提著他的腳把他的頭往牆上撞。」赫伯特的母親回答說，她不相信這是真的，這太令人髮指了。
這些屠殺針對的是游擊軍，他們會破壞德軍交通線路，炸毀火車。德軍的處理方式是，把出現游擊軍的地方整個村子的人殺光。赫伯特說：「我知道殺死女人和小孩與殺死游擊部隊有微小的差別。但你也得考慮到，俄國拒絕遵守日內瓦公約。而且，英國也聲明他們會在有女人和小孩的地方扔炸彈。我認為許多人都這樣想：‘如果這是你們想要的，那我們就滿足你’。」
在被問道她是否聽說過集中營時，赫伯特說：「我們聽到過一些流言，我想我當時確定集中營和大屠殺正在發生。但我並沒有過多去想那些事，我當時才15歲，沒有直接參與那些事。這也不是我那個年紀的孩子該關心的。」
關於希特勒，赫伯特說：「我們非常崇拜他，我們愛他，我們認為他不會做任何錯事。」「當希特勒死去的時候，我父親表現得好像世界崩塌了一樣。」
赫伯特一家是納粹德國時期的真正受益者、享受者，這樣的人為數不多，但當一部分人被殘害，一部分人被噤聲，一部分人被迫唯唯諾諾的時候，社會上留下的聲音，就只有赫伯特們的聲音了。Eric在書的最後總結道：「大多數德國人在第三帝國的統治下都能生活得愉快且平靜。極權統治可以在多數人中間獲得支持，同時對少數人犯下令人髮指的迫害罪行。」
不過，可以說有人真正從中倖免了嗎？直到今天，德國仍然要揹負這一歷史責任，無法大力發展軍事，每一個德國人都要與納粹主義劃清界限，不敢展露過多的民族主義情緒。
靠煽動群眾、製造對立來鞏固支持率的納粹，一定無可避免地會走向戰爭。當納粹殺死猶太人時，沒人說話；當納粹把政治異見者送往集中營時，沒人說話；當納粹發動戰爭時，敢說話的人已經消失了；當戰爭尾聲，每一家的男人都必須去戰場上送死時，任何物資，包括食物、汽油都要嚴格配給時，城市每天被聯軍空襲轟炸時，人們再也沒有說話的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