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認為，鄧小平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有不少概念是來自於美、日兩國；當年的改革開放如同廿世紀的洋務運動。（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0月10日訊】1991年世界發生了幾件大事，改變了中共。
首先，就是蘇聯解體。嚴格來說，蘇聯雖然解體，但其實不少從獨立出來的國家，在1991年後的政局，還是由前蘇聯的黨政高層所把持；1991年12月向戈爾巴喬夫辭職的時候，克里姆林宮連俄羅斯、白羅斯、烏克蘭都控制不了。在中共眼中，情況就有如京津冀、江浙滬、兩廣等都不再聽命於中南海。蘇聯解體是中共最害怕的結局，亦解釋了為何在過去三十年來，中共很刻意地建立新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小粉紅的意識形態，偉大民族復興的政治綱領，就是這個時空背景下的產物。
但很少人留意到另一個發生在1991年的事，同樣對中共有深刻影響。
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神話是亞洲各國的學習對象。簡而言之，日本透過貿易盈餘，投資建立更高效的生產線，令工業出產的成本更低，從而取代歐美各國，成為世界最有效率的工業國。今時今日我們眼中，日本的產品代表了高質素，但是在1970年代，歐美的消費者總是抱怨日本生產的貨物雖然價廉，但略嫌造工單薄。
當然，也不能排除，這些對日本製品的成見，也是歐美民眾的一種自我保護意識；尤其是歐洲的民眾，先在1950、1960年代被美國的消費主義衝擊，然後就到1970年代日本貨品的湧現。對於那些仍然有戰前歐洲黃金時代回憶的一代英、法、德、意等地的國民，戰後世界的經濟文化轉變之大，彷如隔世。
但是到了1970年代後期，大家也漸漸接受了日本的經濟冒起，甚至見到日本超英趕美的現象，不少國家都想學習它的成功之處。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之前兩個月，外訪的地方就是美國和日本。
當然，當時中國在地緣政治上，必須拉攏以抗衡蘇聯，但不要忘記美日在1970年代是世界兩個最主要經濟強國。有理由相信，中共在1980年代經濟改革的方針，有不少概念是建基於向美、日兩國的經驗學習。某程度上，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就是廿世紀的洋務運動。
晚清的洋務運動，最終不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但也不能說是成功；雖然由晚清到民國初年，見到有一定的經濟轉型，但步伐與歐、美、日卻相差甚多。1949年後，更當世界各國在經歷戰後和平的復甦，新中國卻沉淪在宮廷政治。所以，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的起步點，與理想中的現代化有嚴重的落差。
假如要在美日兩國的模式當中選擇其一，當時中共高層必然是會以日本為仿效對象。正如剛才所提到，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奇蹟，應該加強了當時中共對於以出口為主的經濟規劃思維。
但由1989年起，日本經濟盛極而衰，蘇聯陣營亦在此時步入歷史的墳墓。可以想像當時中共的存在危機有多嚴重。由1992年起，中共的所有社會經濟政策，幾乎都可以追溯到一個最基本的方針：「不要步蘇聯和日本的後塵。」
究竟日本的經濟為何盛極而衰？這個問題甚至連專門研究日本經濟的專家，也未有一個定論。但如果從中共一貫的思維模式去理論，日本經濟盛極而衰的最大原因，是沒有管理好資本市場的擴張。所以在1990年代，中國大陸政府的其中一個政策綱領，就是要建立宏觀經濟調控的機制。
宏觀經濟調控，說穿了就是透過影響匯率和利率，來達至物價穩定和充足就業。但市場經濟的周期，比教科書的解說，更複雜，亦更難精準地控制。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只是簡單的產價增長，而是整個結構裡面的連繫越來越多變化；我的比喻就是：「市場像人的腦袋，發展不是腦袋變得越來越大越重，而是當中的神經末梢的連繫越來越多。」
到達某個發展水平，市場經濟和政策的關係，就不再是單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德勒（George Stigler）在1971年的一篇經典論文中提出「監管俘虜」的概念，意思指市場監管機構與被監管的行業，經過長時間的互動之後，反而會被所監管行業反制、主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日本的經濟泡沫和最終的爆破，其中一個解釋，就是權傾朝野的日本金融以及工業財閥，主導了政策的結果。
過去幾年，中共最明顯的社會經濟政策，最少有三個。一是對中國各地，尤其是主要大城市的嚴密監控，當中以防疫為名進行的社會改造。二是切割房地產行業與地方融資平台的關係。三是將海外上市的科技企業強行召回。表面上，這三個政策都是不可理喻，但如果明白到中共在集體下意識中最恐懼的兩件事，其實一切都是一脈相承，目的就是不要讓1991年發生過的事，在另一個地方歷史重演。
歷史的洪荒之力，有人能夠抵擋得到嗎？代價又是甚麼？當年晚清洋務運動那丁點成果，最終為何淹没在歷史當中？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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