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在英港人去年參加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1月12日訊】本論叢第一篇文章呼籲年輕人早結婚多生仔，扭轉香港人自七八十年代以來嚴重下滑的總和生育率，否則香港人很快滅種，甚麼也承傳不了，遑論光復。不過，要香港海外族群人丁旺盛，知難行亦難，因為生兒育女要有良好家計，但很多年輕港人出亡的時候，學業事業都還未打好基礎，面對的難題首先是在陌生環境裡生存。我嘗試從經濟學角度探討一條可行之道。
家計不是小兒科。其實，economics一詞的希臘文原義就是「持家之道」，管好家才能經邦濟世，原來西方人也講修齊治平，四者的內在關係，華夏人只有孟夫子説過一句：「民之為道也，無恆產者無恆心，有恆產者有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卻沒有更詳細解釋，於是千百年來都不甚了了，但利用經濟學卻可分析通透。
流亡之初，年輕人遇上「及時雨」，自是非常難得，那包括一些外國政府的人道援助、大量同情者的捐獻，後者包括眾籌和個別熱心人士各種形式的幫助。但是，時間一長，這些珍貴資源卻往往成為運動失敗的客觀因素，而最常見的問題出在分配環節，導致群體內部的、之間的爭端，令同志反目、組織分裂、運動瓦解，原因很簡單。上述「及時雨」，屬於經濟學説的「產權薄弱的局部公共財」，無論怎樣分配都是任意的，有人認為應該人人有份絕對平等，有人認為自己名氣大號召力強故應多得，如此等等，導致惡性爭奪。為取得這種無界定產權有限資源的支配權而生的內耗，其比率是百分之一百；這是「沒有免費午餐」原理的一個表現形式。為何如此？
設想兩個條件完全相同的個體，準備競爭一萬元的無償資助，勝者全取。每方的「盡力成功率」是0.5，期望值等於0.5X10000即五千元。於是，每方都願意出不多於五千元等值的「努力」去盡量爭取，結果，雙方的努力代價總和剛好是一萬元；如果此總和僥倖低於一萬元，那麼下次就會有其他競爭者加入，把各方努力代價總和推向一萬元。也就是説，為爭奪一筆有限的免費資源，各方願意付出的成本總和 – 即內耗總和，剛好等於該筆資源價值。這個推理還可以嚴格一些，但大家已可領略其中大意。而且，名為「努力」，但如果競爭是在道德規範不足之下進行，「努力」可以包括很骯髒的東西；這就是為甚麼馬克思這個當年的流亡界常客曾經和他的夥伴慨嘆：流亡團體是道德的糞坑，最好的人在裡面久留了也會墮落。海外香港流亡人士當然還未到那個地步，但危險性已經明顯存在了。
因此，儘管善意者提供「及時雨」是好的，但久了就變成政治飯，多吃容易腐敗，會掉進孟夫子説的「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的泥沼。這其實只是一種特殊的福利主義的一般結果。大家還記得香港有一個「丁屋政策」，其實也是一種免費政治飯，不少原居民男丁受惠吃了，卻很快變成不事生產天天飲飽食醉的一群，我當年長居西貢屋村，目睹其禍害；後來有一位左翼精英女權運動家替原居民女丁爭取到同等福利，結果那些女丁也墮落了。長遠而言，香港海外運動積極分子的個人生計不能靠這個，運動組織的經費同樣也不能靠這個。那麼，如何是好？我借用一個商學概念，把這個問題表達為: 「如何設計流亡運動中比較普遍適用的business model？」
要不吃政治飯而能持家有道兼且行有餘力支持光復，對最大多數人而言，我認為首選是扎根「中低風險技術服務行業」、目標是在該等行業營商。
這裡説的「最大多數人」，特指不進大學的人，即任何人口中的大多數。對這部分人而言，中低風險靠的是一技防身，重點在「技」。我在好幾個發達國家生活三十餘年，發覺生活最穩定而能較快累積財富的中產階級人就是做中低風險技術服務（或含若干生產成分）的，例如三行、運輸、食品，而這些人士在行內開設公司，所需投資額也最低。入行門檻一般是高中之後加兩年高專，跨越容易。其後再加三年見習，累積經驗和客戶關係，之後便可自僱或成為業內正僱員，收入不亞於大學畢業生。期間，有餘力者可當運動志工。再五年正職經驗和資本累積之後，亦即大約28至30歲左右，業者便可自己設立基礎穩固、風險不高的小型服務派出或生產公司，做到「三十而立」，包括成家立室。之後繼續財富累積，便可以其中部分投資運動，與志同道合者組織自主戰鬥工作群，一起對付政權。
這個business model有幾個優點：（一）抗爭資源產權界定清楚，少了免費資源支配權的爭奪內耗；（二）門檻低；（三）包含營商成分而風險不高，因為有相當成熟的技術含量。如果參考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期間的猶太社群經驗，可知他們後來那無與倫比的經濟成就，就是根植於成員大量進入各行各業，而其中在技術服務行業營商的佔比尤其高，那是因為十九世紀以後，一些歐洲國家如波蘭，陸續取消工商業行會（guilds）對猶太人的不准入限制，讓他們大量自由加入這些行業謀求發展。猶太人注重知識，卻無中國人那種「唯有讀書高」、看輕勞動者營商者的迂腐四民觀念，所以才能在各行各業都那麼出色；這是矢志光復者尤其應該注意的。
此外，有條件進大學的年輕抗爭人當中，除了極少數有能力走高端學術路者，餘的都可考慮走一條與上述路徑相似、起點稍高而最後開設的公司的技術含量也較高的路。如果進大學讀的是一些例如社會學、政治學、國際法等的學科，我就不看好，一來畢業之後找工不易；二來你便是真有興趣那些學科，大可透過自學掌握，無必要花四年全時。
自八十年代開始的香港民主運動，領導層的階級屬性十分單一，指揮者多是大狀、教授、新聞界人士，除了黎智英等極少數，嚴重缺乏營商者；中堅則是中產有學位受薪階級。因此，運動的戰鬥力薄弱，想像力闕如，屬於書生造反型。華夏史上書生造反事例很少，成功的根本沒有；靠遊民幫會上臺的，佔比卻很高，但容易走上專制腐敗，因此都不可取。香港要光復，志士必先自身具備財力；讓最大量抗爭者以各種技術型商人身份參與運動及進入領導層，方可望有成！
注：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標題為：【練乙錚評論】論流亡者生計和運動的經濟結構（海外香港社群論叢之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