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已出現負增長（圖片來源：Tim Graham）
【看中國2023年1月25日訊】看到這個題目，一些人也許會說，「永遠」二字是否絕對了點，是的，我認為要這麼肯定。
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了2022年的人口數據，比2021年「意外」減少85萬人，說「意外」是因為超出許多人的預料，原本以為這個日子不會如此快來到。這是中國60年來首次人口減少。故數據甫一公布，引來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人口負增長不僅意味著中國長期霸佔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寶座」要易位，從經濟學的意義講，也表明中國自此永遠告別了高增長。我說的高增長，是指經濟增速在7%以上。多數發達國家和經濟成長國家，都有過一個高增長時期，但中國在這方面更突出，從1978年改革始，到2015年的37年時間，除81、89、90三年，長達34年增速都在7%以上，絕大多數年份超過9%。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稱得上奇蹟，雖然它的代價也非常沈重。
中國最近一次經濟增速超7%，是在2021年，達8.11%，如果這是在正常年份或者正常狀況下取得的增長，可喜可賀，但它是在2020年增長只有2.24%的超低基礎上取得的，所以即使出現高增長，也是曇花一現，沒有什麼討論價值。且這次高增長會是中國經濟最後一次超7%的增長，此後由於人口進入負增長區間，不會再出現。
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所起作用高達27%
學界在解釋中國過去長達34年的高增長時，一個共識是人口紅利的因素。儘管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實行萬惡的「一孩化」政策，但該政策要對經濟增長產生實質性的負作用，還要等到二三十年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尤其是年輕勞動力幫了經濟增長大忙。人的一生會經歷嬰幼兒、青少年、中壯年和老年幾個階段，它們對經濟增長的意義不一樣。嬰幼兒代表著國家的未來和希望，青少年則以消費為主，中壯年是體現勞動價值的時候，人類社會的財富創造主要在這一階段完成，故它對經濟增長的意義也最大。到老年階段又開始淡出勞動，重以消費為主，但消費的動力和能力不如青少年時期。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勞動人口佔比大，撫養比低，社會財富創造力強，整個社會出現比較明顯的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局面。
改革以來的長時期正呈現此種顯著的人口紅利特徵。得益於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幾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從而使得勞動力價格非常便宜（當然這背後也是由秦暉等學者說的低人權優勢造成的），為中國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資源基礎。又適逢國門洞開，融入全球化，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勞動力在90年代後基本能夠自由流動，中國遂成為「世界工廠」，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以億為單位數量的勞動人口把他們辛苦賺來的錢存入銀行，銀行再把這些錢放貸給企業，還有政府，用於投資。中國的儲蓄率之高和投資在經濟中的佔比之大，一直到現在恐怕都是其他國家無法可比的。可以說，經濟高增長的「奇蹟」，背後恰好是通過高勞動參與率創造的，根據學者不同的估算，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作的貢獻，低的有15%，高的達27%。
過去40多年曆年的經濟增長亦對應了人口紅利起到的巨大作用。前30年，是人口紅利大爆發的時候，中國經濟在這段時期年均增速高達10%以上。從2012年開始，正式告別8%以上的增速，2011年GDP尚有9.55%的增長，12年降為7.86%，爾後三年，到2015年，還能維持7.77%、7.43%、7.04%的增速，但在2016年，滑入6%的增長空間，一直到2018年，2019年再破6，為5.95%。原因在於，在這後10多年，計畫生育長期實施的後果已經出來，勞動年齡人口在到達高峰後逐漸減少，人口紅利也就逐漸進入衰減的過程，而由人口紅利支撐的經濟增長，由於支撐力的減弱，自然也就進入下降通道。2020年後的疫情三年就不用提了，由於疊加疫情的因素，平均增速只有4%多一點，其中2020年是改革以來最差，2022年則是第二差。
有趣的是，中國經濟從高增長轉為中高增長再轉為低增長，和習主政的10年正好對應。這不是簡單的巧合，而有著內在的必然性。上面指出，疫情三年是一種極端狀況，因為即使在毛的戶籍和票證時代，哪怕是出現大飢荒的三年，政府對人民行動的限製程度，也沒有達到這三年。所以從這個角度說，疫情三年是一種罕見狀況，可以把它排除。那麼，從過去7年來說，經濟進入中低增長階段，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包括習上臺後扭轉了過去長期實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路，開始政治挂帥；反腐敗的力度和時間超過以前；實際推行的扶持國有經濟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打壓平台企業規制資本的政策；砸真金白銀的扶貧和共富；以及中美對抗導致的經濟脫鉤和供應鏈去中化等。這些因素到底在中國經濟在習時代的衰退中起到何種催化作用，需要紮實的數據支持，在此不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經濟在歷經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後，它自身的內在結構也會有很大磨損，需要調整，好比一列長時間高速奔跑的火車，也要減速，甚至停下來檢修，否則很可能哪個環節承受不了高速的運轉而斷裂，導致車毀人亡的慘劇。
技術進步無法彌補人口紅利的消失
這個基本的結構因素就是，建立在人口紅利基礎上的中國經濟是一種粗放型的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它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當然，這也是幾乎像中國這種有勞動力優勢的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必經的路，可其後果是對勞動者權益和身體的損害，對環境的普遍污染和破壞，以及日益加大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只是在中國，由於政府的強勢，更加不尊重人權，對勞工的剝削更狠，以及在是否調整計生政策上猶豫不決，比其他經歷過此一發展階段的國家，後果更嚴峻，此即是中國一直在喊刺激消費和內需，可就是刺激不起來，不得不被動依賴投資和出口的根本原因。
所以，要改變這種勞動密集型、附加值低的產業結構，人口紅利的消失本是一個動力，習近平也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內生結構問題，他知道人口紅利遲早有消失的一天，要劉鶴幫他設計了供給側改革，追求產業的轉型和升級。鑒於中國低收入群體佔人口的比重還高達六成以上，較好的選擇是在繼續保持人口紅利的同時提升產業結構。可維持人口紅利就必須全面放開計畫生育，廢除計生政策，然而，或許是習擔憂全面放開生育窮人又會多生孩子，重新導致人口和資源的緊張，影響扶貧以及規劃中的現代化的早日實現；或許是那幫主張嚴格控制人口的學者和官員誤導了他，這些人長期把持人口政策話語權，鼓吹即使實行「一孩化」人口政策，中國人口紅利還會存在一段時間，不會快速消失，使得習在「一孩化」人口政策的危害已經顯現，應該果斷廢除時，猶猶豫豫，只是進行局部調整，直到前年才允許育齡婦女生三孩，拖過時機。
習的遲疑不決讓中國的人口紅利過早耗盡，另一方面他在產業轉型升級上又開錯了藥方，從共產黨的統治出發，過於相信國企的力量防範私營經濟和資本，致使他的供給側改革到現在仍未見多大成效，反使情形更嚴重，這就是今天中國經濟的狀況。
早在2012年，曾任世行副行長的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以日本、新加坡、臺灣和韓國為例，提出中國還有20年經濟潛在增長率可達8%。林的這一看法當然可以爭論，但以習上臺後的前7年的經濟實際增速看，若他及早廢除計生政策，並把重心用在經濟而不是政治上，在過去10年（後三年若不發生疫情的話）經濟年均增長8%並非不可能。可他把這一切搞砸了。現如今經濟學家對中國今後一段時期潛在增長率的樂觀估計，也就6%。這還是建立在人口紅利不會太快消失的前提下。但人口負增長已成現實，且這個趨勢不可逆，所以，即使習不再折騰，中國政府像江胡時期一樣一心一意搞建設，考慮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高比分，技術的進步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彌補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要重回7%以上的高增長，注定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