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若干年前讀唐瑜先生《二流堂記事》，發現中國人的「數字化」，好像早已領先歐美世界。《二流堂記事》中有一段，談夏衍在1949年後某次在《人民日報》撰文，大概可算中國最早的「數字化」倡議。夏衍是上世紀30年代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頭面人物，又曾與周揚、田漢、陽翰笙一起，被左翼旗手魯迅譏為「四條漢子」，文革中成了文化界反黨集團黑幫，文革後自然又成為受「四人幫」迫害的知識精英。夏衍的「數字化」建議是，給每人發一個數字號碼，寫信時只要信封上寫明：寄第1號省、2號市、3號區、4號街、5號樓、6號門、7號房、8號同志收即可。在城市，除了道路、社區等可用數字編碼外，還可有第×號大學、××號工廠、××號糧店、××號理髮店等「數字化」應用天地。
夢言囈語，只逞一時口舌之能。實話實說，數字化是電子信息時代的創新，原理是將複雜的信息轉化為數字，再藉助數字化模型轉換成二進位代碼，最後輸入計算機系統以便於處理。夏衍的「數字化」倡議，與電子信息的數字化模型風牛馬不相干，而且不久即遭批判。人們知道，古羅馬競技場上，被限定奴隸身份的角鬥士，一律沒有姓名，只用數字號碼代替。1949年後的中國，是否也推行奴隸制？這個問題過於敏感，當然也不好回答。如果也用數字號碼取代人名，是否也就有了抹黑社會主義制度的嫌疑？至於這是不是夏衍挨批的原因，我不得而知。然而夏衍的「數字化」倡議，並非空谷迴響。1956年上海公私合營，各大型商業百貨公司一致按數字排列。從南京路、西藏路交叉口的大新公司更名為第一百貨公司，到第二、第三……直至曹家渡第九百貨公司，就是明例。但如果一個城市有20所大學，一旦廢除人們早已接受的校名，改成「01號大學」、「02號大學」……「13號大學」、「14號大學」……，不知成什麼滋味。不過夏老人文革中受到九死一生的衝擊，此後說話也就小心許多了。
社會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數字化」，似乎也是水到渠成，誰也無法阻止。譬如在夏衍大作發表前後，就有「三反五反」，接著又有「三面紅旗」、「三年自然災害」等。文革之初是批判「三家村」，文革結束時是批判「四人幫」，此外還有「三大戰役」、「五星紅旗」之說，又有「一打三反」、「四項原則」、「三個代表」，間或還有「五講四美」、「八恥八榮」等等。說來好笑，當初第一次聽說「八恥八榮」，我誤以為是「八雌八雄」。心裏暗忖，這「八雌八雄」究竟什麼玩意？難道人們驅車陽澄湖買大閘蟹，也規定雌雄搭配？亦或是「八雞八鴨」的別稱？後來某次坐班車到新校區講課，偶然在路旁大廣告牌上，才清清楚楚看到，原來是「八恥八榮」。可惜腦子記不住，全部內容掃看一遍後也就忘了。如果有人問我哪「八恥」？哪「八榮」？我只能像當年張鐵生一樣——交白卷。不過也不全一樣，因為我充其量也就是交白卷，不反潮流。
有些「數字化」在生活中提供了方便。譬如太平洋某小島的準確位置，必須用東徑××度，北緯××度標出；走進劇場看戲，應先查找自己座位是第×排×號座；學童上學堂，也應先知道自已在×年級×班×號。城市的每一戶住址，同樣只能是在某某區、某某路之下，就是××弄，或××單元、××幢，然後還有××號或再加××室。夏衍的「數字化」建議，只是在此基礎上的發揮。他不懂「數字化」也有個限度。不過，表示居民住址的「數字化」，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興旺，也有了與時俱進的發展。譬如我居住的某某區、某某路×××弄內，約千餘左右的門戶，門牌號碼多有跳越的——13號之後就是15號，14號不翼而飛；又如139號之後，從140號——149號都不存在，直接跳到150號。到了153號又有一小跳——沒有154號，接著就是155號。諸如此類的「數字化跳越」，絕不是我所在小區所獨有，也許是改革開放以來，全上海乃至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
此事不難理解，即便如我這樣的落伍者，也早聞人們普遍對「8」趨之若騖，對「4」則避之唯恐不及。「8」與「發」讀音相近，「發」又多與「財」搭配組詞，誰不希望「發財」？江、胡時代以來，上海高官每逢大年初一凌晨，駕小車搶先到玉佛寺燒頭香，誰不是為了一個「發」字？而「4」卻與「死」諧音，早已「發」起來的權貴們，恨不能長生不老，哪一位不是聞「死」色變？如果夏老人還在世，不知是否又要在《人民日報》撰文，倡議把阿拉伯人創建的十進位數，徹底將「4」剔除，改成中國特色的九進位數。
上海在短短几年內，建成N個大學城，其中規模較大者，可能要數松江大學城。整個松江大學城最高的建築物，是其中某所大學的「行政樓」，大概有20層。「行政樓」的電梯間指示牌上，13樓再朝上，也是不見14樓，14樓留下的位置，乾脆由15樓替代。據說「1」與「4」合在一起，讀音就是「要死」，這比單獨一個「4」字更難以接受。以前總以為市井上販漿引車之流，或廣場舞大媽們多有忌諱數字「4」與「14」，卻不知教授、博士雲集的文化聖地，「14」也成了忌諱。難怪對大樓層面的「數字化」握有決定權的精英層，不知自己為了避免「要死」，還是讓「14」樓的教師一律免於「要死」，乾脆在指示牌上把「14」樓刪除，讓電梯升到13樓後，直接躍上15樓。然而，誰能改變15樓實際依然是「14樓」的客觀事實？誰又能保證，刪除了「14樓」，就能永遠免「死」？
不過中共社會頂層向來以反迷信為己任，雖講究施政的「數字化」，卻不在乎「4」與「14」的忌諱。不久前手機上看到，有人將頂層「數字化」大政方針羅列出來，居然「四」字最多。我不懂其中內容深奧，但也以為值得一提。如：官員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四條路線」，做到心中「四有」和「兩個維護」；必須堅持「四個自信」，強化「四個意識」，做到「四個服從」和「四個看齊」；要完成「四個全面」和「兩個百年」奮鬥目標，要樹立「五大發展理念」，創新「五大思維」，用幹部「五條標準」要求自己，做「20字」好幹部；要堅持「三嚴三實」、「兩學一做」和「三大作風」，執行「三會一課」制度，直面「四大考驗」，防範「四大危險」；要加強「六項建設」，堅持「兩個為主」、「四個統一」，壓實「兩個責任」，堅持「一崗雙責」和「一案雙查」；要實施「五位一體」總布局，糾正「四風」，強化「六大紀律」，形成「四種形態」，做到「兩個全覆蓋」，堅決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堅決做到「五個必須」，推進「四個偉大」，增強「四個定力」，提升「四自能力」，應對「四個重大」，規範「四個著力」……。
趕緊打住！「數字化」走到這一步，早已令我頭暈目眩。想一想吧！一個官員要將如此廣博的「數字化」內涵輸入大腦，甚至要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容易嗎？這比起將信息轉換為數字化模型的過程，不知要複雜多少倍。可見至少在「數字化」理念上，大陸官員們值得我們佩服之處，還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