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圖片來源：三獵/wikipedia/CC BY-SA 4.0）
五四運動，其實是兩個不同事件。一個是廣義的五四運動，發端於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另一個是狹義的，發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政治運動。兩個五四，是兩回事。
五四文化運動 一個給中國帶來共產主義的運動
先説廣義的五四文化運動，即新文化運動，是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涵蓋了民初在北京發生的一場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運動五四運動。
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
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份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要全盤西化。
中共根據毛語錄堅稱五四運動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也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文化。
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公認主要是陳獨秀和胡適。五四爆發之前，他們倡導的以推廣白話文、爭取個性解放為主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侷限在民主和科學上，其理論基礎不僅薄弱，而且非常偏差，隨後以胡適為代表的模糊的推崇西方自由主義的觀點，迅速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清晰的一系列革命理論所壓倒。
所以事實上，陳獨秀起的作用明顯遠大於胡適。毛澤東曾兩次說過，「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它是一場促成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的運動，是給中國人帶來共產專制的開端。
五四政治運動 一場火燒打砸等暴力的活動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所謂的「愛國學生」因不滿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將一戰時期德國租借山東半島的權利交換給日本，火燒曹汝霖個人官邸趙家樓的事件。
之所以說是所謂的「愛國學生」，是因為抗議者到各國使館遞交請願書，各使館中只有美國使館接收了請願書。遊行隊伍在使館表現克制，但是卻把憤怒之情燒向國人，焚燒了被斥為「賣國賊」的曹汝霖住宅，並「痛打」章宗祥。
這樣的暴力行為引發了輿論的爭議，多數人認為這是正義行動，群眾有權以暴力行為懲罰賣國賊。
以梁漱溟、胡適為代表的極少數人認為，不管曹章有多大罪惡都應由法院審判，不能隨意破壞他人財物，危害他人人身安全，這是破壞社會秩序的錯誤行為。
在中共當局紀念五四運動時，可以對比一下今天，當時政府是允許學生遊行的，但是現在的政府能允許嗎？
五四英雄梅思平 投靠日本做漢奸
五四政治運動火燒趙家樓的壯舉的參與者之一梅思平，在抗戰期間卻主動投靠日本，做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漢奸。
但被「愛國學生」指責為漢奸的曹汝霖，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不願意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曹汝霖後來還利用與日本人的關係，辦過不少對國人有利的事情。
1939年12月15日，梅思平13歲的女兒梅愛文在《浙甌日報》公開聲明〈我不願做漢奸的女兒，我要打倒我的爸爸〉，文中寫道：「我的年紀雖小，對於在艱苦戰鬥中的祖國，我是懷著最熱情的愛的。而對我那做了漢奸的父親，我卻懷下了切齒的仇恨。今天我要公開宣布同梅思平脫離父女的關係，我要公開宣布我父親梅逆思平的漢奸罪狀，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梅思平在汪偽政府中，歷任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組織部部長、工商部部長、實業部部長、浙江省省長、內政部部長等要職，1945年因漢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槍決。
五四口號「反帝反封建」 是共產黨的靈丹妙藥
五四政治運動的兩個主要口號「反帝反封建」非常具有迷惑性。
反帝，即反帝國主義，導致盲目排外、拒絕西方文明，把一切過錯都推給西方列強，煽動義和團式的封閉排外，迴避了真正的自身反省。
這場「反帝」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狂熱，至今仍是共產黨維持暴力統治的靈丹妙藥，因為共產黨宣揚鬥爭，製造矛盾，「我們和他們」、「中國和外國」的對立，來混淆善與惡，真實和虛假。
反封建，則更有迷惑性。共產黨極力宣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稱之爲「封建糟粕」，但陳獨秀們的反法，不只是反裹小腳、反包辦婚姻，而是反掉了許多人類共識的基本道德禮儀，在摧毀了人類基本道德準則。
簡要看完兩個五四，政府在紀念哪個，哪個又值得紀念呢？
新生活運動宣傳手帕。（網絡圖片）
新生活運動
其實，那當時的年代，確實有一個運動值得紀念，那就是蔣中正倡導的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9日，蔣中正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週上發表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為歷時15年的新生活運動揭開了序幕，這一天被定為生活紀念日。此後，國民政府在全國推出這一公民教育運動，該運動最後因民國政府遷臺而暫停。
1960年代，中國大陸的文革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推出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被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面對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局，新生活運動是一場積極的民族復興運動，體現出當時仁人志士不屈不撓為國家、民族分憂的情懷。新生活運動以孔孟的「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道德標準，來恢復人們的傳統價值，加上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倡導健康生活，倡導節儉，使全國國民軍事化，這就是蔣中正開展新生活運動的初衷。
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成立。23日，蔣中正在南昌再次講演，對「新生活運動」的目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詳盡說明，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禮義廉恥」為基本準則，從改造國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為具體標準，以使「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改造社會、復興國家」。
其後，蔣中正多次演講，發表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新生活運動之中心準則》、《力行新生活運動》等演說，並被編成《言論集》廣為印發，希望把「新生活運動」推向全國。
新生活運動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回歸、弘揚和提升的一種社會教育的運動，新生活運動的實施，對於改善百姓生活狀況、提高民眾素質、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眾團結，乃至最後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等方面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蔣中正所倡導的以理性和秩序，嘗試構建一個理性社會，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歷史參照和現實需要，希望藉此使國民革命得以成功，中華民族得以復興。這才是今天，人們真正需要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