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長津湖戰役中，志願軍某部殘部向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投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迄今，中共不願告訴中國人的一個真相是：在上個世紀爆發的朝鮮戰爭中，被聯合國軍俘獲的兩萬一千餘名中共軍人中，有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五人以「毋寧死」的堅決態度拒絕返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如此厭惡中共？除了原有的國民黨倒戈老兵通過對比，知曉中共的誅心殘酷外，還有其他原因嗎？
美國人傑米．布朗（JeremyBrown)在其撰寫的《從反抗共產黨到反抗美國—中國西南地區的內戰與朝鮮戰爭：1950-1951》一書中，援引美軍對中共志願軍戰俘的審訊材料，提到了幾個案例。
一個是來自貴州思南縣的戰俘孫修和（音譯），他告訴美軍，共產黨的徵糧數量是國民黨徵糧量的5倍，他家的兩英畝小塊土地也被徵糧兩次。共產黨的徵糧是以田地面積為基礎，並不考慮土地質量或者家庭依附人口數量，這使得許多家庭落入貧困。在整個思南縣，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兩頓，每頓飯60%是馬鈴薯，30%是玉米，10%是草、葉、根等。正因為吃不飽飯，他才選擇了當兵。
另一個是來自貴州興義縣的李華國（音譯）。1950年1月，因為對中共重稅政策不滿，轉而參加了一支反共游擊隊。還有四川的唐漢林（音譯）也說，1949年末他所在村子中許多窮人都認可新政權，但中共隨後採取的重稅、禁鴉片貿易，將銀元換成了人民幣等政策，引起了當地人的反抗。他也走上了反抗中共的道路，加入游擊隊並襲擊了駐紮在他村子裡的解放軍。
戰俘朱代全所在的中共部隊當時在貴州西北地區進行徵糧工作，他說，徵糧隊有各家庭名冊，對富人徵收的數量要比窮人多十倍。但無論貧富家庭，如果在徵糧隊上門三、四次之後還交不出糧食，這個家庭的主人就會被扣上「土匪」的帽子抓起來。
來自西南地區志願軍戰俘透出的信息，表明中共在建政初期並非是其所宣傳的那樣得人心，而且在西南地區曾遭遇民眾的大規模反抗。然而，這段歷史的真相同樣被塵封。因為在中共的敘事中，只提到了「西南剿匪」，起因是「國民黨殘餘勢力勾結地方土匪、惡霸，妄圖顛覆新生人民政權」。中共在兩年半的剿匪行動中，大獲全勝，共剿滅了所謂的「土匪」110萬餘人，「鞏固了新政權」。
這段被塵封的歷史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中共順利佔領西南
歷史資料顯示，中共佔領西南四省的「西南戰役「是比較順利的。自1949年11月1日開始進軍西南，11月15日，佔領貴州省會貴陽，30日，佔領重慶，12月9日，雲南、西康兩省宣布和平易幟，12月27日，佔領成都，「西南戰役」結束，歷時僅57天。
劉伯承、鄧小平在1950年1月18日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稱：「凡大軍通過之地區，大多數舊人員及保安武裝都與我們接頭，維持治安，籌辦糧草和自動組織解放委員會等維持會性質的機構，臨時維持秩序聽候接收。一般的對後方補給尚較穩定，未遭受較大的危害。」由此可見，中共在佔領西南過程中，很多舊政府人員主動歸順，很多武裝軍隊倒戈，使得西南地區的接收非常順利。
然而一個月之後的2月18日，鄧小平在給劉少奇並中共中央的匯報中卻說：「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均無從著手」，是什麼原因使得已經歸順的地方勢力和倒戈的國民黨軍隊復又反叛了呢？
中共強行徵糧
其實，傑米．布朗對147名來自西南地區的戰俘審訊記錄的研究表明，中共佔領西南地區後，旋即展開的徵糧、禁銀、禁菸、收槍運動才是導致大規模民變的原因。
《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所收錄的《徵糧、民變與「匪亂」》一文中分析了西南地區徵糧與民變的關係，文中提到，中共的暴力逼糧行為是導致民眾奮起反抗的直接原因。很多中共徵糧幹部為了完成任務，對民眾進行亂扣亂押、綁人吊人、濫施行罰，如搜家（殺豬抵糧）、封門、不讓民眾插秧等激烈手段，致使出現因交不起糧自殺、賣子納糧等現象。
《西南局組織部給西南局和中央組織部報告》中也稱，這時較為普遍的是「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不經政府，隨便扣押毆打，有的輪流鬥爭不讓睡覺，不准吃飯，遊街罰跪，剃眉毛，頂尿盆等蠻不講理的辦法，甚至有個別逼死人的……」
當時反抗者們提出的口號，也都是針對這些激進政策的，而與黨派政治毫無關係：「餓死不如戰死」；「開倉濟貧」；「保槍保命」；「打倒解放軍，三年不納糧」；「保糧、保命、保槍、護煙」；「反徵糧」；「反禁菸」；「反禁用銀元」等等，從中看出，武裝反抗者們最大的訴求是保家保命，而並無其它更高的政治目標。
鄧小平在1950年2月的報告中承認，這些標語再加上一個「專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號，已經讓許多「窮人」加入到抵抗中。
比照國民政府原稅收額，中共中央1949年11月核定出西南地區1949年公糧徵收數量為20億斤。同時為了平息中共佔領全國後大發貨幣造成的物價飛漲和通貨膨脹，中央財經委員會另外要求西南調運4億斤糧食援滬。
鄧小平卻表示西南地區徵糧量應達到40億斤，他認為只有徵收到40億斤糧食才能讓中共西南新政權得以立足。為此，鄧小平親自兼任西南財經委員會主任，他督令各地在結束軍事行動後，要立即抽調人員下鄉，「首先求得拿到糧食」。
1950年1月，西南各地頒布《1949年度公糧徵收暫行辦法》，要求以戶為單位，一次繳足……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戶加徵。並要求3月底前完成。
然而，農民們已經給國民政府繳納過1949年的糧食稅了，而這個宣稱「解放了人民」的中共新政權，卻又要農民重複繳納比國民政府時期沈重得多的糧食稅，造成了農民的極大不滿。
1950年2月的中國新年是一個分水嶺，之前儘管各地徵糧的問題不少，但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糧，所以中共還能徴到一些糧食。但在中國新年的用糧高峰過後，農民存糧無多，再被逼糧，勢必導致各地局勢迅速發生動盪。
儘管鄧小平領導下的各級幹部用盡各種暴力手段徵糧，但糧食數量距預期還是相差甚遠，到2月中旬，完成任務最好的地區也只收到40%左右。
在此過程中，過重的糧食稅負擔和徵糧幹部的強橫作風，使民眾對中共最初的良好印象被破壞殆盡。農村中各種不滿和對抗情緒迅速蔓延開來，一些已經歸順新政權的當地政治人物復又萌生叛意，許多地方發生了群眾集體請願和武裝抗糧、抗稅的反抗事件。
針對內部人提出政策要「合理負擔」，鄧小平態度強硬，他指名道姓地批評說：「徵糧任務沒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濤、杜義德、郭影秋要負責，再完不成任務，我要給你們算帳，算歷史帳，新帳老帳一起算，算總帳！」他還說：「什麼是政策？當務之急是把糧食拿到手，完成徵糧任務就是政策！」
3月6日，鄧在川東區委擴大會議上再次申明徵糧量絕不讓步，並強調說：「對上級交給的任務，只有考慮如何完成，絕不容許思想動搖或者要求減輕。」
鄧對徵糧任務數量的堅持，使基層幹部在徵糧中更加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到4月份，各地反抗武裝紛起，貴州鎮遠專區的12個縣中，有10個縣的糧庫被搶，還有川北、川東等地由於春荒嚴重，出現了多例聚眾集體吃大戶的搶餐、搶糧事件。在《川北區黨委關於徵糧必須密切結合生產、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向農民要糧，勢必使「匪患反形增加」。
但鄧堅持認為，40億斤的徵糧數量並不是農民手裡拿不出，而是地主們頑抗不交，所以，在他看來，這是一個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如果這次大張旗鼓開展的徵糧運動無法按期如數收齊，共產黨在西南民眾心目中的威信就不能確立，以後的事情就更難辦。
5月中旬，鄧向毛澤東報告西南徵糧已完成40%，然而至6月中旬，徵糧總數也只有十七、八億斤，比40%多不了多少。直到這時，鄧才最終承認：西南公糧「完全收齊是有困難的」。
禁銀、禁菸導致民變
中共在西南徵糧的同時，還開展了禁銀、禁菸的運動，被民眾稱為「三股水一起流」，再加上收繳個人槍支的措施，因此遭到了西南地區大多數民眾的反抗。
1950年1月22日，《西南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發布，禁止金銀和外幣進入流通領域。尤其是禁銀的同時不再對銀元低價兌收，而是採取硬性凍結，這無異於瞬間清空百姓的財富，讓民眾感覺遭到了搶劫，因此民怨沸騰。
鄧小平在一次會議的發言中說：「我們禁用銀元時，許多人大喊大叫，『你們把銀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會造反，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這說明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徴公糧，二是禁用銀元。」
1950年1月30日，貴州省政府頒布禁絕鴉片的通告，宣布：絕對禁止販賣和種植鴉片，違者依法嚴懲；已經種植的煙苗，要趕快自動拔鏟。實際上，所謂「自動剷除」煙苗，實則是幹部強迫群眾剷除。對於那些把全部土地用於種植鴉片的農戶來說，這無異於一場滅頂之災。
當時鴉片種植佔貴州省耕地面積的一半，當地歷來將鴉片作為金銀貨幣一樣的硬通貨使用。按1950年初的市價，每兩鴉片折合米56斤，貴州存量的3000餘萬兩鴉片，可折糧16.8億斤米。中共禁絕鴉片，無疑使那些擁有大量煙土的有錢人，財富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其中一些包攬煙土生意的地方豪強人物，轉而成為反抗中共新政權的首領。
1950年2月中國新年之後，整個西南地區陸續出現大規模武裝反抗，這是絕大部分中共幹部始料未及的。儘管中共西南軍政領導人對外宣稱這是「蔣匪預先有計畫、有組織佈置的，以土匪游擊戰爭為形式的反革命陰謀」。但他們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認，徵糧且同時宣布禁銀和禁菸，對當地社會生活產生了猛烈的衝擊，因而社會震動過大過猛。「三股水一起流」是造成反抗武裝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民眾武裝反抗只為「保家護產」
中共佔領貴州後，軍隊曾緊急馳援雲南，當時貴州全境只有一個師的留守兵力，卻未曾出現任何武裝反叛，但在中共激烈地推出「徵糧、禁銀、禁菸」的政策措施之後，各地反叛武裝「蜂起」，足見其中的原因，並非中共宣稱的是由於國民黨的唆使和國共黨派政治的衝突，民眾試圖保「家」護產才是真正的原因。
鄧小平1月8日給川南黨委的指示中曾稱：「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還好」；僅十天後，1月18日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鄧小平卻提到「各地土匪、特務開始抬頭和滋長」；而一週後，鄧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會議上就說法大變，指出「農村土匪、特務活動正在普遍發展」；到了2月18日，鄧給劉少奇的報告中，稱西南「到處土匪蜂起」。
短短40天時間裏，從「不多」，、「開始抬頭」、「普遍發展」，直到「蜂起」，可見當時暴力徵糧引發的民眾反抗是多麼的快速和普遍。
到3月底，貴州的武裝反抗已經蔓延到全省範圍。4月中旬，全省較大的反抗武裝達460個之多，人數約十二三萬人，擁有機槍千挺。而其他小游擊隊和參與的民眾更是不計其數。僅二、三月間，中共主力部隊就損失約4個連的兵力，三、四月間，中共軍政被殺人員達2000多人，公糧損失巨大。貴州全省79座縣城，被反抗武裝佔領了31個。
貴州省那些本已歸順中共新政權的大批土著政治勢力和舊時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轉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權的道路。時任貴州省政府主席的楊勇就明確指出：貴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鄉保長、保安團隊和鄉保武裝」參加了武裝反抗。
4月中下旬，川南專署簡陽縣發生武裝反抗，反抗者喊著「反對共產黨，殺死工作隊」等口號，他們包圍區政府，搶劫焚燒公糧，殺死工作幹部和農民積極份子130餘人。
此事的發生讓西南局各級人員感到震驚，中共西南局黨刊《西南工作》6月專門發表了《認真記取簡陽匪特暴動事件的經驗教訓》的短評。短評說：「簡陽匪特的叛亂在三天之內由一個區蔓延到七、八個區，且裹脅群眾達五六千人之多，這雖然是由於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陰謀詭計，但與我們徵糧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關心宣傳教育群眾，依靠群眾而採取強迫命令以及亂捉、亂打、罵人、吊人等惡劣傾向所造成的後果是分不開的。」
川北專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連續發生五次民眾大規模反抗，這些地方之前都出現過暴力徵糧行為，武裝反抗的民眾殺死中共幹部60餘人，還焚燒了川北行署大樓。
簡陽縣的龍潭寺、石板灘地區，2月份發生武裝反抗後，隨即受到了軍隊的鎮壓，並被收繳了民槍。但又在5月份發生了第二次大規模武裝反抗。
雲南省徵糧工作隊為完成任務，徵糧工作中普遍發生了強迫命令和打罵扣押現象。並強制徵收交易稅：10個雞蛋收3個，3斤酒收1斤米，一個小豬買價4.5萬（舊幣）收稅4萬。因此，4月中下旬，雲南各地相繼發生武裝反抗，徵糧幹部1000餘人被殺，公糧損失425萬斤。
西南徵糧運動是中共暴力統治的實踐
隨著各地的武裝反抗越來越多，更多的普通民眾也參加了反抗中共徵糧禁銀禁菸的運動中。中共發現大多數普通農民已經站到了自己的對立面，面對此狀況，中共必須要分化匪首、拉攏和爭取對中共不滿的民眾，因此他們不得不糾正此前的一些錯誤做法。故從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時，均對前期政策執行的失誤進行了必要的檢討和修正。
如中共貴州省委發布指示：「強迫剷除煙苗這是根本錯誤的，尤其目前收煙時期已屆，如再強調剷除煙苗會引起廣大群眾反對我們。目前不提剷除煙苗，而著重於禁運，求得在徵糧完成之後大力宣傳禁菸。」
同樣，對禁銀的做法，貴州省亦發布指示：除了在貴陽、安順、遵義已經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區暫不禁止。不禁止白銀的地方絕不允許沒收群眾白銀。
對於徵糧政策，中共西南局報請中財委調減至30億斤。同時擴大徵收面並增加繳納方式，在公糧完成70%以後，可折收雜糧、土產、藥品、手工藝品等等。
至1950年秋收時節，10月1日，鄧小平才宣布西南區「一九四九年度公糧已基本完成了」，對此，鄧將其視為中共新政權在政治上的巨大勝利，他明確說：「今年徵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糧，前後拖了五六個月，如果當時我們再拖就完不成了，我們之所以要堅決收齊……主要是打擊封建勢力，讓他們明瞭共產黨、人民政府說的話是要做到的。由於這樣做完成了任務，財政問題自然就得到解決，但更大收穫是打擊了封建勢力和地主階級的氣焰，西南民眾現在就和過去的北京民眾一樣，認為共產黨的事情不提則已，一提出來就是要做的。」
可見，鄧小平一再堅持在西南地區超額徵收公糧的目的，就是要彰顯中共的威嚴，用暴力手段使百姓恐懼著屈服。正如鄧小平對後續開展「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的評論是：這場群眾運動聲勢浩大，地主階級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於恐懼而自殺。
而當中共站穩腳跟之後，西南軍政委員會又把暫緩實行的「禁銀」、「禁菸」等政策推出，更嚴厲地申明瞭政府令出法隨的堅決態度，並不再顧慮是否會引發當地民眾附匪。
結語
西南地區發生的普遍的民眾抗爭是由於中共徵糧、禁銀、禁菸等不當措施引起的，但中共卻欺騙世人說是國民黨殘餘要顛覆中共政權，中共為自己的恐怖鎮壓帶上了堂而皇之的面具，讓世人看不清歷史的本來面目。據中共史料記載，「據不完全統計，1950年，西南區共處決匪首8300餘人，共殲滅匪特85萬人。」
鄧小平對毛澤東建議，將抓到的武裝反抗頭領殺死，要求「對於罪大惡極當殺者要堅決處死，不得姑息猶豫」，並對在四川西北關押的4210名監獄犯人提出了特定的數字，即「大約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處死」並命令每個縣都提出一個「不超過二十或三十個」人的名單，在即將到來的鎮反運動中處死。毛認為鄧的這一計畫很好，並將鄧的觀點廣為散發。
1950年11月，鄧小平提出將西南地區六個軍送往朝鮮作戰，這些部隊中有大量倒戈的國民黨士兵和武裝反抗徵糧運動的追隨者，就是把他們送到朝鮮戰場去送死，這個建議也受到毛澤東大力稱讚。
中共在其它地區通過土改和鎮反運動進行的暴力統治，在西南地區通過徵糧和「剿匪」得以實現，因此，西南剿匪的真相是中共暴力統治的又一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