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國國務院任命何佩珊為香港海關關長，接替退休的鄧以海。（圖片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看中國2023年6月10日訊】我名字的由來：我是一個來自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同時也是一名批評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和習近平專制統治的獨立作家。
劉昭陽這個名字取自三個人物，分別是劉曉波、林昭、趙紫陽。劉曉波是中國著名的人權捍衛者，2010年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林昭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異議者，最後被中國政府判處死刑，她的墓誌銘是「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趙紫陽是1989年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然而他拒絕下令軍隊開槍鎮壓學生運動，因此被中國共產黨軟禁至死。
第一次與海關週旋：大難不死
中共的體制下也有好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高中的時候看過一部電影，講述東西德合併以後對前東德警察的審判。其中有提到，雖然警察是極權體制國家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是整個暴力機器中微不足道的一個組成部分，卻仍然有一定的執行上的自由，即當他們把槍口對準翻越柏林牆投奔自由的東德人民，是可以槍口抬高一厘米的。
2018年夏，我在過羅湖口岸時也遇到了這樣的警察。起因是我的一個朋友托我去香港帶一本收錄有他的詩的紀念劉曉波的詩集。我應允了，把書藏在單肩包裡面。我每次過海關都有點驚恐發作，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深怕被警察攔截，深怕夜長夢多。
然而我還是被一個年輕的看起來二十來歲的男性警官攔截了。他翻查了我的全部行李，還是找到了我的書。然而，他翻看了書幾下後，看到裡面是詩，是紀念某一個人的詩，他居然轉頭去問他的同事，劉曉波是誰。他的同事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居然回答說，哦，劉曉波嘛，沒事的，沒事的。於是他們就把書還給了我，讓我走了。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也認為遇到了傳說中的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警官。我猜測那個不知道劉曉波是誰的警察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因為他還年輕，可能剛出來工作，也是中共網路防火牆下的囚徒，不知道劉曉波是誰。我猜測那個說劉曉波沒事的警察，知道劉曉波是誰，但他選擇槍口抬高一厘米，讓我通過檢查。我感謝他們，希望他們平安。
第二次與海關週旋：虎口脫險
然而一年過後，2019年的夏天，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時值香港反送中運動，有許多年輕人上街參與反對中國政府、要求民主的遊行。我到香港拜會一些人權捍衛者朋友，也順便幫朋友帶書。我知道在這樣的敏感時期，帶書的風險極高，我很容易被警察搜查，然而我仍然決定冒險一試。
不過出於安全考慮，我沒有再帶劉曉波的書，我也不相信我每次都能遇到槍口抬高一厘米的警察。我帶的是一本曾經是中共黨員，後來移居香港的政治家的自傳。我覺得既然作者曾經是中共黨員，說不定公權力會網開一面呢！在前往深圳灣口岸的路上，我著手備份大量我在香港拍攝的遊行照片到雲端，然後刪除本地照片，刪除了與敏感人物的聊天記錄和聯繫方式，登出了Apple ID，只留下一些無關痛痒的風景照。
過海關時我依然非常緊張，行色匆匆。我把書放在行李箱裡。然而這次，一個年輕的看起來三十來歲的女警察還是攔下了我，檢查了我的行李，發現了我的書。一個同樣是三十來歲的男警察檢查了我的書，說雖然我的書不在禁書名單上，但還是要沒收，因為與政治有關。
然後另一名三十來歲的胖胖的警察要檢查我的手機，要我交出手機密碼。我抗拒了一下。然而他說，如果我不交出密碼，他們可以讓我在海關呆上二十四個小時，然後破解我的手機，並懷疑我的手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終我還是交出了我的手機密碼。然而他們檢查到的只是一部比我處理過的乾淨的手機，因此無功而返。我最終獲得自由，損失了書，在海關沒收單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證號。
被迫第一次去警察局
同樣是2019年夏，我18歲，剛從香港回來，正在家和母親及她愛人吃午飯，突然被兩個警察敲開了房門。其中一位警察穿著警服，另一位警察是便衣。他們在沒有出示傳喚證和警官證的情況下強行把我們帶到了我和我母親戶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派出所裡的警察有的穿著警服，有的穿著便服。我試圖讓自己記住穿著警服的警察的警號，然而卻因為太過恐懼和慌張怎麼也記不住。我驚恐發作了，我的脖子後頸非常緊張，身體僵硬，然而我還需要強作鎮定，以與警察週旋。
談話在一個警察的辦公室進行，茶几上有很多煙頭，一個警察開始給我泡茶，還特別給我介紹這是上好的龍井，公務特供茶，還關心我好不好喝。在中國，異議人士經常被警察請去派出所「喝茶」，我明白我也正在「喝茶」。我才剛剛成年，壓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不知道他們要跟我談什麼，我會不會因為發言不慎而失去自由，也畏懼家人受到威脅。
警察開始說話，問我是不是剛剛去了香港？我才反應過來。2019年夏我接到了筆會的邀請到香港參加年會，但因為恐懼而未有參加。不過我還是用港澳通行證的七天旅遊簽到香港以旅遊的名義拜訪了一些政治異議者朋友。我明白我必須守口如瓶，堅持我去香港只是去旅遊，不能牽連我的朋友，也是為了保障我的安全。
警察問我去香港做了什麼？我一口咬定我只是去旅遊。警察問我有沒有參加非法的反政府的遊行集會？時值香港反送中遊行期間，幾乎每一天香港都有大型的抗議活動，抗議香港政府試圖通過允許引渡犯人到中國大陸的逃犯條例，爭取真普選。我很厭惡說謊，恰好這是一個難得的對國家機關實話實說的機會。因為出於恐懼，我畏懼被監控攝像頭或媒體拍到，我的確沒有參加遊行。我說我只是路過了。當時還有一小群中國人舉著中國國旗抗議香港人的遊行。
警察還威脅我要退出筆會，不然我會進監獄以及被限製出境。警察還告訴我，因為我17歲的時候就加入了筆會，我早就在他們的監控名單上了，只是當時我還未成年，太年輕，他們沒有打擾我，現在我成年了，剛好我又在敏感時期去了香港，就特別來找我聊聊，防止我誤入歧途，趁現在搶救我的思想。
派出所的所長也來了，所長穿著便服。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所長甚至跟我講起1989年他的經歷，當時北京發生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學生運動，他也到所在地市政府前的廣場參加了遊行。然而當北京的遊行被鎮壓後，他也乖乖地回了家，參與了工作，享受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變得越來越富有，最後也成為了派出所所長，成為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他認為政府鎮壓遊行是正當的，殺死大學生和市民可以讓中國保持穩定，才能有之後高速的經濟發展。聽到這些言論，我不寒而慄，想要反駁，但又因為恐懼而克制住了。我只好附和著他的話語，不斷地說「好」「好」「好」。
在談話的尾聲，一個警察還要我加他的微信，說要跟我當朋友。我沒有勇氣拒絕。傍晚時分他們開車送我和家人回家。我如釋重負，想哭，卻又哭不出來。我覺得我被侮辱了。我的世界觀又受到了衝擊。我閱讀了很多人權捍衛者的故事，我知道中國的人權捍衛者面臨著怎樣的高壓環境與風險，知道有朝一日我必須得跟警察打交道，但沒想到我才剛剛成年，就必須得面對這一切。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如何面對警察的脅迫，我只能自己去面對。
我壓力大極了，也害怕極了。我甚至萌生退意，想著要不就銷聲匿跡吧，再也不在朋友圈和公眾號上發表政治言論了，徹底退出筆會。然而我做不到。我知道六四事件徹底改變了我，我無法停止我跟這個殺人的政權作鬥爭。我想到當年在北京死去的大學生們，而我也是大學生，我當年如果在北京我肯定也會去廣場，死的可能也是我。我想要為自己發聲，為那些死去的大學生發聲。一個用坦克鎮壓和平的學生運動的政權，不值得我捍衛。
警察約我吃飯，我無法拒絕
警察開車送我們回家之後，我收到了加了我微信的警察的消息，說要約我吃飯。我在Signal上問了我的人權捍衛者朋友們的意見。有人勸我不要去跟警察吃飯，警察只是要以吃飯的名義套我的話，瞭解我的思想，挖掘我的人脈。有人說不要怕，可以去吃，甚至還打趣地說，反正最後都是警察買單，等於是花了我們納稅人自己的錢吃飯了。由於每一天那個警察都給我發消息要跟我吃飯，我被騷擾得又煩又怕，最後還是答應了。
過了幾天，那個警察開車到我的小區來接我去我家河對面的餐館。本來十分鐘的路因為晚高峰堵車的緣故硬是開了半個小時。他一路上跟我說他曾經去過新疆考察，他讚美新疆的安全環境，每隔幾百米就有安檢的機器和警察站崗巡邏，恐怖份子從此無處動手。我問他是不是隸屬於派出所國內安全保衛大隊的警察，他還喜出望外地表揚我，說他工作了十幾二十年，跟許多工作對象都吃過飯，我是第一個能夠完整叫出他單位名字的人。
這個警察很喜歡吃海鮮，跟我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開心，吃好吃的，他長得也挺胖，也有小孩，他還給我看他女兒的照片。他反覆說他只是想要跟我當朋友。我們點了很多海鮮，有多寶魚、蠔和螃蟹等等。可惜我不吃螃蟹，但我很喜歡吃多寶魚。我本來不喝酒，也怕在酒精的加持下他會套我話，於是就拒絕了飲酒。最後我問他要不要去開發票，這樣就可以找領導報銷這頓飯錢，他嬉笑說不用了，這段飯就他請客了。我將信將疑。但我最終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我最終守口如瓶，沒有出賣我的朋友，沒有不小心透露我去香港的真實目的。
然而我再也不想跟警察吃飯了。因為在整個吃飯的過程中，我需要保持高度的緊張，生怕自己說錯了話，透露了秘密，出賣了朋友，還要保持嬉皮笑臉，假裝自己去香港真的只是旅遊，假裝自己還是還天真的小孩子，還有機會被共產黨再教育改造，用他們的話說，「回頭是岸」。
雖然我吃得很飽，我還有一種小小的罪惡感。因為最終警察的工資其實是我們納稅人的錢。我知道美國革命的其中一個精神就是無代表權不納稅。然而中國人民給中國政府納稅，中國政府用我們的稅收對付中國人民、鎮壓中國人民。這實在是太令人傷心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悲劇，是專制統治的惡性循環，是可悲的歷史慣性。中國人民已經受專制統治數千年了！要知道，如今共產中國每年的維穩開支甚至大於軍費開支，想到這裡，我就覺得身為中國人很悲哀，生活在這個國家就不得不納稅，而納稅就等於支持了這個政權鎮壓我們自己。
被迫第二次去警察局
2021初我旅居在廣州西村朋友家，一月的某一天，作為人權捍衛者，我陪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到她戶籍所在地的廣州白雲派出所報警，因為她被一個二十幾歲的男人性侵未遂。從警察局回來的那個夜晚大概八點多，在公交車上的我突然接到一個座機的來電，對方自稱是廣州西村派出所的警察，要我到派出所一趟。他說我必須今晚就到派出所，不然他們會上門帶我到派出所，然後就報出了我在廣州的居住地址。我懷疑是詐騙電話，便在網上查詢了那個座機號碼，發現確實是西村派出所的電話。我馬上就驚恐發作了。
回到我的住處後，我又接到了電話催促我快點去警察局，我說我還沒有吃晚飯能不能等一會兒。得到了肯定的回覆。於是我到樓下的麵店吃齋面。我打電話給我的人權捍衛者朋友，他在電話中安慰了我，因為他進過監獄，所以他用他自己跟警察打交道的經歷告訴我一些注意事項，告訴我應有的權利，一定要小心留筆錄，只要有一個字有出入都應該要求警察重寫，不能輕易簽字，因為一旦在筆錄下簽字就表明我認可了筆錄內容的有效性。
到西村派出所後，一個四五十歲的沒有頭髮的中年男警察帶我進了他的辦公室，要我坐下，神色凝重地問我是不是在微博上發表了一些不利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我堅持否認。然後他給我展示了我的微博截圖，是我在2020年9月發布的一條微博，內容是關於「加速主義」和「倒車」的。「加速主義」和「倒車」是我們這些自稱反賊的政治異議者的網路暗語，意指中國政府在加速毀滅，開歷史的倒車。我辯解稱，這只是我發表的針對一款網路賽車遊行的玩後感。倒車和加速這些詞彙是在形容遊戲裡我開車的感覺。他將信將疑，但還是將我的否認言論寫進了筆錄，並要我刪掉微博。然而他居然沒有查我手機。我在檢查筆錄無恙後簽了字。
第二天下午我又接到電話，他們要我再去派出所一趟，原來是我要寫保證書。到了派出所，我看到他們把我的微博言論列印出了二十幾張紙，然後要我在每張紙底下簽名，並寫「我保證再也不發表此類言論」。一個大概三十來歲的警察一邊抽煙一邊跟我閒聊，問我現在住在廣州，沒有工作，是誰在給我錢？我猜他們是想套我話，看看有沒有境外勢力在支持我的生活。我說是我媽媽給我錢，我實話實說了，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他說我真幸運啊，他20歲的時候已經要出去工作了。然後他就讓我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