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右）身後的北京大學副校長江隆基（中）在文革中的遭遇相當典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文革中，暴力性「鬥爭會」（即用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即後來被俗稱為「牛棚」的），都在大學裡最先開始大規模發生並且發展起來的。這些迫害手段流傳全國，害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學領導人，則是校園暴力的最嚴重的受害者群體之一。
一、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江隆基，男，1905年生，蘭州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1966年6月初開始遭到「鬥爭」，6月25日自殺，時年61歲。筆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蘭州大學的人印發的關於該校文革發展的材料，可以從中發現，作為大學領導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當典型。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發動文革的一系列的會議之後，江隆基被中共甘肅省委確定為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這樣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後來和妻子李敬儀一起被打死的江蘇省的教育廳廳長吳天石，也是這樣。
1966年5月10日，蘭州大學召開「聲討鄧拓、吳晗、田漢、廖沫沙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大會」，江隆基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以後校中貼出大批大字報，召開大量「聲討會」。5月25日，中共蘭州大學黨委決定全校停課。在6月4日「工作組」開進學校以前，蘭州大學已經貼出了兩萬五千多張大字報，主要矛頭，指向學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就是江隆基領導的文革初期階段。這時候他也許還並不知道他的命運已經被決定。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毛澤東指示下廣播北京大學的一張攻擊該校領導人的大字報。隨即，工作組被派到北京大學取代原來的北大領導班子。中共甘肅省委在6月4日向該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那裡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與時間都是一致的。
工作組進入大學後，原來的大學領導就「靠邊站」（這是當時的用語）了。6月6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作「動員報告」，江隆基在同一會上代表中共蘭大黨委檢查了他們領導前段運動的「右傾錯誤」。
緊接著，工作組組織學生等用開會和貼大字報等方式「揭發」和攻擊原來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問題，從領導文革「右傾」，進一步變成了「鬥爭」對象。
從一份蘭州大學在1966年11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1966年6月在蘭州大學貼出的攻擊江隆基的大字報的標題有：「我校領導嚴重右傾保守思想必須立即糾正」，「江隆基公開詆毀毛澤東思想」，「剝開教育專家江隆基的畫皮」，「控訴江隆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從這些標題可以看到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升級，以及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實質內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持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面，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這一天共「揪鬥」了70多人。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毆打。大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
在北京大學，是在6月18日，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當時在北京領導運動的劉少奇寫了一個「批示」發到各級黨委，要求制止這種「亂鬥」。這個批示後來被當作劉少奇「壓制革命群眾運動」的罪狀，對這個批件的否定，則引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血腥的校園暴力。其實，在當時，劉少奇就不是認真有力的對暴力行為制止。中共甘肅省委收到了劉少奇的批示，顯然並沒有理解為要「壓制」暴力迫害。
6月22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強迫江隆基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江隆基死後，7月11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其機關報《甘肅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江隆基「罪行」的報導一篇社論，算是對江隆基的最後結論。
導致江隆基自殺的原因非常明顯，一方面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眾鬥爭」，另一方面是上級共產黨組織對他的定性處理。在蘭州大學，僅僅從1966年6月到8月，還有6個人被「批鬥」而自殺身亡，14人自殺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死於紅衛兵運動開始之前。雖然在「鬥爭會」上侮辱折磨他的主要是一些學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時候，文革運動仍然是在中共各層組織的嚴密控制和有效管理之下進行的。所謂「群眾鬥爭」，實際上是他的上級組織和毛澤東的文革指令和理論指導的結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對江隆基之死負有直接責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級：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
江隆基自殺三個月後，1966年9月，領導了對江隆基的「鬥爭」的中共甘肅委領導人汪鋒等人，也被「揪出來」了，也在「群眾大會」上遭到「鬥爭」。文革的打擊對象，進一步擴大了，原來指揮「鬥爭」別人的人，也落入了被「鬥爭」的陷阱。這不是什麼好笑的故事，這顯示了文革的殘酷和野蠻。更重要的是，這樣不講道理的混亂的上層權力人物的爭鬥，給下面的老百姓帶來的災難甚於給他們自己。
1978年1月26日，中共甘肅省委給江隆基「平反」，這是在毛澤東死去一年半之後，也是江隆基死去12年半之後。那時候給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剛剛開始不久。
顧文選和江隆基二人的命運的交織，體現了文革的寬廣的打擊面和殘忍的性質。（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二、江隆基對另一名受難者命運的責任
「紀念園」中有另一名受難者顧文選，江隆基對顧文選的悲慘遭遇，負有責任。他們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關係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運，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資深共產黨人，高級幹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江隆基就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在北京大學，他領導了「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院系調整」，以及「反右派運動」，直到1959年1月調任蘭州大學校長。
顧文選是被劃成「右派份子」的北大學生之一。據記載：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系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系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17頁）
筆者經過數年努力，終於找到了顧文選在那天會上的講話稿。他說的是他在上大學之前，在家鄉杭州，在「肅反」運動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實相當有分寸。江隆基當天晚上，就對顧文選加以譴責和警告，顯然是沒有查證過顧文選所講是事實還是捏造，而且他不認為需要查證這是否事實。
由於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北大當局劃為「右派份子」並被判刑五年。刑期滿了以後，也仍然不能離開勞改農場。他試圖逃出中國，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儘管顧文選最初的厄運是由於他被江隆基劃為「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卻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們二人的命運的交織，體現了文革的寬廣的打擊面和殘忍的性質。
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定為「右派份子」。這人數超過了當時北京大學總人數的百分之五。這些被戴上「右派份子帽子」的人中589名是學生。他們此後都受到長期的精神的和物質方面的摧殘，有的人後來也像顧文選一樣被槍斃。22年後他們才獲得「改正」，但是從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學的這七百多個「右派份子」中，有526名是江隆基領導下整出來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級認為力度不夠。派了陸平來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補課」，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份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調任前，周恩來曾經約見陸平談話。陸平比江隆基更為嚴厲地在學生和教職員工中又增加劃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達到了716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直到文革開始。（這裡的數據來自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
制定「反右派運動」的理論和領導全國的整個運動過程的，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高層領導人。但是，也是經過江隆基這樣的人物的手來具體實行的。江隆基曾經代表中共領導了中國的兩所大型綜合性大學17年。這17年中，他和其他與他身份類似的大學領導人作的，不僅僅是迫害了大批被劃成「右派份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輕學生，而且還對原有的大學體制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來，大學只是教育機構，不是法律機構，大學對人最大的處罰只是開除學生或者教員。但在當時大學當局卻有權依憑學生教員的思想和言論，把他們定為「階級敵人」如「右派份子」並實行長期的系統化的迫害，而就是他們所領導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繼任者陸平，都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後來成為共產黨員和職業革命者。這種鎮壓和迫害學生的大學體制，是他們參加「革命」的時候就希望建立的嗎？這曾經是他們的革命嗎？如果不是，當這些發生的時候，他們又為什麼沒有出聲反對？他們從來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使得他們的形象十分曖昧和缺少誠摯。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等589個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發問的還有，當江隆基在文革的惡浪興起之時結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顧文選那樣的526名「右派份子」？
希望他當年只是由於智力不夠而沒有能預見可能發生「反右」和文革這樣殘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人的無情攻擊作為他的人生理想和戰鬥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為作了這場殘酷「革命」的失敗者和失意者，而是對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感到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