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的幻想与挣扎：从迷信毛泽东共产党到回归爱因斯坦（美國之音）
【看中國2024年12月29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中國科學家許良英的未完成自傳《幻想-挫折-反思-探索》近日由紐約博登書屋出版。許良英之子、斯坦福大學研究員許成鋼表示，這本書記錄了父親92年人生的三大貢獻：愛因斯坦研究、科學史研究，以及民主的歷史與理論。書中也呈現了他對毛澤東、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歷經多次重大事件後逐漸瓦解的過程。許成鋼在最近的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節目中表示，這部父親未完成的自傳要回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為什麼共產極權意識對包括許良英在內的科學家總是有如此大的誘惑力？
未完成的自傳與未盡的使命
在美國紐約出版的《幻想、挫折、反思與探索：許良英未完成的自傳》一書，為我們展現了一位科學家從迷信到覺醒、從服膺權威到推動啟蒙的傳奇人生。許良英，這位中國科學史領域的泰斗級人物，一生致力於科學研究、民主理論和人權啟蒙。他的三大貢獻——愛因斯坦研究、科學史探索和民族理論的啟蒙，為中國現代思想史和科學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這部自傳，不僅記錄了許良英個人從信仰共產黨的科學家，到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與活動家的轉變歷程，還深刻探討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共產集權思想對包括科學家在內的知識份子具有如此大的誘惑力？
對於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而言，許良英的經歷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從追隨烏托邦式的理想到面對現實的殘酷打擊，再到用理性重新思考信仰的本質，他的生命旅程充滿了複雜的歷史紋理。這種從迷信到覺醒的轉變，不僅是個人思想的演變，也是對中國社會更深刻的反思。
正因如此，許良英的自傳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對極權主義的廣泛討論。它揭示了極權體制如何利用宣傳和控制影響了幾代人，特別是那些本應代表自由與理性的科學家群體。
科學的信仰與早年的三大迷信
- 從科學到政治：許良英的少年信仰
許成鋼在節目中說，父親許良英的科學探索始於對愛因斯坦的崇拜。少年時代，他痴迷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從中汲取了哲學與科學的雙重滋養。然而，與此同時，他也陷入了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和馬克思的迷信。抗日戰爭的民族主義情緒、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以及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不滿，使他誤以為共產黨是民主和人權的捍衛者。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普遍面臨著兩難選擇：一邊是外敵入侵導致的國家危亡，另一邊是國民黨威權體制帶來的壓迫。許良英和許多年輕知識份子一樣，把希望寄託在看似代表人民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對於他們而言，共產黨承諾的「人民民主」像是一劑解藥，能夠解決社會的不平等和民族問題。
然而，這種信仰建立在理想化的基礎上，缺乏對現實的深刻認知。許良英後來反思道，這種理想化讓他們忽視了制度本身的專制傾向，也低估了權力在無制衡情況下的腐敗風險。正是這種早年的信仰，讓他陷入了長達數十年的思想掙扎。
更重要的是，許良英作為一名科學家，起初並未將科學的批判性思維延展到社會與政治問題上。雖然他對科學追求精益求精，但在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時，他更多依賴的是信仰，而非科學的方法論。正是這種反差，讓他的思想旅程變得更具啟發性。
-「救亡壓倒啟蒙」與知識份子的誤區
正如許良英在自傳中反思的那樣，抗日戰爭期間的「救亡壓倒啟蒙」使得許多知識份子在民族主義浪潮中，將民主與專制混淆。他的迷信不僅僅是個人的誤判，更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普遍陷入的思想誤區。
抗戰期間，民族存亡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中國社會的啟蒙運動被迫中斷。許良英所代表的一代知識份子在救亡的旗幟下，過早地放棄了對民主、人權等問題的深刻探討。這種現實背景不僅塑造了他們對共產黨的誤判，也為後來中國社會的政治迷霧埋下伏筆。
在他的自傳中，許良英坦言，民族主義情緒雖然提供了動力，但也遮蔽了他們的視野。他們未能認識到，一個國家的自由與尊嚴並非單靠民族獨立即可實現，而是需要建立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這種後知後覺的醒悟，成為他後半生致力於啟蒙的根源。
從覺醒到反思：三大迷信的逐步破除
- 斯諾文集與毛澤東神話的破滅
毛澤東的形象在許良英的思想體系中曾長期佔據中心地位。然而，文革後期暴露出的「四人幫」專制行徑，讓許良英第一次感受到毛澤東並非如他想像中那樣代表人民和民主。1974年，許良英開始意識到毛澤東的「帝王本質」，這是他破除對毛澤東迷信的關鍵一步。
這一認識的轉變，與許良英多年的科學思維習慣密不可分。科學要求理性和事實，而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與「絕對正確」的觀念，顯然背離了科學精神。在多年的觀察與思考中，他逐漸看清了毛澤東的專制本質，這成為他打破迷信的第一步。
在這個過程中，許良英深刻認識到「個人崇拜」與專制體制的危險。他的科學訓練幫助他以理性解讀政治現象，而他對事實的執著最終迫使他挑戰自己早年的信仰。這種覺醒並非瞬間發生，而是經過了長期的觀察和內心鬥爭後，逐漸形成的。
-89六四血腥鎮壓 與共產黨徹底決裂
1989年的六四事件對許良英的人生是一次巨大的震撼。目睹共產黨為維護權力而血腥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讓他從抽象層面上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認識，轉變為對其血腥現實的深刻理解。這次鎮壓讓他徹底放棄了對共產黨的幻想，並堅定了他推動民主和人權的決心。
六四事件後，許良英不僅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專制體制的本質，還開始全面反思中國知識份子在歷史進程中的角色。他認為，知識份子若不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便難以推動社會的真正進步。自此，他從一個純粹的科學家，轉變為一位兼具思想與行動的啟蒙者。
六四鎮壓的慘烈場景，讓許良英更加深刻地理解權力失控對社會造成的破壞。他開始意識到，僅僅依靠個人覺醒是不夠的，更需要一種廣泛的社會運動，來喚醒民眾對民主和人權的關注。這種思想的升華，使他成為中國思想界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思想與行動的交匯：科學家與啟蒙者的雙重身份
-愛因斯坦文集：從科學到啟蒙的橋樑
許良英最為人所知的貢獻之一，是主編了《愛因斯坦文集》。這部三卷本巨著不僅涵蓋了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成就，還特別強調了他的哲學思想和民主、人權理念。在文革後思想解放的年代，這部文集成為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瞭解民主和人權的重要啟蒙讀物。
文集的出版過程本身充滿波折，從籌備到面世經歷了無數次的阻力。然而，正是這種經歷，讓文集的出版意義更加深遠。它不僅象徵著思想的解放，也為許多在政治與科學之間尋找平衡的知識份子，提供了精神支柱。
許良英將愛因斯坦視為科學家與人文思想家的典範，他通過編輯文集，不僅傳播了科學知識，也為中國的民主啟蒙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這種科學與人文的結合，成為許良英思想遺產的核心部分。
-方勵之與1980年代的學潮
與許良英關係密切的方勵之，深受《愛因斯坦文集》的影響，成為中國80年代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之一。許良英通過學術工作影響了一代人，為中國思想啟蒙奠定了堅實基礎。
兩位科學家以不同的方式推動著中國的思想解放。許良英更傾向於通過研究和寫作啟迪民眾，而方勵之則以行動和演講直接影響學生和青年。這種學術與實踐的結合，在80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形成了一個黃金時代。
知識份子從迷信到覺醒的啟迪
許良英的經歷告訴我們，知識份子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既需要對權威保持警惕，也需要對自身的信念不斷反思。這位科學家從迷信到覺醒的過程，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典型範例。
他的自傳不僅記錄了個人的掙扎與成長，也反映了20世紀中國社會的思想變遷。在許良英的敘述中，我們看到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知識份子群像——他們是理想的追尋者，也是失誤的承擔者。
許良英的思想遺產提醒我們，知識份子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開拓者，更是社會責任的擔當者。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他以理性和勇氣，為一代人指明了通向自由與尊嚴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