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文革」期間因寫歷史劇《海瑞罷官》而被批鬥、折磨致死。（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吳晗（1909～1969年），原名吳春晗，浙江義烏人。1929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大學部預科。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受到胡適賞識。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史學系，193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專講明史。作為明史專家，吳晗被視為「現代研究明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937年起，吳晗先後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4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後，他的人生道路開始轉變，逐漸從一名單純的歷史學家變成社會活動家。在中共支持下，他積極投身各種反蔣活動，對國民政府的批判越來越激烈。從這時起，吳晗再也沒寫出一部像樣的歷史學著作。
1946年，吳晗曾兩次嘗試接近胡適。在上海時，胡適未予理睬；回北平後再度拜訪，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吳晗後來回憶說：「（西南）聯大從昆明搬回北平後，我做胡適工作，可是他頑固不化，我的腳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廳了。」當胡適得知吳晗投向中共後，不由長嘆：「吳晗可惜，走錯路了。」
1946年5月，西南聯大停辦，吳晗返回北平，在清華大學任教，其在清華的住所舊西院12號是中共地下黨的聯絡站。1948年秋奔赴解放區西柏坡，見到毛澤東，就《朱元璋傳》進行了長談。1949年中共竊國，吳晗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長。
作為明史專家，吳晗被視為「現代研究明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然而，他對北京的文化教育、學術活動、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蹟的保護等方面卻失掉文人本色。如為保留北京的牌樓，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都曾與吳晗發生正面衝突，梁思成還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政治第一成為吳晗的選擇。
反右急先鋒 幫中共往死裡整別人
1949年中共建政後，吳晗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同時擔任民盟北京支部主任委員。11月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1953年，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此後還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吳晗表現積極。民盟的《光明日報》支部即在吳晗主持下，率先召開批判儲安平的會議。會上，吳晗厲聲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是由於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報》的盟員和儲安平劃清思想界限。
1957年7月7日，吳晗在中共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猛烈攻擊所謂的章羅聯盟。他說：「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是有組織、有部署、有計畫、有策略、有最終目的的，並且還有各方面反動分子的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一夥是人民的兇惡敵人！」
在吳晗等人的猛烈批判下，「章羅聯盟」成了全國右派組織上的「統帥」，民盟中央成了右派的「大本營」。民盟有6000多人被劃成右派，占當時全部盟員的20%。這些右派份子從此陷入悲劇的泥潭，一直到文革結束，在政治上、生活上受盡摧殘折磨。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儲安平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而反右派的急先鋒、中共黨員吳晗，在打倒民盟兩位副主席後，當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
另據李輝在《碑石》中披露，一個與吳晗共事過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正是吳晗的鬥爭堅決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歷經磨難達20載。李輝表示，在反右運動中，因吳晗憤怒「控訴」而深受傷害的不止一個人。正因為他在運動中的表現，在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產黨。
忠於毛 賣力寫《海瑞罷官》
1959年4月，毛澤東突然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吳晗立即聞風而動，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發表。當時，毛澤東對這些作品大加讚許，並贈送自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
經過近一年的寫作，吳晗完成了京劇《海瑞罷官》劇本。1961年11月，該劇公演，贏得一片叫好，毛澤東還把飾演海瑞的馬連良請到家裡吃飯，稱讚戲演的好。然而，毛澤東的態度很快翻轉。
吳晗在1950及60年代批鬥其他知識份子時，非常投入和賣力，誰料1966年的文革第一個被用來「開刀祭旗」。
1965年，江青與張春橋密謀策劃，由姚文元執筆，毛澤東審閱修改，炮製了《評新編歷史劇》，把吳晗的這部戲打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翻案、鼓吹「單幹風」、復辟資本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此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首先發表，不久就在全國掀起大批判浪潮。
文革時落得個家破人亡
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後，吳晗的命運急轉直下。吳晗在《朱元璋傳》中曾經寫道：「網路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地上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諷刺的是，這段文字成了他自己宿命的寫照。
吳晗被扣上「攻擊黨中央毛主席」、「為彭德懷翻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帽子，幾乎每天都要挨批鬥。當時8歲的兒子吳彰後來回憶說：「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裡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髮，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游鬥，學校要鬥，區裡要鬥，縣裡要鬥，這裡要鬥，那裡也要鬥。」
有時，紅衛兵直接闖入吳晗家中，在院子裡批鬥他。他的家門口和院子裡貼滿了大標語、大字報。他多年積攢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書稿和抄錄的卡片也被視為黑材料，一頁不剩全被抄走。家裡的東西包括外國友人贈送的禮品以及電視機等都被當作「四舊」砸得稀爛，他收藏的女兒從3歲起畫的畫全部被付之一炬。
1967年初，吳晗全家被掃地出門，被勒令遷往北京永定門外一座偏僻的居民樓裡。吳家搬到南郊成了永定門外居民區的一大新聞，圍觀的人群絡繹不絕，吳晗被勒令站在陽臺的凳子上，一天數次「請罪」。
1967年秋天，吳晗等人被集中到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參加勞動改造，篩爐渣，掃垃圾。每星期只許回家一次。吳晗到勞改隊不久就被打傷，舊創未好又添新傷，沒過多長時間，就被打得口吐鮮血。
一家三口的悲慘結局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吳晗家扔石頭，辱罵吳晗，他的妻子袁震實在氣不過就說：「你們簡直比對待敵人還厲害，吳晗也不是敵人」。就因為這幾句話，袁震也被送進勞改隊，住在一個破舊的浴池裡。袁震本來長期有病，體質極為虛弱，在勞改隊裡艱難地熬過了一個酷暑和一個嚴冬，雙腿癱瘓了，得不到最起碼的救治。14歲的養女吳小彥不得不每天從城南騎自行車往返30多里去護理她。1969年3月17日，袁震病得實在不行了，才獲准回家看病，第二天便死在醫院裡。袁震臨終前，對看管人員的要求只有兩個：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吳晗一眼，可惜都沒能實現！
1968年3月，吳晗經康生、謝富治批準被捕入獄，被扣上「叛徒」、「特務」等罪名。在關押期間，他的頭髮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最後死於非命。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來接吳晗的孩子吳小彥、吳彰去看他。當姐弟倆被領進醫院的監護病房時，一個專案組的人說：「你們的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猶如晴天霹靂，兩個孩子都驚呆了。他倆再三請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但專案組人員喝斥道：「如果你們不和他劃清界限，對你們沒好處！」兩個孩子只取回了吳晗血跡斑斑的褲子和抽剩的幾支香菸。吳晗的屍骨至今下落不明。
吳晗死後，女兒吳小彥一度精神失常。1975年8月，為了給父親討說法，吳小彥給中央專案組寫信，提出三點要求：（1）給吳晗作結論；（2）要吳晗的骨灰；（3）發還抄家抄去的書籍。幾天後，吳小彥被逮捕，專案組給她戴上腳鐐，為防止她哭，就給她注射冬眠靈，她的門牙被打掉，額頭被打開口子。吳小彥精神病復發，被關進精神病院後，監禁她的人竟然跑到醫院對她進行審訊。1976年9月23日，在弟弟吳彰年滿18歲的那一天，吳小彥服毒自殺，年僅22歲。
吳晗在中共建政後積極幫助整肅知識份子，卻最終在文革中一家三口被整死的悲劇，體現了中共政治運動的殘酷無情。在他曾經追隨的政治風暴中，他自己和家人都成為了犧牲品。吳晗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縮影。
在中共的語境下，吳晗曾經積極效力的「民主黨派」實際上是中共統戰工具，被稱為「衛星黨」。吳晗作為民盟北京的負責人，不僅不對民盟中央負責，反而積極配合中共打擊民盟領導人，自己卻在反右運動中加入中共，後來還成為民盟中央副主席。
「一生忠於毛澤東，忠於中共的御用文人」吳晗最後家破人亡，自己也死在黨的監獄裡，這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那個瘋狂時代的歷史見證。「網路布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地上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這段話正是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對待文人的形象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