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棟玲（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劉棟玲和她的兒子如今正在瑞典藏身，躲避中國警方的追捕。中共政權已經將他們打成「叛徒」和「敗類」。但她並不孤單。
在一項國際聯合調查中，已有超過100名人士出面作證，講述中國共產黨如何在海外追捕異議者——他們使用勒索、威脅的手段，甚至還操控所在國的政府機關來達到目的。
當劉棟玲被問及一個問題時，她的聲音哽嚥了，淚水順著臉頰滑落。
你已經逃亡六年了，不累嗎？
「累，我真的很累。」
她停頓了一會兒。
「非常，非常累。正因為如此，我才希望有一個國家，願意接納我和我的孩子。」
她一頭烏黑的頭髮中已夾雜著些許白髮，而在這段逃亡旅程開始時，這些白髮並不存在。如今，年過五十的她，坐在瑞典一個中等城市郊區的一間客廳裡，躺在一張米色的轉角沙發上。她不願透露具體是哪個城市。沙發靠背上堆著床單和被褥——這張沙發既是她的座椅，也是她和十幾歲兒子的床。這個孩子至今的一半時間都是以難民的身份度過的。他們就住在這個客廳裡，門上的名字也並不是他們的。
「總有人在找我。」她說。
瑞典《哥德堡郵報》（GP）與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以及來自30個國家的媒體合作，進行了一項關於中共如何在海外追捕目標的大型調查。他們採訪了100多位中國背景的證人，還有許多其他受害者，閱讀了泄露的內部文件，也採訪了中共公安系統的叛逃者。
他們揭露了中共為壓制、恐嚇甚至綁架異議者而使用的冷酷手段。也揭示了各國政府是如何未能阻止，甚至主動或被動地成為中國「長臂」的一部分。
一切始於十年前的某一天
那天，劉棟玲收到中國地方政府的一紙通知——她的房子要被強拆。
不僅是她的家，而是整個村莊。
那些低矮的民居將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高樓。供電被切斷了，水也被斷供，整個區域被封鎖。
「他們貼了一張通知，說所有住戶必須搬走。但沒有給出任何後續安排。我們不知道要搬到哪裡去。」
她所住的樓下原本有一家雜貨鋪。她說，突然之間，警察和政府人員就開始頻繁出入，還洗劫了這家店舖。
「當我看到他們搶東西時，我感到他們不像政府人員，更像黑社會。」
劉棟玲開始抗議。她接受了當地電視臺的採訪，也向北京的上級部門申訴——但沒有任何回音。相反，她開始接到威脅和騷擾。她當時還在上小學的兒子，也在學校受到區別對待和老師的欺負。最終，她意識到自己無法再留下。
她最初是經泰國離開中國的。四年後，2022年6月25日（星期六）下午4點23分，劉棟玲和13歲的兒子在哥本哈根機場向丹麥警方表示，他們正在尋求政治庇護。
警察將他們帶回警局，錄下了指紋，沒收了護照和身上的現金。警方查詢了各類記錄，並花了十分鐘聽她陳述自己的情況。隨後，她和兒子被送上一輛出租車，前往難民接待中心。
儘管已經離開中國千里之外，她依然發現，自己仍未逃出中共的控制範圍。
劉棟玲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通過成千上萬份來自中共公安系統的泄密文件，記者們得以一窺這個政權如何系統性地識別、壓制、關押異議者。這是一場全年無休、持續進行的鬥爭——被稱為中共體制生存之戰中「秘密前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管控「重點人員」
一份中共公安內部的PowerPoint培訓文件中寫道：「內部安全工作的本質和根本任務，就是捍衛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
中共警方對這些目標有一個官方術語：稱他們為「重點人員」。
為了「管控重點人員」，中國警方幾乎動用了所有可以動用的資源：包括數字監控、來自政治安全系統的專案警察，以及滲透目標日常生活的臥底人員。
從體制上看，一個人戶籍所在地的公安機關有責任持續監控此人。即使這個人已經在海外生活多年——例如在丹麥或瑞典——只要無法證明其已經完全停止反政府活動，地方公安就有義務年復一年地繼續監視。
即使人在海外，仍然如此。
記者掌握的文件詳細列出了中共公安用來對付「重點人員」的各種手段。接下來，讀者將看到這些手段如何一再用於劉棟玲身上。
「找到你了」
時間是2024年3月中旬的前一週，凌晨一點，列車駛入瑞典境內。劉棟玲剛剛收到丹麥政府駁回她庇護申請的通知。她被傳喚前往一場強制性的「遣返談話」，與一名遣返顧問會面。
如果她不出席，警方就有權將她強制帶走。通知中寫道：「你有義務離境，離境可以是自願的，也可以是強制的，但你必須離開。」面談時間定在當天上午九點。
但她選擇了離開丹麥，逃往瑞典。頭幾晚，她和兒子只能睡在火車站。
在丹麥期間，劉棟玲成為一個反對中國網路審查運動的發言人。她之所以挺身而出，是因為該運動的創辦人喬鑫鑫突然在寮國失蹤，之後被發現被關押在中國的看守所，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在那之前，他曾在網上公開表示，自己在中國的親屬受到威脅。
劉棟玲現在正經歷著同樣的事情。
她說，不僅她在中國的親屬受到壓力，還有一些神秘的中國男子出現在丹麥的難民中心附近。她回憶，有一次在商店裡，一個陌生男子突然對她說：「我找到你了。」
還有一次，另一名男子出現在他們面前，開始詢問她兒子為何要離開中國。她的兒子嚇壞了，拔腿就跑回她身邊。
「我當時又害怕又震驚。」她說。
記者：「如果有人說你只是想留下來，才編造這些經歷，你會怎麼回應？」
劉棟玲：「我不是非要留在瑞典，我是想留在歐洲，任何願意接納我的國家。但我沒有選擇。」
記者無法獨立驗證這些神秘男子在丹麥出現的細節，但其他證據卻明確顯示，劉棟玲確實成為中國警方的追蹤目標。也證明丹麥當局在評估她所面臨的威脅時，確實判斷失誤。
記者獲得的證據之一顯示，她的中國手機號碼被封鎖，導致她的銀行賬戶也被凍結。
此外，她離開丹麥前往瑞典的幾週前，有人自稱是警察，試圖聯繫她在中國的哥哥，
詢問她的下落。那人正在調查她的行蹤。
後來，劉棟玲回撥給了那名男子。
劉：你找我幹什麼？
警察：想瞭解一下你的情況。
對方撥打電話的號碼，顯示來自她老家——中國河南省的某地。她哥哥就住在那裡，而劉棟玲至今的戶籍也仍在當地。
根據記者看到的泄密文件，這就意味著當地公安部門對她負有正式的監控責任，並要制止她對體制的批評。當記者嘗試撥打那個警方電話時，無人接聽。
總體來看，記者記錄了針對劉棟玲的20多次騷擾、施壓事件。在部分案例中，可明確確認是中國政府行為；在另一些案例中，雖然無法完全證實，但具備強烈嫌疑。
中共公安內部的一份PowerPoint培訓資料寫道，警方要「深入瞭解目標人員的日常行為和心理狀態」。為此，要在其工作單位、社區甚至朋友圈中發展線人；也要安排「內線」在身邊煽動同伴反目，挑撥分裂，製造孤立感。
其目標非常明確——挑撥離間，製造猜疑，分裂瓦解。
同時，警方還要尋找所謂的「把柄」——可用於勒索、威脅目標噤聲的弱點。比如情感關係、婚外情、賭博、毒品等等，總能找到突破口。「把柄就是一個人的弱點。就算是最強硬的人，也能輕易被制服。」
此外，培訓資料還列出了多種「制服」目標的方法，代號如「卡喉」、「綁腳」、「蒙眼」等等，實質是針對目標的財產、通訊設備和交通工具下手。包括對其家屬施加壓力——這一策略往往比直接對目標本人更有效。「家庭成員之間有強烈的相互影響力。」這是該文件中寫得最直白的一句話。
這些，正是劉棟玲所經歷的一切。
除了她哥哥被中國警方找上門、接到電話，她還說哥哥的養雞場也遭到了「調查」。
而她本人的資產則被凍結。
她並不是唯一受害者。在這次國際調查採訪的105位受害者中，有52人表示，他們在中國的親屬曾遭遇警方或國安機關的騷擾、威脅或審訊。
在所有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一——共27人表示，他們曾成為網路抹黑攻擊的目標。
遭到「網路戰」攻擊
回到中共公安系統的那份PowerPoint培訓文檔。文件顯示，警方會系統性地繪製「重點人員」的社交關係圖，蒐集他們「煽動反對國家和黨的」言論證據。但除此之外，警方還發起一場「網路戰」，雇佣人員在網路上與目標展開「爭論」，以此曝光其所謂「非法行為」。
這場「網路戰」，很快也延伸到了劉棟玲的生活中。
2024年6月中旬，在她收拾行李準備前往瑞典的同時，一位居住在美國的中國網紅在X平臺發布了一段視頻。
接下來，事情變得離奇。
這位網紅名叫王偉恆，原本因在網路上晒出自己作為難民成功抵達美國的視頻而小有名氣——他的標誌性動作是邊吃甜甜圈邊「慶祝自由」。但不久之後，他的內容開始轉向攻擊性極強。他批評美國生活成本高，還稱喬．拜登是「中國間諜」。他甚至將同為中共批評者的人也指控為「間諜」。
從記者獲得的中共警方培訓資料來看，這類操作的目的，正是製造不信任與混亂：「誰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人？」
在視頻中，他坐在車裡，滿嘴惡語攻擊劉棟玲。
他聲稱劉被丹麥政府拒絕庇護，是因為他向當局提供了她是中共間諜的「證據」，並稱這是他「親手揭發」的結果。
但這是謊言。
在丹麥難民上訴委員會作出裁決前，並沒有收到任何有關劉棟玲的舉報信——記者已經審閱了她的全部檔案。
不過，就在網紅王偉恆在X發布視頻的同一天，他向丹麥政府發了6封電子郵件。在郵件中，他表示「支持」遣返劉棟玲的決定，並點名攻擊其他幾位華人背景的異議人士。
他寫道：「他們自稱是反共、人權組織，其實全都是共產黨間諜。」
之後，他一次次提及劉棟玲，稱她是「蛆蟲」，這個詭異的稱呼在他發文中反覆出現。丹麥當局還收到另一封郵件，發件人自稱是「人權觀察員」。
郵件寫道：「丹麥政府遣返劉棟玲和她兒子的決定是正確的，希望你們將他們遣返回中國，以避免對丹麥造成進一步傷害。謝謝！」
這封所謂「觀察員」信件是通過匿名郵箱發送的，網上查不到任何信息。但很快，更多線索浮現出來，均指向中國警方。
一個月後，2024年7月，劉棟玲抵達瑞典，一個名為「reveal-scum.com」的網站上線了。這家網站自稱目的是「揭露人渣」。在它列出的「叛徒名單」中，劉棟玲赫然在列，照片清晰可見。
網站寫道：「她打著民主的名義，在丹麥哥本哈根長期進行詐騙活動。」
並虛構了一系列罪名，聲稱她因「多次違法」和「品行不端」才被丹麥拒絕庇護。
網站還誣稱：「她收過共產黨的錢，從事間諜活動。」就像那個網紅一樣，文中也稱她是「蛆蟲」。還引用了該網紅的說法，說「正是他揭發了她」。
文中寫道：「這個女匪不僅謊報身份詐騙籌款……實際上是為共產黨收集私人信息。」
這些內容和該網紅在X上的視頻及他發給丹麥政府的郵件幾乎如出一轍。但文章還更進一步，聲稱劉棟玲的丈夫因她出軌而拋棄她，並公布了劉棟玲、她孩子和前夫的中國身份證號碼、姓名、住址，以及她的中國和丹麥手機號、社交帳號。
當劉棟玲看到這一切時，她感到極度震驚。
「這太可怕了。」她說。
其中一些信息純屬虛構、惡意中傷，但文中公布的個人信息，外界無法獲取，只存在於官方資料庫中。
劉棟玲（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中共是幕後黑手
「我不知道這是個什麼網站，上面也沒有說明是誰建立的。但既然裡面的信息準確，
我認為這一定和中國政府有關。」
她的判斷是對的。
事實上，這個網站正是中國警方幕後主導。根據ChatGPT背後的公司OpenAI發布的報告，警方背景的網路人員曾使用其平臺服務，協助搭建該網站。
瑞典《哥德堡郵報》試圖聯繫那些攻擊劉棟玲的人，包括個別警察與中國官方機構。
但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拒絕回答記者所提出的19個具體問題——其中包括為何中國公安機關要將異議者稱為「蛆蟲」。
取而代之的，是一封內容空洞的聲明回覆：
「我們強烈反對某些媒體炮製所謂‘中國跨國壓迫’的敘事，並藉此抹黑和污蔑中國。我們敦促有關方面摒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停止政治操弄和造謠生事，多做有利於中瑞人民相互理解和正確認知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我們的國際合作媒體也收到了來自中國駐外使館的回應。其中一些反應更加極端，聲稱我們調查中所揭露的「謊言」其實是美國情報機構製造的「陰謀」。
丹麥當局認為，如果將劉棟玲遣返回中國，她並不會面臨迫害。他們在結論中寫道，中方既然早已知曉她離境多年，「卻仍然試圖接觸她的家人並瞭解她的情況，這種說法顯得前後矛盾」。
然而記者掌握的中國警方內部文件清楚地顯示：中共確實就是這樣操作的。
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丹麥難民委員會（DRC）和丹麥移民局的辦公室靜靜佇立。在其中一間拉著窗簾的辦公室裡，坐著秘書處負責人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Stig Torp Henriksen）。他特別強調，自己不會對具體個案發表評論，只回答一般性的問題。
記者：聽起來你們對中國政權的態度相當溫和。你怎麼看待這種評價？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對此我不作評論。我們不會對中國或其他任何政權持特定立場。我們的任務是盡最大努力從相關來源獲取背景信息。至於個案的決定，由難民上訴委員會負責。」
記者：那你們在評估來自中國的威脅方面有什麼專業能力？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這與我們評估其他原籍國威脅的能力是一樣的。我們要根據申請人提供的信息，再結合我們掌握的案例細節與原籍國的普遍情況，進行概率評估。」
他說，機構內確實有人專門負責中國相關事務的風險評估，但沒有人會講中文。
記者：這會對你們造成困擾嗎？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就我目前的經驗來看，沒有明顯的問題。當然，若能懂申請人原籍國的語言當然最好，但這不應成為決定性障礙。」
劉棟玲如今逃離丹麥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她的同事在寮國被捕並被移送至中國。儘管丹麥難民上訴委員會並未質疑此事的發生，但他們認為劉棟玲未能證明這名同事因政治活動而被捕——即使記者已掌握的逮捕令上明確寫著他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丹麥當局確認劉曾公開批評中國政府，且與該組織共同創辦人身份有關聯，但他們在裁決書中寫道：
「申請人並未證明這些關係導致她在中國官方的視野中被重點關注。」
然而，記者的調查顯示：劉棟玲確實已成為中國警方的打擊目標。她的姓名和照片被公布在網路「叛徒名單」中。
記者：那麼，什麼標準才算是‘被原籍國政府盯上’？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這個我無法一概而論。這必須是具體個案的判斷。永遠都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我們還查明，有人曾直接聯繫丹麥難民上訴委員會，要求將劉遣返回中國，這些人正是此前在網路上攻擊她的人。
根據相關法律，如果出現新的、足以改變原有結論的重要信息，難民上訴委員會可以——也必須——重新開啟已結案件的審查程序。這類信息可能包括新的跡象，顯示申
請人確實已被政府列為目標人物。理論上，劉的案子仍有機會被重新審理。而且法律原則上傾向「從輕裁決」——即寧可放人，也不要錯判。
但問題是，要重新啟動審理程序，她必須身處丹麥，並且通常需住在難民中心。而對劉來說，這等於再次暴露在被遣返的高風險之下。
這對她來說，不可能接受。她不敢回去。
如果她在瑞典提出庇護申請，根據《都柏林條例》，她可能會被送回丹麥。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表示：「法規是很嚴格的，非常清楚。如果丹麥當局不知道申請人的居住地，就無法處理重新接收的請求——哪怕已經出現非常充分的新證據。」
記者：這是否意味著申請人必須冒被遣返的風險親自露面，才能重新審理？你怎麼看這種情況？
斯蒂格．托普．亨里克森：「是的，我知道。這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我個人制定的。這是丹麥議會多數派修改《外國人法》所做出的立法選擇。」
他補充，若某人因逃避遣返而隱匿多年後被發現，當局並不會因此直接強制遣返。在重新評估的情況下，首先會對案件進行複審，只有在此之後，才決定是否遣返。
對兒子的採訪
2025年春天，森林與農田綿延不絕，將劉棟玲與丹麥首都遙遙隔開。
在她瑞典住所的一扇門上，房東貼了一張中文寫的紙條：「歡迎」。
忽然，門幾乎無聲地打開了。一個穿著運動褲和運動鞋的男孩走了進來。他昨天剛滿16歲，現在讀九年級。
下午兩點剛過，今天的課程已經結束。今天的課有體育、手工、科學和數學。
記者：學校怎麼樣？
「還行。」他說。
他最喜歡的是數學。除此之外，其他科目都很吃力，因為他聽不懂瑞典語。過去六年，他在三個不同國家輾轉，錯過了很多學業。
他話不多。他說自己更喜歡瑞典的氣候，不像丹麥那樣總是風雨交加。但即使在這裡，這個16歲的孩子也隱隱擔心，或許還是會有人在跟蹤、監視他和他的母親。
當談到母親所遭受的騷擾時，他母親正要開口，他卻搶先說話了。
「有些事，我沒有告訴我兒子。」她說。
「我知道一些。」兒子打斷道，「但說到底，我也做不了什麼。所以我知道。我明白。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污名化異議人士的網站背後——是中國公安
中國：叛徒、敗類、蛆蟲、「精神日本人」……批評中共政權的人被列在網站上，附有住址、身份證號和電話號碼。而這些背後，正是中國警方。
這個網站名為Revealscum.com（意為「揭露人渣」），自稱的宗旨是「曝光敗類」。其中文名意為「精神日本人展覽館」，這是中國網路上常用來辱罵對日本持正面看法者的貶義詞，因為中日之間有著血腥衝突的歷史。
網站中列出了一批所謂「叛徒」名單——包括目前藏身瑞典的劉棟玲，以及她年少的兒子。——「這真的很可怕，」劉棟玲說起這個網站能獲取她中國政府檔案中的信息時。
瑞典《哥德堡郵報》（GP）的調查顯示，這個網站是通過立陶宛一家大型域名註冊公司Hostinger協助註冊的。記者聯繫了該公司，詢問他們為何沒有對這個網站採取行動。
Hostinger回覆稱：
「我們尚未收到關於該域名涉及非法內容的正式投訴。Hostinger一向與相關機構保持緊密合作，一旦收到正式請求，我們將根據政策展開調查並採取適當行動。」
同時，他們表示自己只提供註冊服務，真正託管網站內容的，是一家註冊於荷蘭的公司——但該公司並未回應我們的電話。
那麼，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網站？
一份來自OpenAI（ChatGPT背後的公司）的報告提供了線索。報告指出，這個網站背後與一項龐大的中國影響力行動有關。
OpenAI之所以知曉，是因為這些人使用了ChatGPT的服務來搭建這個網站，儘管文中的文章本身並非由AI生成。
OpenAI報告寫道：
「內容本身不是由我們的模型生成的。」
這場中國影響力行動名為「Spamouflage」（垃圾迷彩），曾被指試圖干預美國大選，並散佈「新冠病毒由美國製造」的假消息。他們通過大量假賬號、偽造研究報告等方式散播虛假信息。
Clément Briens是國際安全公司Recorded Future的網路威脅分析師，該公司總部設於哥德堡。他是「Spamouflage」問題的專家，專門研究這項影響力行動。
他說，根據目前的判斷，該行動的幕後主力是中國公安部的網路警察，可能還與多個外包單位合作。——「目前的評估是，所謂的‘Spamouflage’實際是一張遍佈全中國、由公安部警員組成的網路。」他說。
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一項調查。調查揭示，數百名中國公安系統的警員被分配到專門小組，以輪班形式全天候在網路上對異議人士進行抹黑和迫害。報告中描述的網路行為，也已被多個來源確認與「Spamouflage」有關。
此外，調查還顯示，「Spamouflage」不僅在社交媒體上污蔑、威脅目標人物，還專門讓
目標的賬戶和網路會議遭到封鎖，甚至安排警察追查其在中國的親屬。在某一案例中，目標人士的父母甚至被軟禁。
記者：這場行動到底有多大威脅？
「我不認為它對西方構成重大威脅，但作為中國跨國鎮壓的一部分，它對華人僑民和流亡人士來說，後果可能非常嚴重。」Clément Briens說。
在該網站上，包括劉棟玲在內，被點名的「叛徒」有大約30人，所有人都被附上詳細的個人信息。
「這個網站試圖營造出一種‘中國網友揭發彼此’的錯覺，但實際上我們幾乎可以斷定，背後是中國公安部。」Briens說。
不過，我們發現了一個明顯的錯誤。
網站聲稱劉棟玲的「現居地址」是瑞典加夫勒堡的Bahnhof AB，但這其實是一家瑞典網路服務提供商。如果有人試圖黑進她的網路活動，這個地址會作為對外暴露的IP位置顯示出來。
「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是監控手段，或是為抹黑目的而整理的某種檔案。但無論哪種情況，都可以判斷出，確實存在一場針對中國異議者的有組織信息戰，專門蒐集他們的個人資料。」Briens說。
瑞典《哥德堡郵報》曾致信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詢問關於該網站的問題，但中國大使館沒有作出任何回應。
原文標題：
Hon vet att Kina kan nåhenne–var honänär
Hemsida hänger ut kritiker–kinesiska polisen ligger bakom
譯文標題：
她知道——無論身在何處，中共都能伸手抓到她
污名化異議人士的網站背後——是中國公安
本文原載於瑞典《哥德堡郵報》（Göteborgsposten），發表於2025年4月25日
作者 Tobias Andersson Åkerbl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