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挽老毛右挎江青的紅色戰狼如何跌落？（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偶然看到一張令人震驚的照片。照片中站在中間位置的是一名笑逐顏開的中年男子，他左手挽著一臉無奈的毛澤東，右手挎著同樣滿臉堆笑的江青，毛左手和江青右手站立者分別是林彪、周恩來，林彪左手則是徐仁和康生。估計對於毛而言，這樣手臂被非家人挽的照片是少之又少。是什麼原因讓那名中年男子如此大膽左挽毛右挎江青合影？又是什麼原因讓幾個中共大人物在照片中甘當綠葉？而且照片官方還公開發表，並風靡一時。
這名大膽男子名叫姚登山，是當時中共外交部的一號人物，還被中共封為「紅色外交戰士」，他無疑是中共戰狼外交代表人物王毅、趙立堅的前輩。他究竟做了什麼事入了中共的魔眼？
早年經歷
根據中共官方資料，姚登山是山西臨汾人，高小文化。17歲時參加了山西軍閥閻錫山的部隊，歷任班長、副小隊長。期間或許接觸了中共黨員，並接受了馬列主義。抗戰爆發後的1938年，他加入中共，並奉命組建了一支地方武裝襄陵自衛隊進行游擊戰，歷任游擊大隊大隊長、游擊支隊支隊長、曲襄大隊教導員、副政委。
中共吹噓姚登山率部與日偽軍及土匪戰鬥百餘次，打得敵人聞風喪膽，因此他在汾東威名大震，日偽軍稱他為「姚神仙」。這其中大概有很多水分，從毛不打日軍專打國軍的戰略看，以及從當時中共軍隊和游擊隊的戰鬥力和沒有具體戰役來看，姚登山對抗的絕非是正規日軍，或許剿滅的更多是各色地方武裝。而他和中共自己吹噓的可能性更大。
1945年3月，姚登山任中共曲襄縣委書記，其後參加了國共內戰。1949年，襄陵自衛隊成為中共62軍185師554團。姚登山是該團第一任團長兼政委。1951年春，又編入工程兵第10團。該團還是中共樹立的虛假典型雷鋒生前所在的團。
進入外交界一夜紅遍全國
中共建政後，姚登山被選中到北京軍委武官訓練班學習。他之所以被選中，極有可能與他外向、大膽的性格有關，這從他與毛等中共大人物的合影時的舉動可以一窺。培訓後，他在1950年調入中共外交部，先後出任中共駐丹麥、芬蘭使館一等秘書、參贊，外交部西歐司專員，中共駐錫蘭大使館參贊，總務司副司長、服務司副司長，中共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參贊、臨時代辦。彼時中共外交官大多來自軍隊，周恩來稱之為「文裝解放軍」。
讓姚登山成為中共高層外交寵兒的事與印尼有關。1965年9月印尼發生政變，病重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與印尼共產黨合作綁架了包括陸軍司令在內的6名高級將領，並毆打和殺害。此舉引起軍方的強烈反彈，雅加達軍區司令蘇哈托率兵推翻了蘇加諾的統治，並對主謀印尼共產黨大開殺戒。
鑒於印尼的形勢，1966年3月，周恩來改派軍人出身的姚登山任駐印尼參贊。此後，中共駐駐印尼使館不僅被斷水斷糧，還遭到軍人的圍攻，在此情況下，中共將大使召回，姚登山成為臨時代辦，負責領導所謂的「抗暴鬥爭」。
1967年4月，印尼政府從查抄印尼共產黨發動政變的遺留文件中，發現中共與印尼共產黨之間關係密切，有證據表明中共政府秘密向印尼共產黨提供了大量的經費和援助，甚至參與印尼共產黨的政變。憤怒的印尼人圍攻了中共駐印尼大使館和中國駐雅加達領事館，也抓獲了一些印尼華人中的共產黨和中共在印尼的臥底，其實印尼政府抓獲槍斃的華人僅占總數的1%，遠不如華人在印尼人口中的比例（2.6%）。
在使館被圍攻時，身為臨時代辦的姚登山立即下令燒燬了秘密文件，又帶著使館人員不顧外交人員的禮儀和尊嚴，與印尼人對罵群毆，還像一些宗教暴徒一樣狂喊毛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其所為明顯與外交官身份不符，姚登山遂被印尼政府以「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
看看當年4月25日的《人民日報》是如何報導的：4月23日，再次發生了大批印尼軍警包圍中共駐印尼大使館之事，中共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被武裝劫持扣留八小時。4月24日，印尼政府宣布中共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和總領事徐仁為「不受歡迎的人」。換句不好聽的話說，就是姚登山和徐仁都被印尼驅逐出境了。作為報復行動，中共當局隨即宣布印尼駐中國臨時代辦巴倫和參贊蘇瑪爾諾為「不受歡迎的人」。
4月30日，被驅逐的姚登山和徐仁回到北京，因為他們的「戰狼」行為，他們成為中共的香餑餑。周恩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第一副組長江青、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等中共高官，以及首都各界7千餘人前往機場迎接。周恩來還擁抱了姚登山，彼時周將其視為陳毅的接班人。
老毛自然不會不知曉姚登山的大名。在其回來的第二天，正逢「五一」，天安門前舉行大集會，毛等中共高官均出席。姚登山和徐仁被安排登上天安門城樓，並被毛接見。在合影時，姚登山大概是腦袋發熱，突然挽住了毛和江青的胳膊，一張令人驚詫的照片出爐了。
從照片上看，江青似乎並不反感，但老毛顯得不太自然，面露不悅之情。不過，在鏡頭前，毛還是沒有發作。第二天，照片刊登在中共各大媒體頭版頭條，姚登山一夜紅遍全中國，並成為「國家驕傲」。他和徐仁等人還被中共封為「紅色外交戰士」。不過，據說當時外交圈一個高層看到官媒上的這張照片後，只說了兩個字：「完了！」
介入外交部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
姚登山回國之際，正值文革剛爆發近一年，也是各機構奪權時期。最初，姚登山因為有許多社會活動，所以並未參加外交部內的運動。
1967年8月4日下午，北京市新聞界和電影界造反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聲討港英當局罪行大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和姚登山等都參加了大會。大會開始前，戚本禹、關鋒和姚登山就陳毅的問題進行了短暫交談，大意是陳毅應該接受批判。
8月5日下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大會，姚登山傳達了戚本禹關於陳毅問題的講話，會場內響起了「打倒劉鄧陳」、「打倒陳毅」等口號。會後，與聯絡站對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認為戚本禹關於陳毅問題的講話同周恩來關於陳毅問題的指示不符，因為周並不想打倒陳毅，也下令不准喊「打倒陳毅」口號等，因此於當晚致函周恩來和中央文革。
在周恩來沒有馬上表態的情況下，中央文革很快在7日回覆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也是《九評蘇共》主要執筆人王力，將在當晚與姚登山和造反聯絡站代表面談。會談內容明確支持造反聯絡站，支持喊出「打倒劉鄧陳」、「打倒陳毅」，在外交部要揪鬥陳毅等。
由於當時中央文革權勢熏天，王力的講話讓外交部高官不得不紛紛表態支持。而老滑頭、不願與中央文革對著幹的周恩來此時選擇了沉默。整個8月，陳毅在大中小會議上一共被批鬥了八次。8月11日，周恩來在見到姚登山時，態度如常，還讓他回去參加造反聯絡站運動。姚登山就此以為周恩來與中央文革態度一致，因此身體力行執行王力的指示，還去中央調查部、外語學院、外貿部發表了一番講話，煽動那裡也奪了政治部的權，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8月19日，北外造反派占領外交部，阻撓外交人員辦公。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藉機重組領導班子，姚登山、羅貴波等四人組成了臨時業務領導小組，還以外交部的名義對駐外機構發號施令，造成外交混亂。聯絡站將名單上報給王力，王力卻退了回來，讓他們上報周恩來。周上報給毛，同意暫時由這四人主抓黨委日常工作，副部長姬鵬飛和喬冠華暫停工作做檢查，但此事不得外傳。不過，姚本人以自己工作不熟悉，又是當權派等理由，並未參加黨委日常工作。
在此期間，外交部造反派還衝擊了蘇聯、印度、印尼、緬甸、蒙古等國駐華大使館，最為嚴重的是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釀成嚴重外交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67年8月，中共駐港機構煽動親共分子在香港武裝暴動，殺人放火襲警製造恐怖爆炸事件，導致中英兩國矛盾激化。港府勒令三家有左派背景的報刊停刊，並抓捕了部分記者。為此，中共外交部秉承周恩來的指示，於8月20日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限令在48小時內撤銷對三家報紙的停刊令，並釋放被關押人員。
8月22日，北京十幾個單位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召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進行示威遊行，隨後圍攻並燒燬了英國駐京臨時代辦處，謾罵毆打代辦處工作人員，並強迫英國外交官向毛澤東像下跪。次日的《人民日報》「慷慨激昂」地報導了這次行動。
據英方人員回憶，當時英方有23個人在代辦處的大樓裡面，其中有5名女性。受傷最嚴重的是當時的代辦處主任霍布森先生，他的腦部受重擊後鮮血直流；此外，一名女性工作人員患了精神病，一位男士由於腦外傷而不得不長時間臥床不起，一位年長者在事發不久後去世。時任外交領事的魏思敦爵士認為「這是中共當局的一個非常惡劣的蔑視國際基本慣例的例子」。
當晚消息傳到周恩來的耳朵後，他十分震怒，因為這讓中共在國際上大大丟了臉。他緊急召見外交口包括聯絡站在內的各造反派組織代表和姚登山等外交部官員。聯絡站代表和姚登山等否認參與和知情，但與造反派組織有聯繫的姚登山還是有一定責任的。
外交上的混亂使中共在國際上十分被動。8月底，老毛批示「王力、關鋒、戚本禹是壞人，是小爬蟲，立刻抓起來」，王力作為替罪羊被突然打倒。由王力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在外交部的奪權也被瓦解，核心成員被抓。而聽從王力指示的姚登山處境也開始不妙。
從雲端跌落
1967年9月1日，周恩來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外事口完全脫離了老毛、黨中央的軌道，一小撮極左份子從極左方面動搖無產階級司令部。他還指出外事口裡面有敵人，這個「敵人」大概就是指姚登山，姚登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一個曾與大人物合影的寵兒從雲端快速跌落。
此後，姚登山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成為外交部各種運動下批鬥的對象。此時，中印關係繼續惡化，10月雙方中止外交關係，直到1989年2月才恢復。
1971年，中共大舉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在運動中，姚登山被外交部作為「五一六分子」揪出。6月11日，外交部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萬人批鬥大會，說他是「大野心家」，要當外交部長，大肆渲染其聽從王力指示的錯誤，完全不提當時周恩來的態度。姚登山被戴上手銬，並被宣布正式逮捕。他被關進秦城監獄，在關了9年後，直到1980年被釋放，並享受司級離休待遇。搞笑的是，姚登山被逮捕和釋放均未履行司法程序，姚本人也從未經司法程序判處刑罰。
按照《外交部文革紀實》一書，姚登山就是一個替罪羊。中共黨史專家何方先生在《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中也持同樣觀點。他說：「公開宣稱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時間還有幾種不同說法：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實際上半天都沒有。周恩來批評的也只是越權以業務監督小組名義向有關使館發電報。傳得最厲害的是被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時捧上天的駐印尼使館代辦姚登山，後來說他奪權當了『代理外交部長』還上了像《周恩來年譜》這樣的正式黨史書（只是用了個「革命領導幹部」的諷刺稱呼）。實際情況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澤東和尊重周恩來，當造反派的頭頭時也還是聽周恩來的話。不過他堅持只參加運動決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來先讓他參加黨委會議，後要他進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他都沒有去。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周恩來把他捧上了天（安門），又打翻在地，說他奪了外交大權，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臺後，外交部召開萬人批鬥大會，批的頭號『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對周總理、要奪陳毅部長的權。批鬥後既未判刑，也無結論，就被送到秦城關押了九年。從批鬥到關押，周恩來都沒過問。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時，姚登山被放了出來，繼續當黨員（從未開除過），還恢復行政級別（11級）。現在看來，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許多書上至今還在流傳著被編造出來的『造反派外交部長』呢！」
1998年，曾經的紅色外交寵兒在北京離世，終年80歲。姚登山的起伏人生，無疑在告訴今天中共外交系統的戰狼們：你們不過是一塊抹布，被用完後，同樣會被捨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