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國於5月下旬在多倫多六四論壇上講述六四真相（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5年5月29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接上）「我是一個軍人，如果我不說，可能沒有人會知道真相。」劉建國，1989年六四事件中唯一抗命的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司機兼警衛，親歷了徐勤先拒絕執行鎮壓命令的歷史時刻。劉建國因一份作戰計劃丟失而遭長期打壓，2017年10月帶家人流亡美國。六四事件影響了劉建國的人生軌跡，他表示，六四屠城造成大量傷亡，但中共至今不承認屠殺。六四36周年前夕，劉建國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參加紀念活動。他從軍人的角度披露了更多有關六四的內幕。本文將上下兩部分詳細紀錄他口述的這段被埋藏了36年的歷史。（劉的原話稍做編輯，便於理解）
六四屠城中唯一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視頻截圖）
據劉建國回憶，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反對武力鎮壓，於5月17日在北京軍區會議上表示：「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他隨後返回醫院，稱“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徐勤先因此被軟禁，最終被捕、開除黨籍並在秦城監獄服刑。劉建國透露，儘管徐勤先抗命，38軍最終仍參與鎮壓，七名軍首長帶領「棒子隊」進軍天安門，向中央表態。執行命令的軍官後獲升職，而徐勤先受到迫害。
三、誰開的第一槍？六四後的反思與歷史責任
劉建國回顧了六四事件後的軍隊內部氛圍、高層推卸責任的現象，以及他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和個人遭遇。這段敘述充滿了對事件後果的深刻反思，展現了軍人與民眾的心理創傷，以及他對制度和人性的複雜思考。
誰開的第一槍？
1989年5月20日，北京頒布戒嚴令後，軍隊開始向市中心進發。作為徐勤先的司機，劉建國擁有一輛掛著坦克六師牌照的軍用摩托車，車牌號「P71」。「當時老百姓有個口號，『打倒P71，消滅V04』，說的就是我們38軍和另一支部隊。」他回憶道，當晚他因私事駕車返回北京，卻意外捲入混亂。「我開著車，從南苑機場附近往回走，到了木樨地橋，路被路障和人群堵死了。好多學生、市民，拿著紅旗圍著。我的汗刷刷往下掉，心想這車要是被砸了，我怎麼交代？」
劉建國試圖逆行繞道，但仍被人群圍住。「他們問我幹什麼的，我學著北京口音說『回家』，趁他們沒防備，一踩油門就跑了。」他描述，當晚的氣氛異常緊張，軍車與群眾的對峙隨時可能升級。「到了大紅門附近，我把車牌卸了，翻過來藏著，怕被認出是軍車。」最終，他連夜將車開回河北大興，避開了危險。
然而，當晚的衝突最終演變成血腥屠殺。劉建國回憶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場景：「有個團長跟我說，他們車隊經過長安街時，群眾從樹上扔下大石頭，砸中了一輛轎車，差點把人砸死。車裡的衛兵急了，掏出衝鋒槍就開火了。」他強調，沒有人明確下達開槍命令，但上級的指示是「採取一切措施」推進。「這句話很曖昧，包含了開槍的可能性，但沒人敢明說。」
他還提到6月3日晚軍人挺進時民眾大量的扔石頭、磚頭，就像雨點一樣落在軍人頭盔上，真是讓人心驚肉跳。群眾搶奪軍車和武器的現象：「好多槍都被人搶走了嗎，從頂上達達達，拿槍突突突突突。」他描述了軍隊的報復性開火：「你那邊咚咚咚咚，我這就掃射，沒有人管了，等於就已經是憑著他自己的想法了，那傢伙嘟嘟嘟。」
他還提到，63軍的一名機槍手在混亂中「打瘋了」，對著公交車掃射，導致車輛燒燬。「老百姓拿磚頭、石頭砸軍車，甚至搶了槍。說實話，真的打死誰，我覺得都沒辦法，就像那天我跑在半路上，我冒著生命危險，你說我怎麼辦，我那麼年輕，我好像也沒那個覺悟，好像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乾脆你們打，我不反抗，我覺得好像不可能。」吐露了他在生死關頭的真實心理。
劉建國坦言，沒有人知道誰開了第一槍，「我到現在也不知道那人是誰，姓什麼叫什麼。這些東西沒被挖掘出來，很多人都不願意說。」他回憶起在醫院太平間看到的慘狀：「我拿著相機，進去一看，屍體堆在那兒，一個個躺著，像麵條似的軟塌塌的，有的蓋著白布，有的沒蓋。」
軍隊內部的心理創傷與沉默
劉建國提到六四事件後38集團軍內部的困惑和沉默：「包括我們軍的團以上的幹部，不知道這件事是對還是不對，都是那種心理。」他回憶了一場會議，某高級軍官問誰開了第一槍：「到那他往這一坐，啪一拍桌子，昨天誰開的第一槍？誰開的第一槍？下邊的人都不知道這件事對還是不對，嚇得鴉雀無聲了。」
一位軍官一聲「開的好！」緩解了緊張氣氛：「停頓一下他來個大閃進，開的好我的天吶，覺得這口氣算他媽的順過來。」但劉建國認為，這種回應只是表面緩解，無法掩蓋軍隊內部的心理陰影：「所有的人都不願意去觸及，包括死掉那些領導人啊。」他提到軍隊內部的討論被壓制：「你想說啥也沒用，上面不讓你說，你說了也沒人聽。」
他還提到了一個細節：「我們軍裡頭有個老兵，後來喝酒的時候跟我說，那天晚上他開槍了，回去以後睡不著覺，夢裡全是那些場面。」
高層推卸責任
劉建國對高層領導的責任推卸有深刻批判：「中央領導包括鄧小平、楊尚坤、李鵬，他們誰也不願意承擔（屠殺）責任，他們家人也不願意。」他提到鄧小平的女兒鄧楠對事件匯報的不滿：「追到楊尚昆家就說，你們怎麼光匯報，傳達我爸爸說了什麼，你們為什麼不說你們怎麼匯報的。」
他認為高層通過模糊命令規避責任：「只是說叫你採取一切措施，就是往裡進，那就是說一切啊，是吧，其實這一切措施中就包含了你可以開槍，但是不會說出來。」他批評這種做法是「耍政治流氓」：「逼迫你部隊往里頭挺進，和群眾進行對撞，摩擦完了就逼迫你去開槍，你們干了就干了唄，反正我們又不想承擔這個責任。」
「有個領導後來跟我說，他們開會的時候，上面就說，『你們看著辦，反正不能讓局面失控』，這話聽著簡單，底下人可就難辦了。」
「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
劉建國反覆強調一句話：「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這是他對六四事件的總結，也是他對戒嚴部隊總指揮周衣波的深刻批判。「周衣波是北京軍區副司令，長得挺帥，但他是個殘疾，走路一瘸一拐，性格很怪。」劉建國說，週一波的變態性格和行為直接影響了戒嚴部隊的行動，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他講述了一個關於周衣波的故事，顯示其情緒化和不負責任的特質。1986年，38軍在內蒙古朱日和進行軍事演習，周衣波作為前線總指揮，負責視察。「他到我們軍，講了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說要改前期準備工作。我們軍長李季軍是中央委員，地位比他高，但也得陪著他轉。最後他問，『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這話一出，所有人都得複述他的指示，但誰能複述得下來？他講的根本沒邏輯！」當時李季軍以一句「首長在教導我們」化解了尷尬，讓周衣波虛榮心的到滿足，滿意地離開。
劉建國認為，周衣波的性格缺陷是缺乏責任感、情緒化且容易受挫，這讓他在關鍵時刻無法有效控制局勢。「如果有好人，結果可能不一樣。他這樣的人，怎麼能指望他去節制流血？」他感慨道。
戒嚴部隊總指揮的性格形成
劉建國認為其在軍中的經歷塑造了他的行事風格。「他在北京軍區當副參謀長時，上面有個老革命叫朱XX，脾氣特別大。」劉建國回憶，有一次周衣波進朱的辦公室忘了敲門，被對方大聲呵斥：「滾出去！」這件事讓周衣波顏面盡失，從此養成了小心翼翼、低三下四的性格。「他受虐慣了，當他有權力時，對下屬就不會友善。」
劉建國還提到了一件趣事，凸顯了周衣波的怪癖。演習期間，週一波因眼睛不適要求點眼藥水，但對醫生發脾氣，抱怨醫生「戴眼鏡看不了眼睛」。管理處長黃局長機智地安排兩名護士同時服務，以避免任何「意外」。「黃局長說，派一個女兵怕出事，派兩個他就不敢亂來了。這就是他的精明。」劉建國笑道。他還講到，周衣波在演習期間因無聊而鬧脾氣，甚至對醫生發火，稱「這幫人讓我死呢」。「他就是閒的，沒事找事。」
這些細節揭示了週一波作為戒嚴部隊總指揮的致命缺陷。「他這樣的人，怎麼能承擔這麼重要的任務？六四的悲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人在關鍵位置上。」劉建國說。
歷史真相的追尋與個人遭遇
劉建國強調挖掘六四真相的必要性：「很多東西值得挖掘，因為現在太少了，沒有那麼多人。」他提到許多知情者已去世或沉默：「一些軍人因六四事件提幹了，但他也不說。那些高級將領像秦基偉、我們老軍長李季軍、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包括我們軍長（徐勤先）現在也不在了，好多東西就是孤證。」
他回憶了自己在事件後的遭遇：「就是迫害我的過程中，我不是一直迫害，就是一段有個什麼運動，比如說胡錦濤搞那個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我又受牽連了，又開始搞我一傢伙。」他提到因黨費問題被針對：「中共中央發的就是黨費什麼的，可能交的不足，怎麼著發一個絕密文件，當家又下來又搞我，說我欠他們黨費。」他認為這是對他的政治打壓：「我那時候就想，我一個司機，哪有那麼大事啊，至於這麼整我嗎？」
儘管如此，他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很多人都是很幫我，你就知道，就是現在的北京就是政府也好，包括老百姓對六四的一種感情，都是很美好的那種懷念。」他提到最終移民美國並獲得醫療支持：「維爾喀納爾醫院每一個月給我體檢一次，完了你需要什麼藥，他們都給提供，好像我取藥的時候交10塊錢就可以了。」
對制度與人性的深刻反思
被中共認為是六四背後“黑手”的民運領袖王軍濤分析，「在一個大的歷史巨變中，由於有一個變態（人物）在（主要）位置上，我們國家遭遇這樣一場大的挫折。共產黨怎麼把這種變態搞上去的，說到底還是制度問題。」
他提到戒嚴總指揮周一冰的性格問題：「週一冰那個人啊，平時就愛擺架子，覺得自己了不起，完了他那性格，根本不適合乾大事。」他認為制度讓不適合的人處於關鍵位置是悲劇的根源：「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
他還反思了軍隊的角色：「我們當兵的，本來是保家衛國的，完了那天晚上弄得跟打仗似的，對著老百姓，誰心里好受啊。」他提到一個細節：「我後來跟一個老戰友聊天，他說那天晚上他開槍了，回去以後好幾年都不敢跟人提這事，怕被人罵。」
四、背景與軍旅生涯——從普通士兵到徐勤先的司機（1980年代初至1989年5月前）
劉建國還分享了自己擔任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的專車司機時對軍隊內部文化、個人成長經歷以及六四事件前北京社會氛圍的深刻觀察。
軍旅生涯的開端與司機經歷
劉建國提到自己是志願兵出身，服役期間幾乎全年無休，專門為高級將領服務。「我每年是有假的，但是我也沒辦法休假。」他特別強調為38集團軍軍長徐勤先開車的經歷：「我給他當司機的時候，幾乎是全年無休。」
他回憶了自己年輕時（25歲）的職業自豪感：「我當司機的時候就是幹部，四個口袋，我走到哪兒，坐火車都讓別人都瞪我幾眼，怎麼年紀輕輕他就是幹部了啊。」他在軍隊中因職務獲得特殊地位，「四個口袋」指的是軍官制服，與普通士兵的兩個口袋不同，是身份的象徵。
他還提到與徐勤先的互動，顯示出軍長對他的信任和親近程度：「我說怎麼不給我發槍，他說等我這6萬人的指揮官，等需要你掏槍的時候，我這個軍長還怎麼當啊。」
軍隊內部文化與人際關係
劉建國詳細描述了軍隊內部的等級制度和人際關係：「你比如說一個總參，軍區管理局局長，他是師職，他也不到副司令那去。」這句話表明軍隊內部的職級界限分明，即使是高級軍官，也不會隨意越級拜訪更高層領導。
他還提到了一些細節，例如與其他軍官的互動：「我再給他當司機的時候，他說小夥子，你得好好幹啊，部隊裡頭啊，你得明白一個事，這是一個部隊啊，你得按這個部隊的規矩來。」
劉建國還提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關於軍隊內部的車輛管理：「我那車是軍長的專車，車牌號都是特號的，完了我出去的時候，別人一看就知道這是軍長的車。」
六四前北京的社會氛圍與民眾情緒
劉建國對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的社會氛圍有深刻觀察。他提到當時社會的不滿主要集中在經濟雙軌制導致不公和腐敗問題上：「反腐，反官倒，那時候是因為兩條線，經濟上是兩條線，有手里有批文，你家有什麼官，在物資局的，你能拿到那個文件立馬就掙錢。」
他描述了普通百姓對公平的渴望：「老百姓也都是追求著一種公平公正，都希望社會呢能進入一個良好的一種運行狀態。」他提到民眾的自發行動：「那個老太太，你說他也沒什麼文化呀，都上來去圍那個軍車，那個帶著水帶的東西，就跟那個當兵的說，你孩子你不能這樣啊，你媽媽怎麼著你這塊怎麼著的。」這段話生動描繪了普通市民，尤其是年長女性，試圖以道德勸說阻止軍車前進的情景，反映了民眾對軍隊行動的抗拒和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他還提到了一個具體場景：「我有一次開車出去，路過那個天安門附近，好多人啊，學生啊，市民啊，都在那喊口號，舉著牌子，上面寫著什麼反腐敗啊，要民主啊什麼的。」
挖掘真實歷史
劉建國多次強調挖掘歷史真相的重要性：「要真實，要挖掘到真實的歷史的一些東西，這樣才能經得起歷史的推敲。」他對一些關於六四的錯誤記載提出質疑，例如關於106坦克的描述：「那個坦克師啊在天津的薊縣，跟北京的平谷，齋子北京的平谷是在北京的東邊，六部口呢是在長安街中軸線的西邊，當時北京啊，寸步難行啊，那個部隊不可能去兜彎子，從另一邊往裡頭開進。」
他認為這種錯誤的細節會影響歷史的真實性：「你比如說那個坦克啊，它跑的那個速度啊，跑那麼快幹嘛去啊，真的跑那麼快，早就翻車了。」他提到自己曾與其他老兵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幾個老戰友有時候聊天，就說這個事啊，你得把那個細節搞清楚，不然的話，後人一看就覺得不對勁。」
個人生活的點滴
劉建國還分享了1989年六四前夕自己的個人生活：「我那個時候未婚妻在北京，她原先是我們軍的一個戰友，就留在北京了。」他提到自己因爲司機職務繁忙，幾乎無暇顧及個人生活：「我那時候忙得要命，哪有時間談戀愛啊，就是偶爾見一面，吃個飯什麼的。」他透露，徐勤先因抗命被吊職，他也獲得了一段空閒時光，六四以後趕緊跟未婚妻把結婚證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