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中央民族大學的一位藏人大學生打出：「བོདTIBET藏：人權、自由、民主」的橫幅（圖片來源：華語青年挺藏會）
編者按：當全世界都在回憶36年前的六四八九大屠殺之時，我們不能忘記在六四前的西藏拉薩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大抓捕和屠殺事件，寺院和佛塔被解放軍焚燬，僧人們為了救火在烈焰中被射殺。
80年代末西藏的抗議與鎮壓
1980年代後期，西藏社會處於極端緊張的狀態，藏人長年累月對中共統治下的宗教限制、文化同化政策、經濟邊緣化表達憤怒。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國會首次提出「五點和平計畫」，主張將整個藏區轉為非軍事的和平地帶，終止大規模漢人移民，保護生態環境，尊重藏人人權並與藏區未來的地位就中國政府開展真正的談判[1]。儘管這一倡議被國際社會廣泛支持，中共外交部旋即駁斥，指責達賴喇嘛「圖謀分裂國家」。
兩日後，拉薩街頭爆發抗議。哲蚌寺21名僧侶和平遊行，舉著西藏雪山獅子旗，高喊「圖博獨立」、「達賴喇嘛萬歲」，成為1959年後最具象征性的僧侶抗議行動之一。群眾迅速聚集響應，中共動用警力將僧侶逮捕。1987年10月1日，中國國慶日，色拉寺僧侶繼續抗議，警方開槍鎮壓，多人被捕[2]。
最具標誌性的事件發生在1989年3月。當月5日至7日，拉薩市區再次爆發大規模抗議，起初僅為少數僧人舉著西藏旗幟和平遊行，呼喊自由口號，但迅速演變為成千上萬人參與的政治行動。3月6日凌晨，武警臨時指揮部向各參與鎮壓的單位下令開始公開鎮壓,從6日上午9點到下午5點，武警方面就收押了近3000人[3]。
3月7日午夜，中國政府在拉薩宣布「戒嚴」，這是中共建政後首次在西藏實施軍管政策，全面封鎖信息，清查藏人抗議者，逮捕範圍波及僧俗民眾數千人，並調動武警和解放軍鎮壓平民示威者。
拉薩戒嚴與六四鎮壓的「模板」效應
1989年3月拉薩戒嚴不僅是一次地方鎮壓行動，更被視作中共對異見力量治理的「先發試點」。此類「清點-排查-逮捕-消聲」的模式，日後幾乎原樣複製於1989年6月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國務院總理李鵬於3月7日宣布在拉薩市實行戒嚴，戒嚴期間，政府關閉拉薩所有通向外界的信息渠道。外國記者被驅逐、通信線路被切斷，整個城市陷入軍管之下。朝聖者和遊客被遣返，拉薩街頭充斥軍車與持槍士兵。有藏人描述：「拉薩如同臨戰狀態，夜裡不敢點燈，白天也不敢出門。」
許多僧侶在抗議後被迫離寺，部分寺廟被強制關閉整頓。大昭寺等宗教重地被軍警包圍，普通市民不敢靠近。
有學者分析，「拉薩戒嚴」與而後發生的「天安門清場」之間高度相似。他指出：「西藏一直是中共統治的高壓試驗區，許多治理手段——包括宣傳控制、高壓軍管、輿論遮蔽、線人系統——先在西藏部署後推廣至內地。」因此，拉薩1989年春的鎮壓不應被視為邊疆孤例，而是當年全國壓制自由訴求的預兆[5]。
藏人學生在「六四」中的參與
1989年春，中國各地高校爆發學潮，抗議人潮中不乏藏人學生的身影，北京、成都、西安、西寧、蘭州等城市均有藏人學生參與。
事實上，在「六四」發生前，西藏本地高校也已有學生站出來為自由與尊嚴發聲。1988年12月30日，西藏大學藏文系和藏醫系的所有學生聯合上街示威遊行，要求政府要真正落實明文規定之少數民族的各項政策。他們的口號包括：「學習藏語文、使用藏語文、發展藏語文」、「在西藏實行藏語文必須從實際出發」、「尊重藏民族的風俗習慣」、「堅決反對武裝鎮壓群眾示威」「世界和平萬歲！」等[6]。
西藏大學學生沿路散發的藏中文的手稿紙傳單照片/索朗多吉Handwritten flyer in Tibetan
一年後，在全國各地高校，來自西藏自治區以及四省藏區的藏人青年積極參與學運。中央民族大學的抗議現場曾出現用藏漢雙語寫有「藏、人權、民主、自由」的橫幅，藏人學生與漢人學生併肩絕食、遊行。曾有來自青海湖畔的藏人學生在天安門抗議中受傷，背部中槍。據目擊者回憶：「他是在低頭撿東西時背部被子彈擦過。」[7]該學生後來返回青海老家接受治療。
在西北地區，蘭州的西北民族大學是當時藏人學生較為集中的高校之一。據回憶，西北民族大學的藏人學生主動邀請青海民族學院（現青海民族大學）的同胞來蘭州合辦抗議活動。這些參與者事後多數遭到檔案記錄、政治審查、工作阻礙，部分人甚至被學校提前清退[7]。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這些藏人青年參與學運，往往帶著雙重處境：一方面要反對中共在全國推行的專制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漢人社會中「少數民族」標籤帶來的隔閡。在主流「國族」敘事中，他們的犧牲往往被忽略。
達賴喇嘛的道義選擇與中藏斷交代價
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發生慘絕人寰的屠殺，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被中共軍隊鎮壓，舉世震驚。當晚，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召開緊急會議，達賴喇嘛尊者在第一時間決定發布公開譴責聲明。
他在聲明中寫道：
「中國掌權者武力鎮壓導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我對此表示非常遺憾。中國領導人不接受民眾的意願和現實情況令人失望。我作為佛教徒向去世的人們表示哀悼，向遭受悲痛的親人們表示同情與支持！」[8]
據時任流亡政府高級代表洛第嘉日（Lodi Gyari）回憶，部分官員試圖勸說尊者暫緩聲明以維持與中方的談判機會，但達賴喇嘛堅定表示：「但如果我現在不說話，就沒有道德權利再說有關自由與民主的議題了。」[7]
1989年10月10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西藏流亡人士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以表彰他「為西藏自由和對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作出的努力和鬥爭」
事實上，1988年至1989年初，藏人流亡政府和中共雙方的談判溝通一度頻繁。中方曾主動表示願意在香港或北京接見西藏流亡代表。1989年初，鄧小平與江澤民已委派接觸渠道。達賴喇嘛的聲明一出，即刻遭到中共強烈反彈。此後十餘年藏中溝通全面中斷，直到2002年才重啟接觸。
結語：銘記藏人的犧牲
當我們在2025年紀念「六四屠殺」三十六週年之際，也應銘記在這段歷史中沉默或被忽略的藏人之聲。西藏拉薩在天安門屠殺發生前，就已經歷過更血腥的鎮壓；藏人學生更在六四運動中，承擔了與漢人學生相同甚至更沈重的政治代價。同時，西藏流亡政府在關鍵時刻為譴責中共鎮壓學生，付出了極大的外交與戰略成本。
但我們不應簡單地把藏人的抗爭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藏人有自身的政治訴求，包括民族自決和維護本民族的宗教、語言和文化，這與漢人主導的民主運動並不完全相同。銘記藏人的參與和犧牲，意味著尊重他們追求自由與尊嚴的選擇。
正如達賴喇嘛在為六四事件中學生發聲時所言：「如果我不能為他們開口，我將恥於開口談自由與民主。」這句話，不僅是一位宗教領袖的道義宣言，也應成為所有民主追求者的信仰基石。
參考文獻Sources:
1 Five Point Peace Plan
2 1987–1989 Tibetan unrest
3唐達獻：刺刀直指拉薩：八九年拉薩事件紀實
5 Biao Teng《拉薩鎮壓與北京鎮壓之間的連結》,載《八九與西藏問題》,2022年
6西藏之頁：回首西藏大學生舉行遊行三十週年
7舊文回顧：藏人為六四付出的代價
8 1989.06.05達賴喇嘛聲明1989.06.05 Statement by the Dalai La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