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低迷（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6月18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綜合報導）2025年6月，距離習近平上一輪救市政策已過去半年多，中國經濟卻未見起色。時評人多倫多方臉在其自媒體節目中指出，最新經濟數據顯示，中國正深陷通縮危機，5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為-0.1%，連續四個月為負數，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更跌至-3.3%，創22個月新低。習近平的救市政策未能扭轉經濟下行趨勢，原因何在？自媒體大V多倫多方臉近日在油管節目中深入剖析習近平救市失敗的根源，他認為，問題不僅在於領導層的決策失誤，更在於獨裁體制固有的「榨取」特性，導致中國經濟難以實現公平的再分配，進而陷入發展瓶頸。
救市政策的失敗
多倫多方臉指出，習近平自2020年中國經濟顯露頹勢以來，多次推出救市政策，試圖解決通縮問題，但均未見成效。2024年10月的救市措施，旨在刺激消費和提振經濟，卻未能改變CPI連續負增長的局面。PPI的持續下滑更顯示出工業生產的疲軟，中國經濟正面臨自2023年以來最嚴重的通縮危機。
多倫多方臉認為，習近平的救市失敗既有個人決策失誤的因素，也有體制性問題的制約。他批評習近平直到2024年10月才意識到通縮的嚴重性，錯過了更早干預的時機。然而，僅僅將問題歸咎於「愚蠢」並不全面，因為習近平身邊不乏經濟專家，政策失誤的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獨裁體制的結構性缺陷。
獨裁與民主：經濟發展的比較
多倫多方臉深入探討了獨裁與民主體制在經濟發展中的差異。他指出，當前關於民主與獨裁哪種體制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爭論並無定論。支持民主制度的證據在於，當今大多數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均為民主國家，而獨裁國家（如新加坡、沙烏地阿拉伯）多為城市型或資源型經濟，例外情況較少。然而，獨裁體制在發展初期也展現出優勢，例如韓國朴正熙時期、中國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以及臺灣蔣經國時期的經濟奇蹟，這些案例常被用來證明獨裁體制的效率。
多倫多方臉進一步分析，獨裁體制的經濟表現呈現「上限高、下限低」的特點。成功的獨裁者（如朴正熙、蔣經國）能通過集中資源創造經濟奇蹟，但失敗的獨裁者（如毛澤東、金氏家族）則將國家推向深淵。相比之下，民主體制因選民制約，難以集中資源進行大規模「榨取」，但更擅長公平分配。這種分配能力在經濟發展初期可能拖慢速度，但在進入發達國家階段後，卻成為穩定發展的關鍵。
「榨取優勢」的雙刃劍
多倫多方臉提出，獨裁體制的核心優勢在於其「榨取能力」，即通過集中力量快速調配資源，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例如，中國過去數十年的高速鐵路、港口等大型基建項目，均得益於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他以中印對比為例，指出中國在2005年至2011年間，GDP增速遠超印度，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卻落後於印度（中國平均低於GDP增速0.5個百分點，印度則高於GDP增速數倍）。這反映出中國政府的高榨取特性，雖然在早期推動了經濟增長，卻犧牲了居民的實際收入。
這種「榨取優勢」在發展初期是助力，但在中國接近發達國家門檻時，卻成為拖累。多倫多方臉解釋，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速普遍低於發展中國家（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平均GDP增速為2.18%，發展中國家為5.52%），因為後者主要依靠技術模仿，而前者需依賴創新。創新所需的長期投資和高風險，使高榨取模式的邊際效益下降。例如，投資晶元或電動車等高科技產業，可能需10年才能見效，且易受貪腐或決策失誤影響，難以複製過去基建投資的高回報。
分配不公的放大效應
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中國社會的不公平問題日益凸顯。多倫多方臉提到，近期網路熱議的「才女」現象（如董新穎、黃陽甜甜等），實質反映了公眾對裙帶關係和分配不公的不滿。他援引一篇關於中國縣城政治生態的論文，指出公職人員的子女更容易進入財政局、稅務局等優越崗位，而普通人則被分配到水利局、農業局等資源匱乏的部門。這種不公並非新現象，但過去經濟高速增長掩蓋了問題。例如，1979年至2020年，中國市級行政區從211個增至333個，縣級行政區從2137個增至2844個，公務員崗位從370萬增至800萬，新增機會為平民提供了上升空間。然而，當前經濟增速放緩，新增崗位減少，裙帶關係對存量資源的爭奪加劇，分配不公的問題被急劇放大。
多倫多方臉以習近平本人的經歷為例，指出他在33歲時（1986年）即成為廈門市副市長，顯然得益於其父習仲勳的影響。這種裙帶關係在過去因經濟高速增長而被掩蓋，但如今隨著增長放緩，公眾對不公的敏感度顯著提升，從追求增量轉向爭奪存量。
救市困境：高榨取與低分配的矛盾
多倫多方臉批評，習近平的救市政策仍未跳脫高榨取模式的窠臼。例如，面對消費不足，政府選擇發放消費補貼或設立基金救市，卻不願直接減稅或降低社保繳費比例。他以臺灣為例，指出中國企業為員工支付的社保費用遠高於臺灣，導致員工到手收入較低。若降低社保比例，消費能力可立即提升，但這會影響公務員薪資和老幹部醫療保障，動搖習近平的權力基礎。因此，儘管習近平可能意識到問題，他卻無法改變體制的榨取傾向。
更矛盾的是，中央政府財力雄厚，卻無法有效分配資源。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甚至無法支付公務員工資，轉而通過「遠洋捕撈」（跨省執法罰款）維持運轉。中央雖有能力發放補貼，卻因擔心地方濫用資金，難以將財力下放。多倫多方臉認為，這種「中央富有、地方貧困」的現象，凸顯了獨裁體制在再分配上的無能。
未來出路：從增長到公平
多倫多方臉提出，中國經濟的破局之道在於從「增長為核心」轉向「再分配為核心」。他計算，若中國能通過10年將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從40%提升至60%，即使未來GDP增速僅為3.5%，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速仍可達7.8%，接近2008年至2019年黃金時期的7.69%。這將顯著改善民眾的生活體感。然而，若繼續高榨取模式，即使GDP增速達到4%，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可能僅為2.5%至3.5%，遠低於民眾期望。
多倫多方臉強調，公平的再分配是解決當前經濟困境的關鍵，而民主制度因其選票制約，更擅長實現公平分配。雖然他並不主張民主是唯一出路，但現實中難以找到比民主更有效的再分配工具。習近平受困於獨裁體制的榨取慣性，無法實現公平分配，這注定了其救市政策的失敗。
多倫多方臉認為，中國經濟的困境源於獨裁體制的高榨取與低分配特性。過去，集中力量辦大事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但如今，隨著中國接近發達國家門檻，增長放緩與分配不公的矛盾日益凸顯。習近平的救市政策雖試圖通過補貼刺激消費，卻無法改變體制的結構性缺陷。未來，中國需從追求增量轉向優化存量分配，實現社會公平，方能走出經濟困局。然而，在當前體制下，習近平難以實現這一轉型。中國的未來，需仰賴公平再分配的改革，而這或許是民主制度的優勢所在。
